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赤字什么意思

一、相关文献回顾

对于经常项目收支决定因素以及不平衡调整的经济影响方面的探讨深受研究者们关注，形成了一系列富有洞见并且影响广泛的研究成果。经常项目的赤字或者盈余是一国居民、企业和政府进行跨期选择的结果，因此经常项目收支变化最好应用动态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卢卡斯批判”也使研究者认识到如果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是由居民户和企业的最优化问题所推导出来的，那么开放的经济模型所得到的政策结论更具可靠性。故此，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经常项目的跨期性日益得到重视。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中呈现石油输出国的经常项目巨额盈余、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外债以及许多发达国家空前的经常项目赤字，当时流行观点认为经常项目出现收支困难是由石油进口导致的并且将降低石油进口作为主要政策目标。Sachs(1981)则是应用了经常项目的跨期分析来考察是否石油价格冲击或者投资需求是70年代经常项目收支的跨国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他的跨期理论模型表明投资比石油价格冲击对经常项目收支具有更显著的影响。

此后，经常项目的跨期分析方法逐渐取代传统的静态或动态的非优化理论模型(例如，弹性论、吸收论以及货币论)而成为在经常项目理论研究中广泛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在跨期分析方法下，研究者们针对经常项目收支决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Frenkel和Razin(1987)在两个国家、完全就业的情境设定下分析不同的财政政策对经常项目收支影响以及Glick和Rogoff(1995)研究了生产率冲击对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等^[4]。与经常项目的跨期分析方法在理论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果相对照恰是跨期理论与经验事实上的不一致性。经常项目的跨期理论模型一个重要的政策含义就是在边际效应方面国民储蓄的变化应该完全反映在经常项目收支的变化上。但是，这个重要结论却不能被应用实际运行中国际经济数据的经验研究所支持。例如，Ghosh(1995)以及Bergin和Sheffrin(2000)研究表明作为经常项目的跨期分析方法最基本的净现值模型多次可重复地被经验研究结果所拒绝。Nason和Rogers(2006)甚至认为基于持久收入假说并考虑消费行为的经常项目跨期理论模型在解释经济现实中观测到的经常项目收支动态方面变得很困难。

现有经常项目跨期理论模型与经验事实的不尽一致也为经济学家们寻找其他研究视角借以用来解释当前全球经常项目失衡问题提供了空间。例如，Cooper(2006)认为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不仅具有可持续性而且是当前高度全球化经济的内在属性;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Greenspan(2004)认为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是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以及不断深化的国际资本流动的背景下美国特定经济特征的结果;Hausmann和Sturzenegger(2006)则指出了现有经常项目统计没有很好测量一个国家净资产实际发展状况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关于FDI、不同国家之间未报告的保险或者流动性服务业贸易等不恰当测量，他们在考虑这些现有经常项目统计没有很好统计的相关项目之后发现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美国经常项目根本就没有出现赤字。

尽管存在Cooper和Greenspan的乐观看法以及Hausmann和Sturzenegger的另辟蹊径的研究结论，但是在当前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会质疑全球经常项目不平衡最终进行调整的必要性。在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我们很容易地能够得到一个国家不能持久地处于经常项目收支赤字状态的结论。在满足非庞氏博弈(no-Ponzi-game)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的初始净对外资产头寸是负值，对该国施加跨期预算约束则这个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必须是正值，即至少在将来要出现一期的经常项目收支盈余。目前，处于经常项目收支巨额赤字的美国是净债务国，按照上述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结论其不可能持久地保持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状况。类似地，处于经常项目收支盈余的国家也不可能持久地保持盈余状况。显然，全球经常项目失衡不是一种均衡状态，其势必进行调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来应对全球经常项目失衡问题显然是有悖于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本国长远经济发展利益，全球经常项目失衡问题也就成为当前各方共同面临的问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来加以解决。

