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视角下的不稳定态涉农供应链及其治理

5．1　实践视角下的不稳定态涉农供应链及其治理

5．1．1　国农重企涉农供应链实践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以农业物流为中心来看，涉农供应链中物流经历三大阶段：农业供应物流阶段、农业生产物流阶段、广义的农业销售物流阶段（包含农产品和农源工业品，以及随机的农业灾害补救物流、生物质物流）。张晟义^[1]（2000）基于涉农物流视角提出了一个ARSC中不确定性分析的概念性框架（见图5－1）。

如图5－1，可以看到，影响ARSC过程的不确定性可以抽象为四类因素，即社会经济因素、自然因素、行为因素和需求因素。各类不确定因素造成的扰动会表现在一些重要的管理指标上。一般而言，自然因素和行为因素极易造成ARSC的供应上的不确定性，表现为^[2]：①产品质量波动；②产品数量波动；③时间波动（Vorst，2000）。而在涉农领域，ARSC内含的农产品生产的季节性以及产品易腐性，将加剧这种不确定性，并将其传导至下游各个环节，破坏物流稳定性。此外，刚性点阵、速度陷区，再叠加上需求不确定性及质量安全信息流的异常扰动——例如GMOs，食品安全恐慌，禽流感（avian flu）等，这就使得涉农（食品）供应链（Agri－food Chain）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3]（Bailey，2001）。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此概念模型可以作为一个观察和审视实践现状的基础。而结合文献资料、访谈及问卷调查，本书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突出的现实问题。这些结果客观上还起了验证和复现理论的功能。

图5－1　涉农供应链系统结构模型（不稳定态）

1）涉农龙头企业对供应链稳定性及影响因素的认知

本书在调研中，设计了几个“问题”，以便从物流的角度，了解影响涉农供应链的稳定性以及龙头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些“问题”及相应的回答如下。

（1）对“贵公司所用的农产品原料，价格波动大吗？供应不稳定性大吗？价格波动大和供应不稳定性造成的影响大吗？”这些问题^[4]，67家龙头企业做了回答，答案分布如图5－2所示。

可以看到，被调研企业普遍认为，农产品原料价格波动、供应不稳定性及造成的影响都“较大”。至于问到“具体有哪方面影响？”，答案措词不一，但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归纳下来分别是：①成本加重；②产销不平衡；③市场难以预测；④管理被动。

（2）47家龙头企业回答了“贵公司所用的农用物资价格波动大吗？供应风险大吗？造成的影响大吗？”这些结构式问题，答案分布如图5－3所示。

图5－2　企业对农产品价格波动、供应风险及其影响的认知

图5－3　企业对农资价格波动、供应风险及其影响的认知

可以看到，被调研企业普遍认为，农资价格波动、供应风险及其造成的影响都“较大”。至于问道“具体有哪些负面影响？”，答案主要集中于3个方面：①成本加重；②管理控制失衡；③亏损加重。

（3）为避免先入为主给出直接备选答案，可能造成的误导和遗漏，本书没有直接问“造成供应链不稳定性的原因”，而是提出“贵公司发展中面临的（前2项）主要外部困难是什么？”这一开放式问题，答案很多。可以归纳为五类（按频次多少排队）：①市场竞争（市场因素、价格战、农产品比价、原料紧缺、原料收购无序、外贸环境不确定性、市场竞争加剧等）；②资金流问题（融资难、缺乏资金、原料与产品的比价不合理、成本负担重等）；③自然因素（天气剧变、疫情、病虫害、气候等）；④行为因素（农户毁约、农民的意愿等）；⑤其他（如环境保护、宏观经济形势、体制落后、产业集群不完善、缺少专业人才等）。

研究显示，市场竞争/需求波动、资金流问题、自然风险仍然是影响涉农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因素。

2）资金流问题，金融和财政等工具缺乏整体安排和协同解决

当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难的问题非常突出，已经成为制约龙头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据全国农业产业商会的抽样调查^[5]，其会员企业实际获得的贷款，不足企业贷款需求的8%。参加该商会的都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大型龙头企业，他们尚且如此，其他中小企业可想而知。

