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的比较

7.3.1　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策略:中印的比较

近年来，凭借国际市场对服务外包的广泛需求和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业务量不断增加。中国软件与IT外包产业规模紧随印度，2005年第二季度，中国软件外包市场规模达到20.5亿元，而且中国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空间，但由于我们启动较晚，所以与印度差距较大。根据麦肯锡环球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显示，中国IT服务一年的收入还不到印度的一半，且市场零碎。

中国在日本、韩国这些地区的软件外包市场上具有优势，在欧美市场，中国企业所占份额很少，而欧美软件外包利润率普遍高于日本。2005年以前，中国的软件外包85%对日出口，10%左右出口到欧美，5%左右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国内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地区集中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大连、深圳等城市。北京成为国内集中跨国公司研发中心最多的城市。上海浦东汇集了69家外资金融机构、91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26家经过上海市政府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这些城市成为软件出口的高速增长区域，尽管出口占产业总量不足10%的份额，但在出口额和发展速度方面已经相当于印度1995～1996年水平。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和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许多跨国公司将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2000～2002年，惠普公司在中国的采购外包订单超过100亿美元，思科公司每年交给中国企业的外包业务有30亿美元。2003年，诺基亚将日本本土客户服务外包给中国的呼叫中心运营商。2003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国际项目外包商务发展年会预测，中国有望在2007～2010年成为国际项目外包三大基地之一。

从总体发展水平看，中国服务外包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业务主要集中于日本及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机构，在欧美市场上还有待突破。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通过积极地承接制造业外包，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提高了国际竞争力，甚至被称为“世界制造中心”。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外包从制造环节扩展到服务环节。与制造业相比，现代服务业属于无烟工业，没有污染资源消耗少，而且可以安置大量就业人口。据IBM调查数据显示:与制造业的来料加工比，来料加工的国内增值部分，只占总规模的2%～3%，最高的不会超过5%，而目前国际服务外包中最大的一类——软件与IT外包产业的国内增值几乎是100%。也就是说，1美元的软件或IT外包出口，相当于制造业20美元的来料加工出口。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服务业市场更加开放，外资涌入并根据企业的价值链管理理念进行服务外包，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着新的机遇。下面将对中国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方面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

(1)中国服务外包人力资源的现状及与印度的对比。

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源是否具有竞争优势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人力资源是人口数量与质量的统一，是潜在人力与现实人力的统一。人不仅具有能动性、生产性、创造性，而且还是科技知识的载体。人力资源的素质包括思想素质、文化素质、科学素质、创新素质、技能素质等。丰富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对企业来说，人力资源的素质高低决定产品质量、服务、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及投入与产出的比例。

中国人力资本水平低与人力资本使用效率低并存。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下水平。近几年还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现象，2003年的大学生就业率为70%。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企业需求，企业必须投入精力搞再培训才能得到适用的人才，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负担。也就是说: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高等教育与人才市场的需求存在着严重的错位、脱节。麦肯锡环球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中国工程师总量将近159万，其中国际上公认的直接可以拿来就用的人才是15.9万，比率是10∶1。主要原因是:英语能力有限、缺乏实际能力和才干。印度工程师总量将近52.8万人，其中国际上公认的直接可以拿来就用的人才是13.2万人，比率是4∶1。情况比我们好得多，其他专业人才的可用性也普遍高于中国。

印度在软件外包这方面相当突出，那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印度是怎样培养这方面人才的。印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投入巨资搞教育，仿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在全国建立了6所理工学院。经过多年培育印度已拥有许多享有盛誉的技术大学。每年培养出7.5万名IT专业毕业生和200万英语毕业生。而且印度在全国2500余所中学开设电脑课，400余所大专院校开设了计算机及电脑软件专业。每年通过培训获得微软认证的印度工程师就有10万人。此外，印度每年还对25万人提供信息技术培训。采用多种办学方式培养了不同层次的软件人员，从而形成了从尖端科技研发到基础实用技术的梯形结构的人才队伍，为其软件业迅猛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中国2003年普通高校培养的计算机软件专业人才14万。用麦肯锡环球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比例来匡算:中国高校每年提供适用的软件人才1.4万人左右;印度高校每年提供适用的软件人才1.9万人左右。数量上印度高校多于中国高校30%左右，差距不算太大。但是，印度还有很多软件专业技术学校提供更多的软件人才。而且从质量上看:印度软件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受到软件公司的青睐。

