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都会区区域人口密度分析

三、各都会区区域人口密度分析

我们可以通过构造Co1in C1ark（1951）的人口区域密度函数，来进一步分析台湾城市化发展中各地区的结构性差异。该函数描述的是人口密度D随距离市中心r的变化而变化的现象（McDona1d，1989；Wang et a1，1999；王法辉等，2004；孙铁山等，2009；陈春志，2008），一般包括四种形式的方程：1）线型：D＝a＋br；2）指数型：1nD＝a＋br；3）对数型：D＝a＋b1nr；4）幂函数型：1nD＝a＋b1nr。对于同一都会区内部的人口密度分析，常用的方法是采取第二种函数形式（McDona1d，1989；Wang et a1，1999；王法辉等，2004），本书就采用该形式来拟合区域人口密度函数。尽管台湾的大都会区和次都会区共有7个，但由于嘉义次都会区的人口规模较小，仅涵盖周边4个市区或乡镇，观察点过少，且在30年间的人口增速缓慢，因此本书只考察人口超过50万的都会区，共有6个，其中5个大都会区，一个次都会区。

一般地，进行人口区域密度函数分析时，关键要选择一个特定区域作为各都会区的核心，本书根据1980年各都会区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区作为都会区核心，具体如下：台北基隆大都会区的核心为台北市松山区，高雄大都会区核心为高雄市新兴区，台中彰化大都会区的核心为台中市中区，桃园中坜大都会区核心为桃园县桃园市，台南大都会区核心为台南市中西区，新竹次都会区核心为新竹市北区。由于上述各地区被视为各都会区的核心，因此其人口规模变动的影响无法从我们的区域密度函数中体现出来。由于多数都会区的核心区位置都有所变动，加之其人口规模在过去30年间的变动幅度也较大，因此我们应当在本节区域密度函数分析基础上，综合考虑上节对各具体都会区的考察，才能了解台湾各都会区人口发展变动的全貌。

表4-5为本书根据2）式构建的台湾主要都会区区域人口密度函数。通过比较拟合优度可知，具有副核心与双核心的都会区如台北基隆、桃园中坜与台中彰化等大都会区的拟合效果劣于高雄与台南等单中心大都会区，原因在于区域人口密度函数较适于拟合单中心城市的距离—密度关系。从曲线的截距a看，1980年台北基隆人口密度最大，高雄次之，其后是台中彰化与台南，最后是桃园中坜与新竹；2009年首尾顺序没有变化，而台南与台中彰化则赶上了高雄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从曲线的斜率b看，1980年台北基隆与台南大都会区的城市中心与边缘地区差距最大，其次是台中彰化、高雄、新竹与桃园中坜；2009年台南超过台北成为中心与外围人口密度差距最大的都会区，接下来是台北基隆、台中彰化、新竹、高雄和桃园中坜。结合表中后六行截距与斜率的变化数据，我们可以根据人口密度函数曲线的变动分析出上述各都会区在各主要发展时期的人口变动模式。根据密度函数曲线在四个时期的变化情况，我们可以将六个都会区分为三组，分别为台北基隆与高雄大都会区、桃园中坜与台中彰化大都会区以及台南大都会区与新竹次都会区，下面本书就逐一分析这三组都会区结构变动。

表4-5　台湾各都会区的人口区域密度函数，1980—2009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湾“内政部”《内政统计月报》中数据回归计算而得。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区域人口密度曲线并未考虑都会区人口密度最高的核心区，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简要分析。表4-6比较了台湾6个都会区核心区人口密度的变动的实际值与拟合值，其中前者是本书进行密度曲线拟合时选取的城市中心的实际变动，而后者为本书根据密度曲线拟合出核心区密度的变动。从中可知，大都会区核心实际密度变动与拟合值有较大差距，其中尤以台北基隆、高雄、台中彰化和台南大都会区最为显著，两者变动方向恰恰相反；而桃园中坜与新竹尽管差异也很大，但至少变动方向还是一致的。这与我们在上节分析的结果不谋而合，即大都会区核心人口密度由高向低变化，流出的人口不是向邻近城区迁移，就是向卫星城镇迁移，因而不会显著减少都会区人口的整体规模，但会显示出与实际值变动方向相反的拟合值；与此相反，桃园中坜与新竹等新兴都会区由于核心区与外围城镇人口同时增长，因此实际值与拟合值显示了相近的变动规律。

表4-6　台湾各都会区核心区人口密度变动率（%），1980—2009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湾“内政部”《内政统计月报》中数据回归计算而得。