（1）融资困难。

国农重企这一层面，有突出的资金流问题，包括在一些重大项目上缺乏资金，即使在日常运营中收购农产品的资金也不足。

例如，主要从事马铃薯等土特产的购销、保鲜的临洮县甘肃腾胜农产品集团，拥有资产1．45亿元，1999年11月，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国家级马铃薯专业批发市场。2006年该公司决定进行改扩建，但是未能申请到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建设资金全部由企业自筹。2007年，总投资704万元的腾胜农产品集团冷链系统和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通过验收。但是，由于资金缺口，其中的“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被迫做出了调整：将原来计划中很重要的10辆冷藏车购买取消，调整为购置一辆价值7．8万元的垃圾运输车。

龙头企业贷款难，从企业自身看主要有三个方面：①抵押担保品不足。龙头企业主要以加工、营销农副产品为主，固定资产投资不多，而金融机构信贷抵押主要看固定资产。龙头企业贷款难，很大程度难在没有足够的抵押物，没有可靠的信用担保。②流动资金需求季节性强。农产品生产大多有很强的季节性，这决定了龙头企业只能季节性收购、常年加工销售，企业收购资金需求量大，占压资金多，需要大量流动资金。金融机构受抵押担保、贷款期限等规定的制约，很难满足其贷款需求。③银行开户的地域局限。龙头企业多是从产地发展起来的，企业往往在产地开户，而跨区域经营，许多企业反映开户银行的信贷服务能力与企业跨区经营的信贷服务需求不对称，造成龙头企业的信贷服务需求难满足。

而目前的金融、财政等工具对涉农产业的支持，缺乏整体安排和协同解决。也有龙头企业反映九部委文件中的各项优惠并未很好落实。

（2）整体性的资金链紧张。

张陆伟、陈雷、管杰（2009）的研究显示^[6]：2008年有现金净流量统计数据的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共有497家，其中326家企业现金净流量大于0（含），171家企业现金净流量小于0，均值为3097．2万元，与2006年相比增加了1519．4万元，增长了96．3%。2008年有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统计数据的企业488家，其中419家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大于等于0，69家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小于0，均值为7683．8万元，较2006年增加了1074．8万元，增长幅度为16．26%。

张陆伟等分析认为，国家级龙头企业的现金流状况有较大改善，但是，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强，应谨慎乐观。因为171家企业现金净流量小于0，反映了国家级龙头企业现金流紧张，一旦现金流断裂，企业将遭受沉重打击，甚至破产。并且，国家级龙头企业的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持续为负，说明龙头企业一直处于投资扩张的发展阶段。按国家级龙头企业平均总资产10．08亿元、平均总资产回报率4．62%计算，国家级龙头企业的平均净利润为4657万元，比投资性现金流仅多70万元，说明国家级龙头企业净利润基本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性现金净流量持续为负反映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国家级龙头企业投资扩张速度较快^[7]，对流动资金外部融资的依赖性很强，如果没有外部融资，国家级龙头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发展速度也会放缓。

对涉农企业来说，资金链紧张的另一压力源在于价格风险，即原材料与产成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国家级龙头企业中，吉粮集团、贵糖集团、江西粮油集团等开展了相关期货经纪业务，以规避风险。其中，吉粮集团组建的吉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是拥有大连、上海、郑州三家交易所的全权交易席位及世华信息系统，金仕达结算、交易系统。国家证监会赋予吉粮集团在芝加哥谷物市场开展期货业务经营权，使吉粮集团成为中国3家可从事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粮食企业之一。吉粮集团通过集团化运作粮食套期保值业务，有效规避了经营风险，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对于大多数国家级龙头企业来说，没有规避价格风险的有效工具。

（3）涉农上市企业的资金违规使用问题。

我国涉农龙头企业，一方面存在融资困难的局面，另一方面则存在严重的资金使用问题。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8]：募集资金使用问题一直是困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上市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在深沪上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IPO募资项目来看，627个募资项目中，仅有311个项目投入到企业主业上，占比不到一半。其余均投入到新涉足的项目，或是补充流动资金和归还银行贷款。同时还有173个募资项目出现了变更，占比为27．6%。非主业的募集资金投入和较高的项目变更率都难以避免地影响了企业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3）农产品物流环境问题

