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是深入民间,与民对话的原动力

三、民本思想是深入民间,与民对话的原动力

学习了巽卦和兑卦的卦辞、爻辞与相应的彖辞和象辞,我们可以发现易传作者在诠释《易经》过程中,致力于提升执政者民本思想水平的努力。执政者治国理念如果没有任何以民为本的思想作为基础,那就谈不上需要深入民间,听取人民的意见,谦虚地与人民交谈,把“君命”化作人民的行动,什么事情都能亨通。原来的《易经》经文(卦辞和爻辞)所表达的只限于治国方法的层面之上,即只限于如何完成朝廷的使命,如何向人民宣传(说)所要推行的法令。而易传作者则把以谦逊态度去向人民做宣传(说)的工作提高到“顺乎天而应于人”的高度,这等于告诉统治者,你们千万不可以把谦逊当作强迫人民接受统治者意志的手段,你们的意志要成为法令往下贯彻,一定要合乎自然规律(天),一定要适合于人民的意愿,“顺天应人”这项主张充分体现了易传作者的民本思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思想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觉悟,两千多年过去,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更不应抛弃掉“以民为本”的思想。

古代社会流传下来的优秀思想,并不能证明古人都已经做到了。我们作为继承者,却不可以借口古人并没有做到我们也可以不做到。就以“民本思想”为例,我可以大胆地设想,没有一个朝代的皇帝、大臣、贵族能够真正做到,但是也不排除有个别皇帝做得比较好的。我们读过《贞观政要》,唐太宗可以算一个吧!还有谁呢?我们需要好好找一找。

重要的并不是从历史上找出几个皇帝做标兵,让我们现代人去跟着学,这是没有多大意思的事。借鉴固然有作用,但更为重要的,还是深刻反思我们在民本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做得怎么样,是否存在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它。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自从它诞生之时起,经过了幼年、青年和成年的二十八年间,在树立“以民为本”的观点、为人民服务、为解放中国人民事业而献身、当好人民的公仆的实践方面有着十分深厚的根基,在理论上也有优异的表现。如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为纪念张思德所写的《为人民服务》等,都表现出一心为民的谦虚和诚意。毛泽东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是毛泽东1944年9月8日在延安为纪念三天前因公牺牲的中央警卫团的张思德所说的话。话说得多么好啊!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上自毛泽东,下至每一个战士,绝大多数都怀抱着这种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公仆的情怀和志向参加革命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以其极端的谦虚和诚意赢得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尽管它的军队武器装备没有敌人的精良,却能以“仁义之师”的压倒优势打败国民党的军队,取得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这与中国共产党天天生活于人民之中、深知人民的疾苦有着密切关系。中共的施政理念、建设新中国的远景,像温暖的春风,徐徐地唤醒中国人民要振兴中华的自觉。所以,在建国之初的50年代前半段,情况令人振奋,全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艰苦奋斗,节衣缩食,取得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的胜利。党群关系还算是正常的。

中共党员由1945年的一百二十一万发展到现在的七八千万,其中难免良莠不齐,混进个别投机分子。这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却做着伤天害理、损毁共产党员光荣称号的贪污腐化的勾当。人数比例虽然只是极少数,但其危害性极大。真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对绝大多数优秀的共产党员、各民主党派成员以及广大干部而言,仍应继承我们共产党的优秀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公仆而不是当官做老爷。只有对绝大多数优秀干部进行民本思想的教育,他们才会自觉地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对待人民,对待来自人民的声音,对待人民翻身得解放的事业。他们才能真正做到深入民间、拜群众为师,做群众的小学生、替人民服好务。

民本思想绝非一个抽象的口号,看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要通过许多具体的事物来验证:各行各业的人民是否能安居乐业?衣、食、住、行是否都有着落?农民是否有田种?工人是否有工做?知识分子是否有事做?老年人的赡养是否有问题?婴幼儿的抚养是否有问题?青年人的婚恋是否有问题?民众的贫富分化状况如何?贫者、富者各占多大比例?贫者为什么贫,富者因何而富?人民居住的环境怎样?环境是否受到污染?污染的源头在哪里?等等,有关人民的生、老、病、死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罗列起来,何止千万。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和政府对以上的种种问题都需要深入民间,进行实地的考察和调查,才能掌握到翔实可靠的感性资料,然后才可能据之制定适当的政策和法令。“重巽占命,先入后说”的现代版,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