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国家文化维度

8.22　领导的国家文化维度

另一个影响领导风格选择的一个主要变量是国家的文化。例如，麦格雷戈得出结论认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与“追随者们”的态度和需要一起共同影响领导关系。坦纳巴姆和施米特把领导人自己的价值观体系认为是影响他们所选择的领导风格的一种因素。他们还强调下属们的——或者非管理者成员们的——要求独立和容忍模棱两可的需要是与选择领导风格相关的变量。这些因素因为发生领导关系的文化内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使领导人的行为成为陈规

我们必须警惕领导人们或者下属们的行为的陈规化，许多神话看起来围绕着这些概念产生:“有条理的”德国工人、“散漫的”意大利工人，甚至“阻碍性的”英国工人。然而，有理由相信事实上存在着国家文化上的不同，这与一种对领导的理解相联系。在第2章中早已提到霍夫斯蒂德的著作。一种区分团体、力量间隔的维度被认为会影响下属们接受不公平的程度，而它又反过来影响领导人运用权力的范围。

这样人们也许会希望一种更为专制的领导风格成为在法国、西班牙、中国香港和伊朗等形形色色的国家和地区的组织机构的特征，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显示了一种高水平的权力间距。对比而言，被认为是低权力间距社会的国家包括英国、意大利、荷兰、斯堪的纳维亚以及美国。考虑到这个团体所包含的最后一个国家，这么多的美国学者鼓吹采取参与型的领导风格，也许就不那么令人惊奇了。

文化是领导的偶然因素？

我们早就界定了偶然性方法对于理解领导的重要性，那就是相对类型和模式的领导在不同的情况下也许会是更适合的或更不适合的。科睿特纳提出了一个模型，它把国家的文化作为评价合适的领导风格的一个重要的偶然性变量。这个框架建立在豪斯、豪斯和德斯勒提出的路径—目标模式（本章前面部分曾讨论过）的基础上。科睿特纳采取了豪斯对下列的四种领导风格的界定，并指出他们在特定的社会中也许在文化层面上会相对更容易被接受:

■指引型；

■支持型；

■参与型；

■以成就为导向型。

这个模型所提到的有些要点是很有用的，应当强调的是，科睿特纳想让这个模型成为全世界的管理者们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一般性准则。参与型领导，它包含与工人们进行协商并考虑他们的观点，被认为是可以在各种文化语境中被充分适用和为人所乐见的。处在豪夫斯蒂德所界定的显示了“低权力间距”的国家如美国中的雇员们，也许会有对等级制度和上级的较少的固有的尊重；这些文化中的尊重是与实际成就相联系的，那么一种指引型的领导风格在这些国家中不被推荐也就不奇怪了。一些国家或者地区，如中国香港，也许也有一种混合的足够充分的文化或者足够讲求实效，因而能够全部容忍这四种类型。

不管一个管理者个人偏好的领导风格是什么，他们会被这个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框架所限制。举例来说，在德国，一个广泛的共同决定的系统在这样的情形下才会运转:管理者们被要求与雇员代表进行不同程度的协商和共同决策。这样的国家的制度上的框架将会明显地并更加根本地影响领导和管理类型，并且记录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科睿特纳指出一种指引型的领导风格不适用于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