我国农产品流通仍存在地域性、体制性壁垒，及盘剥性的中间环节，对涉农链的成本、效率与时间竞争力造成较大的阻遏。一方面，与过去大部分农产品近距离、小区域销售不同，全国市场一体化及各地特色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农产品远距离、跨区域运送比重大幅上升，流通成本也随之增加。另一方面，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表明，农产品运销的过路费负担异常沉重，农产品流通绿色通道其实并不真“绿”。

例如，山西省寿阳2008年蔬菜种植达40．1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5%，蔬菜总产量87．95万吨，大部分销往南方一些城市。但由于农产品流通渠道尚缺乏全国统筹，从而加大了跨省流通成本。寿阳到上海约1000公里，一辆装载35吨蔬菜的运输车，公路运输单车费用1．03万元，沿途要交纳的过路费就达4000元之多。导致寿阳销往上海的蔬菜由2007年的5000万公斤减少到2008年3500万公斤。

又如，四川省装运5吨萝卜前往广东，在本省的绿色通道虽可节省500多元，但出省后一路上要经过近40个收费站，交纳3000多元过路费。农产品绿色通道的属地管理，并没有如预期那样打破省际壁垒，降低跨省流通成本。再加上各省纳入绿色通道的农产品品种不同，沿途执法行为不规范，导致流通不畅，运输成本节节上升。据《中国商报》报道，仅蔬菜一项，我国城乡居民每年承担的过路费至少为142．72亿元。

农产品产销中间环节偏多，对农产品收购价及销售价影响很大。据农业部对粮食、畜产品、蔬菜等产销环节跟踪调查，一些产品销售费用及隐性成本过高，抬高了最终零售价。如山东寿光西红柿收购价每公斤2．8元，到超市零售价为7．6元，上涨了1．7倍，其间有33个发生费用的项目。商务部统计，我国农产品销售价格中，流通成本占50%左右。

而就龙头企业所感知的物流环境，我们设计了这样一项调研题目：“对本地区当前的农产品物流环境，你感到^[9]：____________”。76家龙头企业做出回答，选择不同备选答案的比例分布如下：①非常不满意（8．2%）；②有些不满意（32．6%）；③一般化（37．8%）；④比较满意（19．2%）；⑤非常满意（1．7%）。这一样本结果，进一步反映出涉农企业面临的偏向于“非常/有些不满意”的“一般化”物流环境。

此外，有432名来自被调研龙头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士，回答了“从整个地区看，造成农产品储运中损耗的主要原因（或是由于哪些方面出了问题）：__________”的问题。不同答案出现的频次的比例见图5－4。可以看到，“农产品储运中损耗原因”中，排名前九位的分别是“农产品的生物特性、物流设施技术、企业物流管理、产销对接、人为原因、农户方面、政府的规划、法律环境以及农产品基地”。

图5－4　造成农产品储运中损耗的主要原因

其中，前两项原因是高度对应的：即生鲜易腐的“生物特性”，一方面易造成农产品储运中损耗，另一方面，暗含着对良好的物流设施技术的迫切要求；但是，第二大“原因”恰恰表明“物流设施、技术”出了问题。就“损耗”问题的治理和改善而言，这两大“原因”共同指向的重要方向无疑是技术创新与进步。此外，第三、第四、第五大原因可以近似的归纳为“管理”原因。

4）涉农（食品）供应链高速扩张中安全与质量的失控

（1）农产品、食品和药品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令人触目惊心，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三鹿乳业等多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上市公司的身上。这些企业目光短浅，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漠视社会基本道德准则，丧失诚信，给整个产业和股东带来巨大的损失。而那些“行业潜规则”起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使得不少遵循社会道德准则的企业也不得不面对突然而来的行业系统性风险。归根到底，为这样一些安全问题“埋单”的还是处于产业链最低层，付出劳动最多，获得收益最少的农户。

