医生出走，需要勇气，但是更需要机会。
2012年8月，离开协和医院的朱岩，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医疗连锁诊所，现在，第五家即将开业。“因为有天使投资，诊所不用靠卖药赚钱，我们也做好了未来三五年内不盈利的准备。而且，医生的薪酬比较高，这叫阳光薪酬。”朱岩如是说。
在朱岩的诊所，诊费380元起步，并且严格规定，医生首诊时间必须在20分钟以上；如果患者一个星期内再来，听诊20分钟诊费100元。在这里，所有医生的诊疗费都一个价，有谁想多花钱找主治医生，对不起，不行。如今，相当多的深圳年轻人、外籍人士都愿意到朱岩的诊所看病。
如果有一天，朱岩的诊所设在北京，你愿意来就医吗？
于 莺：我这两个月都在接受外界各方面的信息，不断自我更正。我也去一些私立诊所看了下，思考自己能不能开这样一个诊所，像朱岩的诊所那种打包式的服务，服务于中等收入人群。但是我琢磨的过程中，觉得这当中会有很多困难，说不定哪天我琢磨过程中突然崩溃了，脑子没反应了，可能就去他们那里工作了。
如果我要开一个所谓的于莺诊所，诊所地点的选择，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观。为什么朱岩的卓正诊所开在深圳？首先，深圳大型公立三甲医院不多，但外来人口多，总体收入高，离香港又近。很多有钱人以前要去香港看病，后来发现卓正诊所或者其他私立诊所也能提供香港一样的服务和沟通，他们自然就没必要花时间到香港。其实就是出于时间成本和便利性考虑，让他们选择卓正诊所。但是北京的情况大不相同，北京公立三甲医院有一百多家，选择很多。要把当地人的消费观念转变过来，对我来说相当困难。毕竟传统力量是很强大的，比如淘宝推出的挂号平台，最后还不是没了。
我在微博上经常提到自由，其实自由就是双向选择的作用。我在协和医院时是没有选择性的，凡是病人我都要为他看病。有的是属于专科的病，由我来看也许不能解决什么，但是病人的确是走投无路才来急诊。急病的时候我可以看，但是慢性病急性加重时需要一个专科住院的时候却住不进去怎么办，那也去急诊，所以我就没的选择了。
要是我辞职后自己开了诊所，我就会跟患者说：你这些病其实是什么情况，我建议你下一步去找哪个专科，但是如果你信得过我，如果专科的诊断和我一样，后期疾病的处理控制过程都可以来找我，我会比专科大夫花更多心思帮你讲解整个疾病的过程，帮你调节用药，帮你监测指标，当我发现你的疾病呈现不好趋势，我会建议你再去专科医生那边继续治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概念。
朱恒鹏：坦率地讲，我不太支持于莺到诸如和睦家这样的高端医院去。首先，急诊女超人这个品牌价值很大，她过去和睦家后，和睦家不能让她继续当急诊女超人，这个品牌价值就会大大缩水。第二，作为急诊大夫，出来发展中国的全科，全科大夫形成家庭医生制度，这是中国医改的一个方向，也正好符合中央提出的“希望形成分级诊疗，首诊在社区”这一个关键目标。想让老百姓首诊在社区，社区大夫必须是老百姓相信的好大夫。卫生部门总说小病到社区，但是什么是小病呢？于莺说的小病我相信是小病，但如果是现在社区大夫说的，那我还真不大放心，这就是我们要去三甲医院的原因。
有10年临床经验的医生到了社区，能够带动社区大夫、全科大夫、家庭诊所发展起来，所以我看好卓正诊所。当然于莺大夫如果选择高端私人医院，我也祝福她，因为这样安稳、保险。只是我更支持她去做连锁的社区诊所。
盘仲莹：在和睦家医院，如果有病人或者病人家属很不礼貌地对外国医生乱喊乱叫，医生就可以拒绝给这个病人治病。因为病人不信任、不尊重医生，毕竟医疗的前提是相互信任和尊重。你都把命托给他了，但是你还辱骂他，他心里也会有嘀咕的。所以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如果病人不信任他，在诊治过程中间发生其他状况的话，他们自然也会觉得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我认为于大夫说的自由包括说“不”的自由，对院长说“不”。
结束语：
从于莺离开“体制”一事，看到了“体制”和现在时代脱节的一面。但是如果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跨度来看，今天于莺已经有足够的自由离开“体制”，未尝不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而另外一方面，对于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比如公立医疗、私立医疗包括方兴未艾的个体医疗体制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衔接和配套，齐头并进，让每一个患者拥有更多选择，这更值得我们期待。
【锋汇词典】
全科医疗：执行全科医疗的卫生服务。又称家庭医师或家庭医生，是保健管家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阳光薪酬：即阳光工资，就是将公务员以前除基本工资以外的收入（如补贴、津贴之类）都纳入到工资范畴内统一核算。
天使投资：是权益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是指富有的个人出资协助具有专门技术或独特概念的原创项目或小型初创企业，进行一次性的前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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