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下利益的宏观调控

三、论上下利益的宏观调控

损、益两卦在立卦的用意上说,主要是给当政者(上者)立下一个行为的规矩。同时,也是为在下者(公、卿、大夫、士以至于庶民百姓,凡有上者均属在下者)立的一种行为规矩。不论在上或在下者,在他们的行为规范中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有孚、有俭、有度和与时偕行。

殷、周时期的国家无论从国家的规模、架构或制度方面,均无法与今天的中国相比。但是它为国事活动的开展而安排的调控上下利益的制度性思想原则(即损下益上与损上益下的最优原则),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第一,有孚、有俭和有度。不论是“损下益上”或是“损上益下”,都要遵守有孚、有俭、有度的原则。所谓损下益上,就是庶民百姓有向国家缴纳税赋的义务,“上”是指以国君为首的一整套国家机器,它需要处于“下”层的庶民百姓缴纳一小部分劳动果实来养活一批官员,才能有效地运转整套国家机器的管理功能。没有“损下益上”在先,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损上益下”。什么是国家的财力?用《易经》的语言来说,就是“损下”的总和,每个公民的纳税义务负担感觉很轻,而“益上”的总和很大,这是最理想的一种国家财政状况。国家有充足的财力,可以从事有利于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水利、交通、文化、国防等方面的建设。国家的上下关系处于这样一种良性循环,这个国家一定会兴旺发达。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那就是只知道“损下益上”,而忘记了“损上益下”,上下关系处于恶性循环,这样的国家就会处于凶险的境地。

所以,我们从损卦的卦辞里,首先看到的就是“有孚”两字,有孚就是有诚信,上下双方都要有诚信。诚信是一种精神支柱,是人际之间的相互权利和义务的承诺。孔子说过:“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说明诚信比“足食”、“足兵”更能支持国家的兴盛和社会的发展。孔子的“无信不立”说很可能来源于《周易》。在《周易》诸卦中,“有孚”一词的出现频率是很高的,几乎是处处可见。而在损卦里“有孚”要落实于取之“有度”、用之“有俭”。根据彖辞的解释,“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损而有孚,即取之有道、取之有定率的意思。孟子认为夏代的贡法、殷商的助法和周代的彻法都是十一之税,是比较适度的(《孟子·滕文公上》)。有人主张大于十一之税,孟子斥之为偷鸡贼(《滕文公下》);而有人主张减轻税负至二十之一,孟子则斥之为“貉之道”(《告子下》)。孟子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后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尽心下》)孟子有关税赋的认识,可以作为理解“损下益上”之道、取之有度的一种主张。

要真正做到取之有度,必须要做到用之有俭。卦辞里就明确说“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殷周时期盛行祭祀,祭天神、祭祖宗重在内心的敬意,而不在祭品的铺张浪费,因为祭祀乃国家大事,而二簋可用享,表明要厉行节用之意。

第二,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益两卦的总原则是有孚、有俭、有度,但究竟损多少、益多少,还是有较大的灵活性。这可从该两卦的彖辞都出现“与时偕行”中看到。即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实际情况来增减损之或益之的幅度,也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与时俱进”(退)的意思。这虽是易传作者的诠释之词,但它还是准确表达出两卦爻辞里所含灵活变通的鲜明观点。如损卦初九,就有很大的灵活性:农事已经完满的人应该赶快前往,反之,那些还没完事的人就可以不必速往,而且还可以“酌损之”。如损卦九二可以不损,反而益之。如损卦六五如果,“十朋之龟”(神灵的化身)不让损之,甚至要益之,那么也应加以变通照办。益卦六二爻辞与损卦六三相同,说明当损上以益下的情况,如果“十朋之龟”不让损上,亦应不违背神灵的显示,改为益上。总之,损益盈虚一定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当然应该是在有孚、有俭、有度的范围之内。

第三,惩忿窒欲,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这三句话是易传作者根据损、益两卦的卦意,对从事国事管理的君子提出的品质要求。确实,损、益两卦所涉及的是国家的经济生活。“损下益上”事关国家财政税赋工作,而“损上益下”则事关资源配置、投资建设、发展生产以及社会福利、赈灾救济等经济活动。绝不允许主事者怀抱私心、贪欲,从中捞取好处。一旦发现,有利用职权,中饱私囊、钻损益盈虚之间的空子,必须对其严惩,并制止其贪欲无限膨胀,使各级官员都能自觉做到“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才能造就欣欣向荣的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