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对企业成长的研究

对一般企业成长的研究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讨论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必然涉及一般企业成长的研究成果，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追溯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该文中阐述了分工和市场对企业成长的影响［4］。在同一时期还有马歇尔(Marshall)、查理斯·巴贝吉(Charles Babbage)、哈维·莱本斯坦(Hleibenstein)等，他们从不同角度总结和发展了斯密的企业成长论，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用分工的规模经济利益来解释企业成长问题的发展和完善，同时他们还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认为企业的成长就是企业调整产量达到最优规模水平的过程;1911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开创性地提出创新是企业成长的动力源，强调企业创新的重要性［5］;1931年，法国经济学家吉布莱特(R.Gibrat)提出Gibrat定律，认为企业成长是一个随机过程，因为企业受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对企业成长状况进行准确预测和把握是相当困难的。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的代表，美国学者科斯(R.Coase)［6］以及威廉姆斯(Williamson)［7］则将企业成长看成企业边界扩大的过程，他们认为节约市场交易费用是企业成长的动因。1959年英国管理学教授彭罗斯(Edith.T.Penrose)发表的《企业成长理论》一书奠定了企业成长理论的基础［8］，其后，企业成长理论一直受到经济学界、管理学界的重视，从不同角度对企业成长进行了许多富有意义的研究。如:企业生命周期模式研究(Ichak Adizes，1989)［9］、企业的知识结构对企业成长影响的研究(Keld Laursen等，1999)［10］等。

国内对企业成长的研究，也有丰富的成果。国内比较早地坚持“企业是有生命的”观点的学者蒋一苇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上发表的论文《企业本位论》提出企业是一个有生命的“细胞”，而不是无生命的“砖头”。杨杜(1996)［11］是我国最早系统研究企业成长的学者之一，他基于彭罗斯的企业资源理论与成长经济理论，在《企业成长论》中建立了一个以经营资源和复合经济利益为核心的企业成长理论。张林格(1998)［12］对上述企业成长模式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三维空间企业成长模式。陈佳贵(1998)［13］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企业成长呈现生命周期特征。张玉利［14］的《小企业成长的管理障碍》、李政［15］的《企业成长的机理分析》等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企业成长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