（2）高速扩张中质量与安全失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食品安全问题是与中小食品企业、小作坊或街头巷尾的无证摊贩等联系在一起。但是事实却更为复杂。2004年，重庆涪陵榨菜集团南京分公司曝出了给过期榨菜改“生产日期”的丑闻^[10]。2009年，在广州市场上，北大荒米业涉嫌编造产地产期，旗下大米被下架^[11]。2009年，全国肉食品加工行业龙头企业雨润集团也惊爆“瘦肉精”丑闻^[12]，据安徽省质监局通报称，雨润食品子公司——阜阳雨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生产（生产日期为3月16日）的一批午餐肉检测出含有“克伦特罗”（瘦肉精），食用可能导致中毒。受此影响，雨润集团旗下在港上市企业雨润食品的股价一度暴跌超一成。2009年4月23日，雨润食品公开发表《雨润食品诚告消费者书》，“为本次事件给消费者心理带来的影响深表歉意”，并且表示“雨润食品长期倡导‘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雨润食品在澄清公告中强调，已找出或追查出约115箱（每箱24罐）受影响产品，并表示已经将该批次问题产品全部召回，雨润食品承诺产品没有销售给消费者。网易财经作者刘姝威、韩冰、曾家和认为“雨润食品的内部品质监控制度，在控制单一生产企业的食品安全方面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在控制拥有众多子公司（尤其是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子公司）的集团企业的食品安全方面可能存在明显的漏洞”。

上述事件暴露的问题并非是孤立的。事实上，近15年来，我国涉农龙头企业高速扩张，集团下属的子公司或分支网点越来越多，遍布全国各地，子公司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龙头企业发展的最大威胁，也日益成为最大的风险。而对扩张速度（企业的）与质量（消费者的）的平衡，稍不适当就会触犯法律和道德底线，对人对己都可能酿成大祸。

（3）监管问题。

监管政策变更给企业带来不可预料的风险。大多数农业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多个部门的监管。以屠宰及肉类加工企业为例，行业的准入制度由商务部和农业部共同制定，生猪屠宰环节由农业部和卫生部负责，肉类加工环节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肉类加工品流通环节由工商部门负责，除此之外还有中国肉类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以上每一个监管部门政策的变更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冲击，大量的案例已经证明“多龙治水”的格局并不利于有效监管农产品、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4）涉农（食品）供应链终端的日益敏感和不可预测性。

个别厂商道德的基本沦丧，个别行业普遍的潜规则，薄弱滞后的监管，似是而非的标准，模糊不清的规则，捉摸不定的媒体，首鼠两端的渠道，注定了两类最大的受害者（消费者与农户）要为这种系统性的混乱埋单。

2004年发生的毒黄花菜案是上述现象的一个有力注脚。2004年3月，沈阳惊现24．5吨有毒黄花菜，经新闻媒体公开报道后，上半年全国黄花菜销量锐减了2/3，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2000余吨黄花菜滞销现象。同年7月15日，南方某媒体又刊载了《我们不是在吃黄花菜而是在吃焦亚硫酸钠》后，国内外黄花菜消费市场严重受阻，销量下跌70%以上。而作为全国黄花菜收购、加工、销售龙头企业的湖南映武黄花菜集团首当其冲^[13]。为此，2004年7月末，集团总裁李映武将《关于制定脱水黄花菜二氧化硫（SO₂）残留量的卫生标准问题与一百多万黄花菜菜农的生计问题》上书温家宝总理。他写道，“我国黄花菜产业发展面临重大危机，当前百万黄花菜农利益严重受损。（黄花菜）集团通过现代化设备、高科技加工方法、严格检验措施生产出来的优质黄花菜也受到‘株连’，在产地目前不敢收购，市场上80%的黄花菜被责令下柜。现正值黄花菜采收中后期，数万吨的黄花菜销售困难，百万菜农的生计危在旦夕……”。上书后，温总理迅速作了批示，卫生部及时对黄花菜中SO₂残留限量进行了危险性评估，并修改了黄花菜中SO₂残留量的标准，发布公告要求各地立即执行新标准。此标准一出，整个黄花菜行业又开始了稳步运营，菜农赖以生存的饭碗保住了。

