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分布的均衡性分析

二、城市规模分布的均衡性分析

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似，台湾的城市化非常快速。但是，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显著不同的是，如图3-4所示，在台湾城市化历程中，首要型的城市结构模式并不存在，而特大的首要城市一直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城市结构的一大特点。在城市化启动期，虽然日本的殖民统治带动了首要城市台北的快速发展，人口出现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但这种集中趋势并不显著。战后台湾先后经历了城市化加速期与成熟期，城市人口的增长虽然因此经历了快速到缓慢的过程，但城市规模分布始终接近均衡的位序分布模式，整个城市体系如同Haw1ey（1981）所说的，城市大小在功能上呈层级模式，即全国中心、区域中心、地方中心及一般中心，避免了过度膨胀城市带来的恶果。

台湾城市规模体系之所以能实现较为均衡的发展，与中小城市的作用密不可分。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与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人口过分集中于少数几大城市的首要分布模式，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拉大了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使得人口大量涌向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造成人口在这些地区的过度膨胀。而台湾则不然，其区域发展较为均衡，中小城市发展较好，与大城市差别不悬殊，这使得中小城市成为分流大城市人口的重要渠道。台湾这样的发展模式主要受其产业发展的影响，其工业化发展走了一条中小城市密集化发展道路。在20世纪50年代台湾农业快速发展带动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而这些农产品加工业往往集聚在产地附近的中小城市，因而带动了这些城市的发展。60年代起，台湾进入工业化时代，制造业在大城市集聚发展，集聚效应带动大城市周边的中型城市也随之发展。据统计，从1966年到80年，台湾各地区成长最迅速的是各地区的县辖市，人口增加率达到101.9%，这些城市都是人口为20万左右的中型城市，它们大部分位于大都会区的外围，是中心大城市的卫星城镇，如台北县的板桥、三重、中和、永和、新店、新庄、台中县的丰原以及高雄县的凤山等市（李国鼎，1999）。在80年代后，台湾逐渐进入经济与城市化成熟期，产业发展分化，商业集聚于大城市，而其原有的工业逐步向周边卫星市镇转移，这导致了大城市周围的中小城市人口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其增长率高于中心大城市，从90年代起都会区邻近市镇人口总数超越了都会中心城市。

事实上，战后台湾当局所推行的一系列有利于推动地方建设，促进人口均衡分布的政策对于构筑均衡的城市规模体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政策涵盖了交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经济以及区域发展等领域：（1）交通设施建设：从1974年起台湾当局积极进行交通网络建设，逐步完善了高速公路网、铁路网以及港口运输网。这些建设将台湾岛各区域紧密联系起来，特别是将中心城市与卫星城镇紧密连接，实现通勤的便利，使人口分布和经济活动更为均衡。（2）公用事业建设方案：从1979年起，政府实施各种规划以促使文化娱乐和教育设施不再集聚于台北和高雄两大城市，而是更为均衡的分布。每个市或县均被要求建立一个文化中心，包括一座图书馆、博物馆和音乐厅。政府积极建立医疗保健网，与已形成的生活区体系相适应，整个台湾地区被划分为18个医疗区，每个医疗区具有自己的医疗保健系统，此划分防止了医疗服务集中于台北等大城市的情况出现，使医疗设施的分布更为均衡，有利于人口分布的合理化。（3）工业区发展方案：台湾从1950年开始建设第一个工业区，随后又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区。早期工业区的兴建是为满足投资者对土地的需求，主要分布于南部与北部地区，这样的集中布局导致台湾岛南北两端城市化进程加速。但是，从70年代开始，政府在工业区选址上突出其对人口分布和经济活动的导向作用，因此新的工业区往往建在农村或经济比较落后、人口比较少的地区，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遏制人口进一步迁往大城市。（4）发展次级城市战略：通过发展次级城市，有效地缓解了人口的进一步集中趋势。1965年的高雄港扩建工程建立了高雄加工出口区，推动高雄成为了台湾第二大中心城市，随后又发展台中港，有效地遏制了台北发展成为超级城市的势头，使城市体系趋于平衡（李国鼎，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