图4-14为台北基隆与高雄两大都会区的区域人口密度曲线，可以看出台北基隆大都会区的核心区人口密度高于高雄大都会区，而其边缘地区则低于后者。从过去30年间的变化来看，两个都会区的发展略有不同。对于台北基隆大都会区来说，核心区人口密度增长最迅速时期是1980—1990年间，截距增长率为6.1%，同期斜率变化幅度也达到最大，增长幅度达16.7%，表明这一时期的核心区人口增长极可能是周边地区的向心迁移造成的。而在1990—2000与2000—2009年间，密度曲线的截距分别仅增长了1%与下降了0.3%，而斜率则分别下降了1.4%和2.9%。这表明1990年之后台北市核心区的人口增长出现停滞甚至下降的同时，边缘的台北县地区人口密度出现了增长，加之都会区总人口变动不大，意味着出现了离心迁移的结构变动。与台北类似，高雄的截距与斜率变动幅度最大时期也在80年代，但其幅度要小于台北。而且，高雄在其后20年间的截距与斜率也并未出现下降，表明其中心区人口密度还在持续上升，且边缘地区仍在进行向心迁移，只是规模相对较小，几乎无法在密度曲线上反映出来。这一现象说明，规模较大的都会区随着核心区人口密度的不断上升（台北、高雄的核心城区人口密度甚至超过了4万人/平方公里），逐渐出现了城市中心增长停滞，甚至城郊化的趋势。

图4-14　台北基隆与高雄大都会区的区域人口密度函数，1980—2009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湾“内政部”《内政统计月报》中数据回归结果绘制。

图4-15为台中彰化与桃园中坜的区域人口密度函数变动情况，从中可知这两个人口规模少于台北、高雄的大都会区，其人口结构变动规律也与后者不同。具体而言，不同于台北高雄的向心迁移，台中彰化与桃园中坜的人口迁移更多由都会区外迁入，而不是区内人口在不同乡镇市区之间的迁移，这可以从上图密度曲线的变化看出。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快速增长时期，两个大都会区核心区人口密度均出现上升，表现为截距增大（幅度为2.7%～5.9%），而与此同时周边地区的人口密度并未出现下降。两个都会区的细微差别是，在1980—1990年，桃园中坜周边地区人口密度几乎没有变化，而台中彰化则显示出与核心区相近的增长幅度，这表明当时外部人口向桃园中坜的迁移主要集中在核心地区，而对台中彰化的迁移则分散于整个都会区。与此相似，在1990—2000年，两个都会区不同于台北和高雄的增长停滞，仍然保持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且这种增长也分布于整个都会区。这表明，作为新兴的城市化地区，桃园中坜和台中彰化处于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显著滞后于台北和高雄的成熟期。进入21世纪，台中和桃园都会区的人口增长速度也开始减缓，截距仅增长了0.6%，虽然仍显著高于台北（－0.3%）和高雄（0.1%）两大都会区，但却低于台南（1.2%）与新竹（1.8%），表明这两个都会区也逐渐进入发展的成熟期和停滞期。

图4-15　桃园中坜与台中彰化大都会区的区域人口密度函数，1980—2009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湾“内政部”《内政统计月报》中数据回归结果绘制。

图4-16为台南大都会区与新竹次都会区的区域人口密度函数曲线。从两地的比较可知，1980—2009年间的城市核心区人口密度均在不断上升，而边缘地区的人口密度则或是停滞，或是减少，表现出一定的向心迁移特征，而且这种现象在过去30年间持续出现。具体到两个都会区，80年代存在一定差异，表现为新竹的人口迁移主要是都会区边缘地区向核心区的迁移，而台南为都会区外地区向其核心区的迁移，表现为前者的斜率与截距变化幅度均大于后者。进入1990年之后，两个地区的人口变动逐渐趋同，无论90年代还是2000年后，新竹与台南核心区增长速度十分相近，均高于其他都会核心区，而边缘地区的人口密度则变化不大，表明这一时期两地吸引的迁入人口来自于都会区外地区。

图4-16　台南大都会区与新竹次都会区的区域人口密度函数，1980—2009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湾“内政部”《内政统计月报》中数据回归结果绘制。

由上述分析可知，台湾6个人口超过50万都会区的人口变化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一些总体性或个体性特征。首先，从总体上看，过去30年里台湾城市化进程由快速发展逐渐过渡到成熟，各都会区的人口增长均出现总体减缓的趋势。其次，从规模结构上看，台北与高雄两大都会区中心人口增长已经陷入停滞甚至出现逆转，而新竹与台南两个规模较小的都会区仍然处于较快发展的过程中，人口规模介于其中的台中彰化与桃园中坜的发展阶段也介于这两类都会区中间。再次，从区位分布看，在1980—1990年间台北基隆和桃园中坜的核心区人口密度增长最快，新竹次之，表明当时的产业集聚及其引发的人口迁移主要发生在北部地区。不过，其后台北基隆都会区的增长陷入停滞，而人口逐渐向周边的桃园和新竹都会区分散。同时，台中与台南都会区出现了较快速增长，表明人口增长的区域特征是先北部、后中南部的发展顺序。最后，根据对前述三组都会区的分析，我们可知单核心都会区较容易出现向心迁移特征，如台南、高雄和新竹，而双核心或具有副核心的都会区则较易出现中心与外围同时增长的现象，如台中彰化和桃园中坜都会区。台北基隆虽然拥有主副核心，但由于台北对周边地区的引力过大，因而基隆市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仍然表现为单核心都会区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