三鹿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以来，无数严重的事实一次次击碎消费者善良的愿望，将其紧绷的神经逼近崩断的边缘。我们看到，审丑疲劳且充满挫折感的消费者，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的消费选择态度，走向了非理性一面。整个社会舆论也充斥着不加证实和坚定不移的怀疑（完全的“疑罪从有”推断）。2009年7月15日，在百胜餐饮集团与大成食品等三大鸡肉企业达成策略联盟协议签约仪式上，就近年来网上盛传“肯德基研发出长四只翅膀、三四条腿的鸡”一事，百胜中国掌门人苏敬轼说^[14]，“这完全是讹传，我们供应商养的鸡个个长得体貌周正，而且肯德基不养鸡”。

5．1．2　涉农供应链治理和改善的基本框架

如前文所述，我们看到：①自然风险仍然是影响涉农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因素。自然风险会加剧供应和价格波动，影响ARSC中组织间关系和物流的稳定，同时影响资金流的顺畅。②普遍的资金流问题在涉农供应链中频频出现。融资困难、现金流不畅，严重阻碍涉农链各节点业务的有效开展，既影响物流效力，又限制了相关节点应对和抵御自然风险时的资源动员能力。③物流大环境问题和龙头企业物流能力问题仍然突出。涉农供应链的供应、库存和需求的平衡，以及整个涉农链的反应模式存在问题。④农产品（食品）安全/质量风险问题尤其突出。其最危险的后果在于使涉农链相关节点“突然死亡”（品牌价值、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的不正常超速归零）。安全/质量风险引发的另一问题就是，加剧信息不对称环境下消费者参与的产品保质期/货架期决定的逆向选择，形成消极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怪圈。

尽管涉农企业面临种种问题，但从SCM“面向用户，快速响应”的本义，及战略视角考虑，特提出涉农供应链治理和改善的基本框架（见图5－5）。

这一框架的核心思想的总结，来自于对实践现状的剖析和对SCM理念的演绎。即认为：保持涉农供应链必要的稳定性，是其效率提升的基础；而效率的提升，反过来促进其增强ARSC稳定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调整空间。这一框架并不打算穷尽所有可能的问题，而是更为关注极其现实的问题。ARSC是一个对自然环境和社会规制体系高度依赖/敏感的系统，它不应该是一个建立在沙地上的大厦。当然，这里的基础性问题与效率问题是可以相互影响和转化的。对ARSC的治理和改善意味着如下一些更为具体且复杂的工作。

1）加快农业高新技术在涉农供应链中运用的广度与深度

自然风险是影响ARSC稳定性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治理的领域。而21世纪以来农业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客观上提供了涉农供应链优化改善以及高层次、高精度发展的基础条件。农业高新技术给予ARSC价值将在下一节（即5．2中）重点分析。此外，生物技术给予涉农物流优化的效用将在第6章第4节中，重点分析。

2）加强农业体制创新，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涉农产业在农业产业化框架下进行的供应链实践，是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依托和支撑的，并包含有“农业产业化子链（局部）”的涉农链（张晟义，2004）。与基于纯粹的市场交易或契约行为所形成的传统涉农链相比，具有很明显的稳定优势。

图5－5　涉农供应链治理和改善的基本框架

首先，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稳定供应源，使涉农链全程协调和集成有一个坚实基础。农业产业一体化组织联接模式再与涉农技术进步与创新相结合，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增强涉农链的稳定性，极大地削减和降低涉农行为、自然、市场等风险造成的涉农链上游供应环节的不稳定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这已被伊利、光明乳业、双汇、雨润等龙头企业的实践一再证实。

其次，涉农产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下导入SCM具有诸多优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享有国家或地方的诸多政策倾斜、资金扶持、管理与技术支持等。伴随2000年国家八部委公布第一批151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以及2009年农业部等九部门联合公布第四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名单，相应的财税、信贷、配股融资等方面的强力支持措施也不断跟进和完善。另外，各地在制定农业发展规划时也都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棋子来考虑。