上面是从中印每年的人才增量方面做对比，那么从人才的存量上看情况如何呢? 2004年3月，在印度IT和ITES产业中就业的专业人员约为81.35万人，其中，软件及服务业出口部门有26万人，ITES－BPO部门24.55万人，国内软件市场2.8万人，客户服务部门28万人。2003年印度软件工程师的数量接近25万人，是中国的6倍。据中国信息产业部统计，2004年中国软件产业从业人员70万人。尽管人数庞大，但人才结构不合理，呈“橄榄形”:严重缺乏软件高端人才，包括系统分析师、项目管理、外包项目接单、软件测试人才等;软件低端人才，如软件编码工人也较为短缺。

另外，印度的人才中介机构的成功运行使印度庞大的科技人才队伍形成了合理、有序、高效的流动。印度大力开展国际合作，使人才优势进一步扩大。印度的INFOSYS公司与微软合作，创立了新公司。微软可利用印度的人才为自己工作，而印度则获得了微软尖端的网络科技。印度具有英语优势，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受过教育的印度人都会讲英语。中国在开展外包业务时，在对外交流、获取信息、英文软件开发等方面与印度相比处于劣势。

对策显而易见，尽快调整人才培养的理念、调节教育资源的配置、完善人才培养制度、催生一批专业化的中介机构，成为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追赶印度的前提。因为充沛的人力资源直接影响着国际服务外包的承接能力和竞争力。培养服务外包人才的理念应该是标准化、高效率、强针对性。

首先是标准化。所培养的人才最终一定要达到国际公认的水平，人才质量与国际标准接轨。一方面，适应现代企业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高效、低成本选拔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为人才的流动提供便利，人才是技术、知识、经验的载体，人才的流动可以带动技术的交流、知识的更新、经验的传播和积累，从而促进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其次是高效率。目前服务外包人力资源已经产生缺口，同时市场需求又在扩大，市场的格局尚在形成阶段。如果能抓紧时间高效率地培养出一批金字塔中下层的人员，对于我们占领市场会起到支撑作用。中国目前“知识失业”问题突出，许多大学生和硕士生正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知识失业人群具有接受知识能力较强，但所学知识不适应社会需要的特点。如果将知识失业人群通过短期的培训转变为可以参与承接国际服务活动的人才，将会得到一举多得的功效:其一，缓解中国目前的就业压力;其二，短期内为国际外包服务行业提供一支生力军;其三，培训业又获得了一大块市场;其四，人尽其才，如果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能充分发挥自身能力，无疑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最后是针对性。本书前面已经提过中国过去人才培养存在着与实际的企业用人需求脱节的问题。中国在拓展服务外包业务时，需要依托针对性强的职业教育，培育大批具有很强应用能力的实用型人才。值得推广的是政府、企业、学校合作办学的模式。企业的参与保证了人才培训的针对性、学校提供培训的专业性、政府具有导向性。

(2)中印企业对比。

从企业规模来看，目前中国大多数IT企业，仍普遍处在作坊式的经营阶段，尚未形成大规模。中国的软件企业数量是印度的10倍，但是平均人数只有印度的1%，大多数软件企业在100人之内，1000人以上的企业在20家左右。企业承接业务的规模、水平都会因此受限，截至2003年底，中国没有一家服务外包企业出口超过1亿美元，印度仅排名前三位的服务外包企业出口额就超过2003年中国服务外包出口总额。另外，由于整个行业在为用户提供外包服务的种类、方式、价格、水平及违约方的责任追究方面缺乏合理的行业规范，再加上国内还没有相关的政策依据，极大地限制了IT外包服务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和发展。目前中国企业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研发中心转包来获取欧美订单。近一两年，在国内与跨国公司合作了较长时间的一些企业，已经具备了直接进入欧美市场的能力。其中极少数企业，在欧美市场快速发展。面对欧美市场的基于IT的服务和业务流程外包，已经起步。但多数企业还不适应国际市场，我们与印度还有不小的差距。整体实力的差距导致企业只能处于较低端的市场，这意味着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统计资料显示:国内企业的利润率仅为7.42%，而印度公司的利润率则可以达到22.93%，是中国的3倍多。

