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任命为重庆市市长，入城接管

★被任命为重庆市市长，入城接管

1949年11月30日凌晨，重庆人民将自己绣制的一面五星红旗，插在市中心抗战胜利纪功碑顶端，迎来了重庆新生的曙光。从此光明扫除了黑暗，重庆人民站起来了。

重庆是西南区（川滇黔康藏）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全市面积309.1平方公里，东西长100余里，南北宽30余里，居住人口120万人。一方面它有繁盛的商业区与较为集中的工厂区，有学校集中的文化区和分散的农村，市幅之大，占全国第三位；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下，它已成为蒋介石发动卖国内战的重要基地和在大陆上负隅顽抗的最后巢穴，各地反动势力随着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解放，最后都逃聚到这里，寄生在旧社会机体上的一切腐败现象，在这里应有尽有。因此，在推翻蒋家王朝的黑暗统治后，如何把山城重庆顺利地接管过来，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社会改革、建立一个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扫除障碍，这成为当时我党我军的首要任务。

为了接好、管好重庆，把旧的政权机构转移到人民手中，刘、邓首长和二野前委高瞻远瞩，进军过程之中就为接管重庆做了大量的充分的准备。

首先，为接管重庆配备了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在南京拟订进军大西南的战略部署时，刘、邓就安排好了重庆市接管的领导班子。决定由二野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任重庆市军管会主任，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任副主任兼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和重庆市市长，专管军管会工作；五兵团副政委张霖之任市委书记，主管党务和群众工作；曹荻秋任市委书记，主管政府工作。在我军占领沪、杭以后，二野前委即着手筹组西南服务团，由曹荻秋任团长，以华东支前司令部和各个办事处的干部为骨干，加上在沪、宁等地干部队伍，随军挺进西南。部队进军到湖南常德后，在休整中对入城接管队伍进行配套，共抽调2470名干部作为接管重庆的骨干力量。这些干部主要来自中共中央华东局、二野三兵团和二野后勤系统、西南服务团、川干队和川东地下党。

其次，狠抓了接管干部的思想动员工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就规定了新解放区和城市接管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具体政策。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中央军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约法八章》，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强调了党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为社会改造、建立新秩序、建设新城市而斗争的方针。遵照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常德期间，利用部队休整，二野前委专门召开了接管干部会议。刘伯承、邓小平分别在会上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情况和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批评了关门主义。刘伯承司令员特别讲了京剧《北京四十天》的情节，讲到罗虎犯军纪，诱逼费贞娥，被费刺杀时，刘司令员说：“应该让演罗虎的在台上多板几下，使大家知道一点利害”。张霖之也做了《关于接管城市的报告》，他充分地估计了接管重庆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介绍了重庆的敌情、社情，部署了接管的主要工作步骤，并根据刘、邓传达的精神，对接管后的物资处理和统计、旧人员的处理等接管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做了详细的政策规定。会议还请参加过接管上海、南京的同志介绍经验，使广大干部从思想到行动逐步适应了由战斗队变为工作队这一重大转变，为即将开展的接管工作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此外，川东及重庆地下党组织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和上级党组织的部署，通过统战工作、护厂护校斗争等，减少了敌人在重庆的军事抵抗，保护了市区、厂矿和各种市政主要设施，为配合接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1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市区举行了入城仪式，受到市民热情洋溢的夹道欢迎。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管会、中共重庆市委的一部分主要领导干部19人进入重庆，即日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重庆市军管会正式成立并开始接管。

军管会主任虽然是张际春，但实际上由陈锡联主管。到重庆后，陈锡联就进入紧张的工作中。

首先制订了接管重庆的方针：一是自上而下地按系统对旧机构及其主管人员进行接收；二是大力发动工人、职员群众参加接管；三是保持完整，避免破坏与损失；四是将接收和管理结合起来。其次在接管方法上，各接管部门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重点接收上，首先接收行政与军事系统及重要的物资；在企业方面，首先接收公营企业，接收或管理公用事业。多数单位是先接后管，一些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单位，如公用、交通、卫生、农村水利、救济等单位，则采取边接边管或未接先管的形式。

为了做到按系统有秩序的接管，将应该接管的工作分为政务、军事、财经、交通、后勤、文教、公安等七大系统，分别组成六个接管委员会和一个公安部，统一接管原国民党中央机构与省市机构，包括一切国家机构、战争机构、厂矿、企事业、机关学校及所属单位的物资财产、档案材料和全部人员。北碚划归重庆后，12月12日又另设北碚军管分会，专门负责北碚的接管工作。

12月5日，陈锡联领导的市军管会开始向原国民政府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机构派出军代表，分别与山城各界人民接触，阐明接管方针，宣讲《接管约法八章》。

9日，市军管会在曙楼大礼堂召开工人代表座谈会，陈锡联和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同志都亲自参加会议，刘伯承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针对解放后一些工人要求发给“解放金”、要求“消灭资本家”等一些过“左”的要求，他耐心细致地阐明了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政策和策略，指出：“我们工人阶级有近的利益，更有远的利益，虽然我们今天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但经济上仍然没有解放，要是我们放弃统一战线，我们便陷于孤立了。”他还就处理劳资关系、建立工农联盟、进行工资改革等阐明了党的政策。刘伯承的讲话不胫而走，在山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2日至18日，在陈锡联的具体领导下，军管会、市委、市政府又分别召开了学生代表、妇女代表、文教界代表、工商界代表等四个座谈会，讲解政策，安定人心，广泛发动山城人民协助接管。军管会各接管委员会主任及派到各接管单位的军事代表，还分别与有关部门的原负责人、旧人员见面，并召集员工大会，使党的政策和接管方针直接与群众见面。同时，采取负责的态度，对接收的大小374个单位的旧员工进行了妥善安排。

通过以上措施，使全市各界人士很快安定下来，工人和职员选举自己的代表，组织起交接小组、清点委员会，协助接管、清点物资器材，恢复和维护生产，从而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了统一领导，集中一切力量搞好接管，重庆在接管期间，一切权力归军管会，党的领导通过军管会来实现，一切命令均由军管会发出，各项行政事务工作亦由军管会负责执行。随着接管工作的进展，重庆市政府的职能部门逐渐建立。1月23日，重庆市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宣告全市的整个接管工作胜利结束，重庆市进入了民主建政的新阶段。

从重庆解放到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整个山城的接管工作仅用了50多天，这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为世人称颂。全市共接收了机关、工厂、银行、仓库、公共场所与公共工程等大小单位（不包括学校）374个，接收员工10万余人。接收的主要物资计有“黄金10972两、白银33.4万两、银元14.869万元、银元券518.2738万元、美钞5.0218万元、大米7.155万石、稻谷1.5561万石、食盐9.5758万担、食糖2万斤、煤20.784万斤、各种汽车1883辆、机械设备2385部、飞机30架、轮船20艘、房屋16538间”。

在这期间，陈锡联和重庆市军管会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直接领导下，广泛联系群众，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代表人民摧毁了反动政权的基础，将原来国民党反动派用以压迫和抢劫人民的反动军政机构和官僚资本机构等，全部接收过来，改为人民和国家所有。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使重庆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开始了崭新的人民民主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