这些优势同样有助于一个个居于主导地位的、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凝聚力、管理能力及信息化基础的龙头企业的塑造，使龙头企业更易于成长为SCM所定义的核心企业，以降低行为和契约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

3）建立具有针对性的涉农供应链不确定性管理机制

对于涉农供应链这样一种“生产商与消费者双驱动模式”特征明显的非线性系统，降低供应链管理不确定性影响的措施必须具有针对性。而且，无论管理哪一类不确定性，信息系统等硬件和有形的安排必须与基于SCM的关系管理相结合，涉农供应链成员都需要在不断的磨合中加强同步运作和战略协同。这意味着各方在计划、组织、市场预测、研究开发等方面全方位开展配合与互相支持。涉农链上游供应环节方面的工作低劣，既极大地影响供应链目标的实现，也制约了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对涉农链下游不确定性管理的失败，既可能造成整个链的低效，也可能瓦解涉农链的组织基础（涉农链中最易受伤害的是农户集合）。

对来自涉农链下游各级需求端的不确定性，核心（龙头）企业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种能够敏锐把握各级用户需求（特别是最终用户）的机制。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强信息化改造，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供应链业务过程进行再设计，精简冗余环节，加快信息流动合理化，以便营造良好业务环境。利用电子商务手段管理并优化整个涉农链体系，加强涉农链各合作伙伴在信息共享基础上的业务协同，迅捷了解客户需求变化信息并进行快速响应；避免需求信息逐层传递造成的信息延迟和信息偏差累计效应造成的库存浪费。

对涉农链上游不确定性，强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成为核心企业（龙头企业）首要而现实的选择。其他可采取的措施包括：进行BPR，精简供应链，消除冗余环节，尽可能使流程合理化。增大必要的安全库存，建立冷链系统。对涉农链上游农业原材料及产品而言，库存仍是防止不确定性的一种最常用而保险的措施。选择供应商和建立农产品加工厂时注重地理布局的优化。应建立一种针对农业物流与农业生产过程同一性的早期发现和解决问题的风险预警机制。尽可能将农业原材料生产和供应方面的问题及时就地解决，而不影响下游业务，以免形成“蝴蝶效应”。对产品的生产、包装和运输进行TQM。对生产设备和运输工具进行管理和维护，降低故障率，增强可用性，优化分销网络和运输路线。

如果农户集合组织过于涣散，而导致涉农链上游的上游（即农业投入物阶段）出现问题，核心企业可越过之与农业投入物生产商接洽，以降低和阻止种子、化肥等农资问题引发的不确定性向下游扩散和叠加。

需要指出的是，降低涉农供应链上游不确定性的任务尤为艰巨和重要。这里，单纯的管理改造、组织磨合、资源投入或者单纯的农业技术创新，均对降低涉农供应链供应环节不确定性有贡献，但贡献呈边际递减之势，受农业生产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二重性影响，还将是迅速递减。因此在供应链管理和农业技术创新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寻找一个平衡点，将利于经济地最大限度地降低不确定性。当然这一过程中龙头企业与农户，首先应综合评价双方的整合实力和能力，并参照供应链计划和竞争战略，来确定对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

4）时间竞争与农业过程的适度柔性化

典型的涉农供应链中，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运动中农业生产时间远远大于后续物流与生产时间总值。当整个链根据最终用户需求从下游向上游进行拉动响应时，在两类制造业与农业环节之间存在着一个速度陷区（或者说反应迟缓区）。它在本质上源于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和流通生产的周期差异，以及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可控性上的差异。农业环节成为制约整个链反应速度的瓶颈区域的事实，决定了填补速度陷区成为基于SCM的供应商发展（Supplier Development）的一项主要任务。伴随着农业投入物供应物流时间和农业销售物流时间（广义）从刚性点阵的两端压缩，农业生产过程时间缩减的必要性便上升到显著位置。填补涉农链时间竞争的速度陷区意味着必须首先做出评估：即农业总周期缩短和反应能力增强所带来的绩效能否抵偿用以填补速度陷区所需的高昂关系管理费用及科技创新成本。很明显，这种评估只有置于供应链管理的全过程成本（Total Cost）框架中才有意义。

