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两方的困窘财政

一、南北两方的困窘财政

辛亥革命前夕，清朝财政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武昌起义爆发前数年，每年赤字都在2000万～7000万两之间。^[85]平均赤字额超过同时年均岁入的1/3，财政困窘的深度于此可见。还须指出一点，武昌起义一爆发，列强借口中国关税在此之前充作多项借款等的担保，悍然宣称：这笔税入“确系各国债券所有人的财产” ，^[86]予以扣留。关税一项在当时财政收入中是仅次于田赋的大宗收入；^[87]一旦被列强劫持，对南北两方困窘的财政，尤其对南方的财政^[88]更是雪上加霜。

先述北方实况。

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日益增多的独立各省，先后不再解交“京饷” ；依然接受其统治的一些省份，则趁机各为各自地方谋，多以筹办戒严、设防为借口，截留例解中央的税收。少数照常征解的，也鲜有解足的。与此同时，清廷力谋作垂亡前的挣扎，决心大动干戈，抵制革命，应需饷械，用款浩繁。在收入剧减，支出激增的交迫中，户部向清廷奏报警讯：财政“势将不支” 。^[89]这未始不是实情，但也需指出一点，清王室在268年的统治中。毕竟积累了难以估计的巨额财富。财政在一定意义上虽属难以为支，远不意味着便库空如洗。辛亥革命爆发前的数十年间，中国历经外患内祸，如支应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等侵略战争的军费以及其他紧急需要，为数甚巨，而“内帑”从来没有触动过。这时，清室作出了非常之举，抬出“三十三箱黄金” 。^[90]据估计，这些黄金折合银约300万两，交给度支部变卖了1/3，转交陆军部供作购买枪械、军火和支付兵饷的国用。当年知情者认定：这些黄金在慈禧太后“所遗留下来的财产”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重” 。^⑦从这一点看，清朝财政又可以说是犹似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南方则完全不同。一方面是库存空虚，它从清朝地方政府金库中接收的，几乎是一文不名；而另一方面税收又几陷于断绝。最简捷易集的关税既被列强所劫持，其他税项匆促之间又难以征集。独立各省掌握实权的都督，在财政上除了个别的以外，不但不支持于临时政府，反而频频索取饷项。临时政府事先注意到财政问题，设想发行内国公债来缓解，据此，在其成立的当月，即经临时参议院通过，向公众发行民国元年军需8厘公债1亿元。可是，债票发行需要一定时间，事实上又未能如预期，承购者寥寥无几。南京临时政府为保障军政大事的运作，决定举借外债，实在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响应武昌起义的一些省份，继宣布独立于清王朝的统治，先后组成以省（或地方）为名的军政府。一般说来，它们都能从原清地方政府的藩库和银钱局等库存中，多少不等地接收到一些库款。但遗存的库帑，无论多少，都只能是一次性的。在大动荡的岁月里，赋税中如田赋、钱漕以及厘金等，由于种种原因，或需作出一些“豁免” ，或因税源壅塞，征取减少，而需支出的经费能够减省的往往有限。这样，财政拮据也成为地方军政府的普遍现象。

总之，辛亥鼎革之际，中国的南方和北方财政承袭清末的困窘之余，又横遭列强的控扼，都处于竭蹶难堪的境地；就南北两方而言，南方又甚于北方，再就南方一方而言，中央又甚于地方。双方都只有一条出路，举借外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