印度的软件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软件公司开发的软件质量高，而高质量产品的背后是高质量的企业。全球软件公司中能够获得CMM最高级别第5级认证的只有7%左右，到2003年已有的52家CMM5级企业中，印度占了42家，中国则只有5家，通过的中国企业也不过50家。印度“软件服务公司国家联盟”规定，凡拥有10名职员以上的软件公司必须达到ISO9001认证。印度各软件开发企业都按照美国卡内基——梅隆软件工程学会的标准要求自己。印度软件产业因此受到全球用户的好评，全球500强中有200余家企业在印度有外包项目，而印度的雄心，是拓展另外300家的服务外包业务。

为什么中国企业与印度同行之间会存在较大的差距呢?这主要是供求双方互动的结果。印度服务业从发展之初就是出口导向型，面对的是对服务水准要求相当高的欧美市场。印度企业只有具备提供高水准服务的能力才能生存。通过十几年的发展，印度已具有一批能够把握欧美在零售业、金融保险业、电信服务业等领域的运行模式的专业人才，对西方企业的业务流程也有深入了解。中国服务外包，特别是软件产业，一直局限于国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当期利益看得比较重，对于寻求国际化合作欲求不强。

从需求特征来看，中国的服务外包需求比较零散，目前还没有形成大规模、具有国际水准的需求。这一方面造成了中国提供服务外包企业的规模小;另一方面造成企业长期面对固定客户，领域狭窄，很难从中学到技术，不具备适应复杂客户的能力。中国多数企业的专长仅限于技术，有能力向用户提供行业经验咨询的极少，不具备通晓国际商业惯例的人才及跨国外包经验。由于中国各个行业企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与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发展水平还存在不小的差距，造成本土企业对服务业整体需求水平与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的需求水平的差距。供求本身又是一种互动的关系，需求的水平低必然造成供给水平低，供给能力的有限反过来又影响需求，不利于刺激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产生竞争优势。

因此，只有尽快开放国内市场，缩小与国际上的差距，才能使中国服务外包业健康发展，形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回顾中国各个产业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各个产业的发展都是受到了开放和国际化的支撑。只有充分地开放，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引入外部的竞争压力、游戏规则，从更深的层次激发行业和企业没有被释放出来的能量，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质的飞跃，实现产业规模的扩大和产业效率的提高。

(3)知识产权保护的比较。

知识产权大体分为四类:商标、专利、版权和商业机密。其中与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相关度最高的是:客户商业机密和版权。印度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得相当好，这也是印度能接到大量欧美订单的重要前提条件。

20世纪90年代前，印度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也曾受到困扰。1995年，印度议会出台了重新修订的版权法。该法是世界上最严格也是最接近国际惯例的版权法之一。经过立法与执法的不懈努力，印度软件的盗版比率降低了30%，大大提高了欧美跨国软件企业到印度投资设厂及建立软件研发机构的意愿，世界500强中的200余个企业放心地将各种数据管理、呼叫中心、客户服务等大批业务外包给印度公司。

随着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展，“业务流程外包(BPO)”逐渐盛行，它要求承接国际服务的企业必须将其运营机制纳入全球经济的法规框架下。欧美市场一般要求软件商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并开发完整的应用系统，对软件企业开发技能、管理水平、维护能力，以及商务、法律的国际接轨都有相当的要求，其中有效保护客户的知识产权的问题尤为重要。欧美客户的软件项目，富含商业机密和软件版权。因此，知晓并坚决维护这些法规，是为客户提供满意服务的前提。特别在近几年的西方金融外包领域中，外包业务中的客户数据保密与安全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人们最为忧虑的问题。为此，印度政府正在营造与国际互通的金融服务法律构架，要求印度企业全面接受并达到国际知识产权标准。

相比之下，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待改善。软件市场整顿和监管落实不到位，导致知识产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软件盗版率居高不下，这成为影响中国软件外包业长远发展的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目前在外包市场上深受知识产权保护欠佳的现状所累，大大削弱了中国软件企业在国际外包市场上的竞争力。美国《E－Week》就曾在2004年初尖锐地指出:中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不作为，已经严重影响到自身在软件外包领域的拓展。发包企业需要保护敏感信息和保密信息，他们关心的是承接服务的企业在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付出的努力。他们要确定提供商具备以下条件:提倡知识产权保护的公司文化;采取过多种措施来确保数据得到保护;工程师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得到过良好的培训。没有信任就没有外包，许多欧美公司担心，中国IT企业的参与将会导致核心技术的流失。这对中国将来承接离岸外包业务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中国要想在世界市场上树立一个强大的外包市场形象，必须从最开始就把知识产权放到重要位置。