那么经常项目收支发生调整后的经济影响会是怎么样呢?国际经济中是否有经常项目收支调整的国际经验可供借鉴呢?事实上，现有研究结果为这两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Milesi-Ferretti和Razin(1998)利用1971年到1992年期间105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收支赤字的调整问题。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国内经济变量和外部经济变量在解释经常项目收支出现逆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发现了经常项目收支发生逆转更容易在那些处于长期赤字、国际储备较低以及存在不利贸易条件的国家发生，同时经常项目收支逆转并不与经济增长下降相关联。Chinn和Prasad(2003)对于经常项目收支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了高收入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影响因素与中低收入国家的有所不同，他们的研究发现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GDP增长率、净对外资产比率以及政府预算收支在解释经常项目收支占GDP比率变化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净对外资产比率和政府预算收支对经常项目收支占GDP比率变化的影响程度要比发达国家小得多，而且也发现了相对收入、金融深化以及贸易条件效应仅对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占GDP比率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于高收入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调整的研究，Freund(2005)针对1980年到1997年期间25个工业化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调整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果表明经常项目收支逆差逆转与收入增长放缓以及实际汇率贬值相关联，而且实际出口增长、投资下降以及政府预算赤字占GDP比率的改善也是调整的一部分。Freund和Warnock(2005)的研究则将Freund(2005)的样本截止时间扩展到2003年并且加入了一些金融变量，研究结果仍然支持Freund(2005)所得到的主要结论，并且又发现了在汇率调整方面投资增长驱动的赤字要比消费增长或者财政开支增加驱动的赤字表现得更加良性。

研究者们广泛关注的是经常项目收支处于赤字状态的国家，有研究经常项目赤字的发展中国家情况的，也有研究经常项目赤字的发达国家情况的，但是对于经常项目处于盈余状态的研究过去经常被研究者们所忽视。正如Edwards(2001)所强调的那样，在经常项目收支研究过程中经济学家们的观点经历了“赤字至关紧要”到“在公共部门处于均衡状态的条件下赤字无关紧要”再到“赤字至关紧要”又到“赤字可能至关紧要”的系列转变，从这个转变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对赤字问题的研究在过去经常项目收支研究中一枝独秀，对经常项目盈余研究未能像对赤字问题研究那样引起广泛的关注。最近，Edwards(2007)和IMF(2007)则对经常项目收支盈余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Edwards(2007)利用从1970年到2004年期间16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了世界经济增长率差异仅能对全球经常项目失衡问题的解决产生有限的作用，并且认为即使存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差异改变当前全球经常项目失衡问题的解决仍然具有较大可能性地需要汇率显著的变动。IMF(2007)利用1960年到2006年期间47个国家的数据对经常项目赤字逆转以及盈余逆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主导的实际汇率变动能够发挥重要的互补作用，同时也发现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政策也非常重要。

无论是对经常项目收支赤字或者是盈余调整的研究，都需要有一个确定经常项目收支进行调整的衡量标准。这一标准在现有研究中概括起来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即逆转开始的初始年份、逆转持续的时间段、在发生逆转中经常项目收支调整的程度以及调整相对所具有的持续性。例如，Milesi-Ferretti和Razin(1998)强调了经常项目收支占GDP的百分比改变3%或5%以及逆转前后时间段均为3年;Freund(2005)则强调了在逆转前经常项目收支赤字占GDP的比率超过2%，并且在3年期间平均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率降低至少2%以及持续时间为5年等条件。对于研究经常项目收支处于盈余状态的调整，Edwards(2007)确定了“盈余调整”的两种方式，分别为盈余占GDP的比率下降了2%或者3%，并且初始盈余占GDP的比率分别要求高于2%或者3%，没有施加其他的条件;而IMF(2007)在研究经常项目赤字或者盈余调整时对调整规模确定为改变2.5%，并且施加其他三项条件。

本节则是对过去近30年的国际经济中所出现的经常项目赤字调整和盈余调整进行深入研究，借以寻找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本节所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其一，本节在确定经常项目调整标准上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进而对调整规模的界定采用了操作性更强的标准;其二，本节是对经常项目赤字与盈余调整过程进行了对比研究，有了比较就更利于鉴别;其三，本节结合了过去近30年经常项目调整的国际经验对中国经常项目盈余问题进行探讨，这就比单独结合某一个国家经常项目收支调整的经验更具有参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