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水的作用

理解水的作用

至此，我们已经明白水与地理的关系。进一步地，水又与人们的生活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不妨将水作为理解地表生态、人口状况乃至社会发展诸项问题的一把钥匙。

水在许多民族、国家的生命中，演绎成了一个强迫性的主题。在中国历史上，灌溉对于经济的重要性几乎是首位的。在中国的每个地方，灌溉成为集约农业不可缺少的条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中国的农业社会。虽然中国许多不同的地理区划皆有其各自特点，但所有主要的地区，都有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水利工程作为农业发展的基础。“在西北黄土地区，主要是用渠道进行灌溉的问题；在长江与珠江流域，主要是解决在肥沃的沼泽与冲积地带上进行排水，并对复杂的排灌系统进行维修的问题；而在黄河下游与淮河流域，实质上就是一个防洪问题”（冀朝鼎，1936）。

中国水利工程的起源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与大禹治水的历史故事和古代中国的井田制联系在一起。它对东方社会形成一种与西欧社会不同的历史发展图景，意义十分重大。在黑格尔（1900）眼里，长江大河所灌溉的流域，造成了土地的肥沃，在这里开始筑起了大国的基础，因为“这里的居民生活所依靠的农业，获得了四季有序的帮助，农业也就按着四季进行；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换句话说，国家的根据和基础，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有了成立的可能”。李约瑟（Needham，1964）也指出，由于一开始地形上及农业上的需要，中国很早就进行了一系列宏大的水利工程建设，“一是为了在洪峰到来时拦蓄大河之水；二是为了引水灌溉，尤其在栽植水稻时；三是为了发展四通八达的运河系统，借以将税谷运至粮仓中心及京都”。他认为除了征税以外，这一切都需要有劳役制度。马克思更是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样一个地域性的概念，来标示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对此，卡尔·魏特夫（1981）进一步解释说，稻米文明隐含的是一种人工灌溉制度，“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作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即由于对水系的集中控制和灌溉需要大规模公共设施，治水社会很容易出现中央集权。这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强韧的官僚集权制传统，它把松散的小农经济置于统一的国家制度的框架里面，只是在社会经济基础发生转型的背景下，如何调整并继续发挥社会经济活动中心枢纽的作用，寻找新的制度化的源泉，便成了一个问题。

以上观点说明，基于土壤与气候的特点以及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种植之需，使得水及其水利工程对中国农业生产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并且，地方区划和管理的地理基础，也与这一点有关。在中国，主要地方辖区的划分，决定于山脉和河流的分布。多数中国河流的流向，尤其是黄河、长江的流向都是自西向东的。这种地理特征，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统一运行。

总之，发展水利事业或者建设水利工程，自始至终，构成了国家的一项基本公共职能。中国历来的皇帝都很重视治水和漕运。清初康熙在亲政的少年时代，便在宫廷的殿柱上写上“三藩、治河、漕运”，以此作为自己和国家当务之急要解决的三件大事。历史上黄河只要出现大灾，不管是旱灾还是洪灾，都很可能会导致农民起义、朝代更迭。国家有那么多大堤，也唯有黄河大堤属中央直管。历史上诸侯割据的时间远远少于一统天下的时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割据分裂之时，黄河的上下游、左右岸之间水事矛盾不断，黄河得不到很好治理，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成本。而在统一的情况之下，统一管理，社会成本便可大为减少。我国在古代就形成了广阔的疆域，因为地缘之故，行政中心主要踞于北方。其在地理上和行政上的统一，大大增加了政治上对增加农业产量和运输，特别是漕运的需要，这不仅表现在兴修灌溉渠道、蓄水池和防洪堤岸方面，而且在为了行政和财政目的而开凿漫长的运河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由于征收赋税主要按照实物的方式进行，漕粮成为国家经济命脉的主要供应来源，实质上也就突出了漕运对于北方政治中心控制南方经济区的重要性。

水利事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今天，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除了其历史功能的一部分继续产生影响（我们不能无视传统的存在）外，又被赋予了新的更大的责任。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水的需求是不同的，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解决喝水问题，保证饮水安全；第二个层次是满足农业发展和灌溉用水，这是保证粮食安全；第三个层次是防洪问题，保证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第四个层次是发展到工业社会，表现为对工业生产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的保障；第五个层次是对生态用水的保障。中国目前整体上尚处于这五个层次中的3．5个层次，既要防洪，也要解决城市缺水的问题，所以要大兴水利工程。在进到4．5个层次时，要求把生态、水资源保护放在第一位。与此相关的一个有趣现象，就是政府机构的设置也反映出一个国家对水资源需求的情况：农业大国一般单独设立水利部，全世界只有五六个国家；经济稍微发达些的国家，把水当做资源的，设立资源及水利部或矿产资源及水利部，这类国家很多；而高度发达的国家，则设立环境及水利部（汪恕诚，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