另外，时间竞争的概念意味着涉农链的稳定态应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能经受“速度”的考验。显然，对不确定性的管理也相应由分段管理模式向一体化集成方向发展，这当然意味着对涉农链中管理上游“生产调整”型不确定性和下游“消费驱动”型不确定性所涉及的各类资源、能力和沟通机制的重整。目前，构建ERP系统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供应链实践和时间竞争的主要方式。此外，由于涉农链时间竞争的双向性，因而农业过程的适度柔性化一方面服务于涉农链时间竞争的要求，另一方面服务于涉农链的稳定性目标。农业生产及农业生产物流过程存在着诸多刚性因素，加上需求信息调节滞后性的制约，决定农业过程只能是适度的柔性化。而且还必须与涉农链的整体战略相匹配，否则基于柔性要求的转换就会很困难或者没有价值。

5）建立基于涉农链视角的、内外在机制相结合的物流改善模式

涉农供应链物流改善的基本思路，一是强化涉农链上非可控领域的协调机制，这引发对传统关系改变的需要，可通过关系深化来达成物流操作层面的可控性和稳定。二是加强对企业可控领域的物流提升和管理再造。三是对涉农链所依存的第三方物流环境的清醒认识，准确判别和利用。但是，无论哪一步骤都必须针对农业生产和涉农物流客体的特性。在具体运营中，农产品物流改善及增值服务，应该从影响农产品物流的内在、外在机制入手，综合运用而达成。

5．1．3　“上报”问题及治理失衡下供应链布局无效率

1）关于“带动”农户数及“上报”问题

调研中了解到，涉农企业中存在两本账情况。在某些内容条目上，个别^[15]企业上报给省一级，然后汇总至国家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的报表，与其正式财务报表不符。也与其上报给省一级农业厅、食品工业协会等机构的报表内容不符。此外，这几条上报渠道各自独立，很少沟通和互相对照。南方某省食品添加剂协会的一名副会长说：“它们（龙头企业）通常有三套账，有报税务部门的，有报奖用的，还有搞财政贴息贷款用的”。

带动农户数是个重要指标。但是，龙头企业理解的“带动”，其范围很大，包含了更多的间接带动。对四川、湖北及浙江三省的调研中，一些企业的采购人员坦承，他们把与二道贩子打交道的农户数统统列入“带动”数，至于下一年还能否“带动”就很难说了。

2）关于治理结构失衡与供应链布局的无效率

研究认为，某些涉农企业并未形成规范的产权和治理结构。特别是某些农业上市公司，摊子铺的太大，效率低下。同时，个别企业为了获得流转税、所得税政策优惠，在财务方面弄虚作假。甚至有一些企业通过关联交易等黑幕手法，转移、侵吞国有资产，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导致一些农业基地或涉农加工项目名存实亡，只是一个圈钱的幌子。

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16]：从1999年至今，因各种违规行为，在深沪上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有10家受到证监会的“公开处罚”；4家企业受到证监会的“公开批评”；荣华实业等17家公司共23次受到上交所或深交所的“公开谴责”；其中不乏“蓝田股份”、“草原兴发^[17]”、“秦丰农业”等大案要案。而每次大案要案的发生和披露都伴随着上市公司业绩的巨亏和股价的暴跌，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我们认为，在涉农领域某些治理层面的问题，一开始就使供应链优化处于不利境地。从理论上，我们可能无法用产业经济学或交易成本理论等任何一种理论去有效解释现实中某些龙头企业向上游或下游的带有一体化性质的扩张行为；而本质的解释就是，一些在非规范环境下做出的，基于寻求非法/非正当利益的决定，一开始就背离了优化之路。当然，这显然属于制度经济学层面的问题，意味着需要综合的治理。由于某种原因，在此不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