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文化与中华文化艺术的融合

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51]中赞誉道:“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世界观上,佛教徒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爱因斯坦也曾提出:“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佛教自释迦牟尼创始以来,历经2 600余年,一直影响着东方人的物质、精神生活,几乎涉及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建筑、雕刻、音乐、美术)、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

关于佛教传入中土的时间,多认为始于汉明帝时期,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日‘西方有神,名日佛,其形长大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即印度),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52]汉明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遂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后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Chinese Buddhism)。

自传入中国以来,佛教即与中土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诞生了许多与佛教有关的大学问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如唐代高僧玄奘,大诗人谢灵运、王维、白居易、苏轼,大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范仲淹、王安石,理学家朱熹、王阳明,以及李贽、袁宏道、黄宗羲、魏源、曹雪芹,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革命家孙中山,等等。对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史第一个作系统而科学的论述者,应推梁启超,他围绕着“外来之佛教,曷为而能输入中国且为中国所大欢迎耶?输入以后,曷为能自成中国的佛教耶”^[53]这一问题对佛教在中国1000余年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剖析,梁启超关于佛教文化的论述,最早见诸他在1902年写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孙中山则称佛教:“……乃救世之仁,……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佛学大师章太炎则认为佛教理论高深,其宗旨是求智,应与哲学无异,以至于把佛教视为哲学,提出“佛法只与哲学家为同聚”的观点。

至隋唐时期,佛教思想已融入中国主流文化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步渗透到文化艺术各个方面。在绘画方面,历代著名画家大都精于佛画。如三国时吴曹不兴、晋顾恺之和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梁张僧繇于天监中为武帝所建寺院作画极多,北齐曹仲达与唐吴道子的画后世称为“曹衣出水”与“吴带当风”。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1000多年间,几十代敦煌艺术的创作大师们,分别用他们熟悉的社会生活场景,去描绘和表现佛教世界的景象和佛教人物和事迹,以及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的善男信女们礼佛参拜的情况。在雕塑造像方面,有东汉的也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种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浇铸等造像艺术,形式多样,气魄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风格。在建筑方面,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大批佛寺、佛塔、石窟等佛教建筑被兴建起来。这些外来建筑类型一经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建筑形式。如敦煌石窟,便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佛教建筑。在音乐方面,相传陈思王曹植依据《太子瑞应本起经》的内容编撰唱词填入曲调,而后流传于各地。因其曲调产生于鱼山,便称为“鱼山梵呗”,以后龟兹等地舞乐传入内地,逐渐形成了汉地特有的佛教音乐传统。在文学方面,佛教与文学作为精神文化现象自产生以来即密切相关的内容。皆悉委源心体性灵,接趾现实人生,可谓表花异簇,托体同根。除却佛家道诗在中国古代诗坛的出现和发展不谈,查阅古籍,在唐诗宋词中也存在大量的逃禅、遁空、悟道、隐逸词等与佛教信仰密切相关的内容。唐朝诗人杜牧所写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其刻画的画面来看,佛教在当时的兴盛之态,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