(4)中印基础设施的比较。

由于印度政府的财力有限，政府调动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不足，导致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机场建设滞后、交通不便、电力供求缺口大、用水供应紧张。由于软件产业消耗的自然资源很少，更多的是依赖于人力资本、借助于网络等现代通信手段。因此，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对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并不大，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对软件产业发展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与印度相比，中国国内各地机场、高速公路、水、电、宽带网络等众多基础设施齐备。众多的适于投资的城市为国外企业提供了选择空间。在这方面印度不是一朝一夕能赶得上的，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对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来说将起到筑巢引凤的作用。

(5)融资渠道。

印度具有历史悠久、持续发展的私人经济部门以及发达的资本市场。印度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非常严格，多数银行是民营银行，运转良好，坏账率很低，信用度高的私营企业无论是间接融资还是直接融资都有畅通渠道。

而中国由于金融体制的问题，一般的国内企业很难支付在外包业务时要求预付的保证金。软件外包对于企业资金规模的要求很高，单靠企业自身很难满足资金需求。企业融资难问题只有通过政府来解决。政府的资金的重点，在于启动投资环境，把政府资金改换为专项风险基金，按企业化运作，吸取更多的社会资金，从而为软件外包企业建立良好的融资环境。在资金使用对象上要选择能迅速创造效益的，从而形成资金的良性循环。

印度在政策方面:早在甘地政府执政时期就制定了《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发展和培训的政策》，此后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放宽许可证、免缴国内货物税、降低软硬件进出口关税的政策、提供进出口用汇便利、高速数据传输、简化投资和进出口手续等。1990年，辛格政府允许出口者选择缴纳关税的方式，允许其保留出口收入的50%，产品100%出口的软件厂商可免缴营业所得税，免除进出口软件的双重税负;为了提高软件的质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政府放宽了对计算机进口的限制，大幅降低关税。同时印度政府还大力鼓励私营部门对于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的投资，软件产品全部出口的企业，外资控股可达75%～100%。

1991年，印度政府提出了“软件技术园区(STP)计划”，其主要目的在于提供更为优惠和良好的设施及服务，帮助软件企业迅速发展。目前已在班加罗尔、新德里等地设立13个国家级软件技术园区。2000年，印度为方便中小企业对美国的出口，也为印度企业建立与美国金融、投资、贸易机构间的沟通提供方便，把软件园建到了美国硅谷。

1998年3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依在施政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软件产业。同年11月宣布，要通过在各种学校普及计算机教育来实现一场信息技术革命。从1998年起印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国家信息化的战略与政策，并成立了“国家信息技术特别工作组”和信息技术部，提出了“信息产业超级大国”战略目标和发展软件业的108条措施，在税收、贷款、投资等许多方面为信息技术产业提供政策支持。

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软件产业的发展，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2000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18号文件)，从投融资、税收、技术、出口、收入分配、人才、装备及采购、企业认定等多个方面为软件产业提供了相关的优惠政策。相关部委又制定、修订了《软件企业认定标准及管理办法》、《软件产品管理办法》、《关于软件出口有关问题的通知》、《“十五”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规划》等法规或文件。200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九部门联合制定的《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2002～2005年)》(简称47号文件)，推进18号文件各项政策的落实。截止到2004年底，批准了北京、上海、大连等11个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北京、上海、大连、深圳、天津、西安6个软件出口基地。

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企业选择服务离岸外包都是合理的、必然的趋势。母国和东道国都会因服务业离岸外包的发展而受益。中国在人力资源和国内市场方面都有很大潜力成为服务业离岸外包的重要承接国。承接国际服务离岸外包可以帮助中国减轻就业压力、增加出口收入、提高技术水平、提升工业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了最大限度地享有这一系列好处，我们必须调整人才培养的方式，以开放的方式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立良好的投融资环境，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国际服务离岸外包的市场还在扩大，印度企业已经进入中国本土市场。印度企业很可能将凭借自身的实力抢占高端市场和顶尖人才，但要想在中国市场占据主动还会面临很多障碍，中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较低的营运成本、成熟的销售渠道、了解本地市场。我们除了借鉴印度的成功经验外，还应该积极寻求与印度同行的合作机会，赶上印度的脚步，将来才有机会谈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