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结构性减税

网易财经:2010年GDP增长10%，财税增长21%，财税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的15%提高到了去年的21%，你怎么看财税增长比GDP高的现象?

贾康:通观整个历史过程你会发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如果按现在的口径看，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应该是在30%以上，从那个高位一路下滑，落到最低点是1995年的10.3%，以后又掉头向上，现在上升到20%左右。从几十年的时间段来看，这是恢复性的增长，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印证了改革开放的前半段放水养鱼、放权让利、培养财源这样一个大趋向是正确的，培养财源到了一定的转换点之后，具体的表现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市场经济目标明确了，财税体制的分税分级框架构成了，以后的经济运行越来越正常和有效益，放水养鱼就进入了收获期，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就出现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恢复性增长。

另外还要具体分析一下，财政收入和GDP相比明显高了，甚至有的年度高一倍以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偏差?具体分析下来，我们认为还没有很明显的、重大的偏差。

要把所有的相关因素放在一起分析，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财税收入每年要比GDP明显高一块;另外非税收入这些年也明显增长，也比GDP增长幅度要高。

网易财经:您认为税收负担的最高点应该是多少?

贾康:按国际经验来说，如我们接近了发展中国家宏观税负的中等水平，就应该大体稳定下来，也不宜提得太高。如果这样看，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平均水平是按全口径测算，财政收入，或者叫政府收入，和GDP相比应该不超过35%，我们现在大体是在30%出头。

网易财经:减税这一块，您认为我国还有多少减税空间?

贾康:减税的空间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十二五”期间，第一个大的减税空间就是我们的增值税扩围改革。前些年已经做了所得税的两法合一和增值税转型，之后，要进一步推动增值税的扩围，就是要把增值税用来替代、置换交通运输、建筑安装、第三产业服务业现在实行的营业税。营业税的弊病是形成比较多的重复征收，如果用增值税来替代它，就可以减少重复征收因素，使服务业的实际税负下调，这是“十二五”时期结构性减税很重要的方面。其好处，就是可以适应现在我们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换代的需要。

另外一个结构性减税事项，就是对于小企业已经推出的优惠减税措施应当继续推行，而且要想方设法进一步运用。对一些草根创业活动、小企业发展，应该更多地体现税收的优惠和支持。还有就是对于科技创新。企业的研发投入，怎么样更实在地得到所得税抵免等等税收优惠，怎么样鼓励企业更有积极性来创新、升级换代，共同形成一个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局面，对于全局来说是一个长远意义非常明显的激励导向。

还有就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怎么减少低端税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昨天我注意到，温家宝总理明确说，马上要研讨提高起征点——官方所说的费用扣除额。我们看，随着物价上升，做动态调整肯定是必要的，但是在这里面如果要考虑更全一点，提高起征点的同时，有没有可能把九级超额累进的工薪收入所得税的制度优化一下，是不是可以缩到六级左右。把低端的税负调低，高端的税负让它适当增加。今后怎么把综合的因素加进来，估计也是一个渐进过程，很难说一步就一定能取得多大的成效，很可能是多步渐进地调整优化。

这些之外，可能还有增税减税合在一起的举措。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在环境税这方面，一方面要考虑是不是推出针对化学燃料消耗的碳税。如果能够推出碳税，多排放的企业就增加了一个税收负担，促使它们努力低碳化，但同时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在碳税改革中，保持宏观税负不变的原则，这边多征一些碳税收入，那一边在法人所得税，就是企业所得税方面，应该相应调减一些，这样的话，结构性增税和结构性减税并举，好处就是所谓谋求双重红利，通过税收杠杆，一方面逼着排放严重的企业，自己努力减排治污，这是一重红利。另外一重红利，是企业普遍得到了一个所得税降低的好处，鼓励他们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这是双重红利。具体税负有升有降，这也是“十二五”期间应该提到的事。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认为“十二五”期间还有费改税性质的社会保障缴费改为社会保障税。随着我国养老社会保障统筹层级的提高，基本养老有必要走到全社会统筹，随着这个过程，社会保障的缴费应该调整为规范的缴税。社会保障税改革，本质上是费改税，不是增加税负，而是使税收的征收成本更低，它的运行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低成本、高效率，在全社会形成基本社会保障、基本的养老蓄水池，形成全社会最规范的、按照法律框架来征收的这样一个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