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经济理论】产业创新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资源经济理论】产业创新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叶克林　刘鹭妍

［摘要］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全球性经济大国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其产业转型势在必行。为此，本文以中国产业转型的现实紧迫性与实施途径为研究主题。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技术水平和利润率偏低；对外能源和原材料依存度高，刺激国际贸易摩擦；加剧资源消耗与环境压力，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较低是中国产业转型的主要原因。产业创新是实现产业转型的基本途径。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和中国深圳为产业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先例。现阶段促进中国产业创新需要正确理解科技创新内涵、全面提升企业家精神、采取“三不”重大举措、深入研究支柱产业集群，并处理好“硬”科技与“软”科技的关系，构建核心竞争力与适度多元化的关系。

［关键词］产业创新；国际经验；创新管理；战略管理；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叶克林，男，研究员，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企业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南京海综经济研究所所长；刘鹭妍，女，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矿业经济处副处长。

一、产业创新的重要意义

进入21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竞争风云变幻，中国发展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机遇。产业创新能力已成决定未来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地位的关键因素。为此，2006年以来，中央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将创新能力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构想，并通过《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发［2006］6号）的总体部署和国务院的60条扶持优惠政策，以前所未有的政策力度强调自主创新。从微观层面，国家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三部委也联合发文《关于开展创新型企业试点的通知（国科发政字［2006］110号）》，在全国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高度重视，建设“创新型省份”、“创新型城市”、“创新型企业”成为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未来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比如，2006年江苏省出台《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决定》和省政府50条配套优惠政策，提出“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率先建成创新型省份”。再如，目前全国各省都在启动与实施“创新型企业”试点工程。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已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与此相应，“创新管理”再次成为重大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咨询课题。

中国各级政府、产经界和企业界为何如此高度关注“自主创新”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根据笔者的粗浅研究体会，重要意义体现在如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产业创新是实现产业转型的基本途径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不仅深刻改变着经济和社会的面貌，而且促进产业经济组织形式和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一般而言，产业创新（Industrial Innovation），是指能够引领产业发展走向的主导企业、骨干企业或创新型企业应用系统化和具有自主产权的新知识、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产业转型（Industrial Transition），是指通过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一种重大变化（A Fundamental Change）而实现产业高级化的过程；“产业创新”与“产业转型”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是“手段途径”与“目标任务”。例如，笔者在主持省政府有关部门委托的《关于现代服务业在苏南转型中地位和作用》课题研究中发现，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到3 000～5 000美元、城镇化率达到50%～70%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将进入结构性变革的转型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产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产业份额将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份额将呈现波动性增长态势，能否形成稳定增长的“平滑曲线”，不仅取决于第二产业的自身创新能力，而且取决于第三产业的有效支撑与引领；以现代服务业主导的第三产业份额将呈现持续攀升趋势，对经济发展及其结构转型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2007年，苏南人均GDP已经达到6 091美元，城镇化率达到67．1%，但经济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非常紧迫，集中表现在工业结构偏重、附加值偏低、消耗排放偏高，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偏低，资源要素紧缺、环境压力加大。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使自主创新成为发展的主动力，是苏南发展继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和90年代开放性经济之后面临的第三次重大战略机遇和紧迫任务。显然易见，实现苏南产业转型，关键在于产业创新。

（二）创新型企业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定性力量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科学分析国际竞争形势和国内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把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中共十七大报告继续重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创新型企业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定性力量，主要基于企业是产业创新活动的主体、研发投入的主体和成果转化的主体。任何科技创新，如果不经过企业运作，不可能转化成规模产业，不可能从知识、技术转变为物质财富，更不可能完成从投入转变成新的知识和技术，再从知识转变为更大的物质财富这一价值循环。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前景，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造就出一大批掌握核心竞争力、站在国际产业发展前沿的创新型企业。

（三）创新管理是企业追求卓越、基业常青的重要保证

如前所述，“创新管理”适用于国家宏观和企业微观两个层面。从国家宏观层面上分析，中共中央、国务院早在1999年的《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发［1999］14号文）中就已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从企业微观管理层面考察，“创新管理”不仅是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永恒主题，而且是国际企业管理学术界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20世纪后期以来，美国乃至国际企业管理界长期流行着美国管理学家吉姆·柯林斯及其合作者的两本畅销书：一是题为《基业常青》（BUILT TO LAST）；二是题为《从优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按照笔者的粗浅研究体会，这两本书虽然探讨“百年老店”和“常胜企业”两类不同企业及其奥秘，但共同的主题就是“管理创新”。在《追求卓越》这一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优秀企业的生命周期”这一很有趣的命题——1965年以来在世界500强中真正保持15年以上的“常胜企业”只有11家，换言之，大量优秀企业的“生命周期”不超过15年。这对我们汲取企业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启示的预警。为什么有些企业创新动力强劲、发展迅速，而有些企业死气沉沉、发展缓慢？为什么有些企业自主创新绩效显著，而有些企业自主创新屡遭败绩？其中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是值得系统总结和认真汲取的。笔者认为，其中有一个错误倾向值得注意并加以纠正：狭隘地理解“技术创新”。长期以来，中国很多企业特别是贸易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存在一种误解，即将“技术”狭隘地理解为自然科学和制造工程方面的技术，进而将“创新”仅仅理解为“技术创新”，最终认为自主创新往往是研发和工业生产企业的事。其实，从国际化企业的实践经验看，“技术”是企业在市场实践中积累起来并能促进企业经营管理取得实效的一种系统化的经验和知识。因此，技术具有“硬技术”与“软技术”之分，“硬技术”固然十分重要，而“软技术”也必不可少。而且随着知识经济或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软技术”的地位作用将日趋重要。目前，国际竞争越来越重视“软实力”（Soft Power），就是一个重要信号。笔者在承担省政府有关部门委托的“关于现代服务业在苏南转型中地位和作用”课题研究中发现两个重要现象：一是在发达国家，就大多数产品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再到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全部循环过程而言，在时间上，其生产过程只占不到5%，而流通领域却占95%以上；在增值上，生产制造只占不到产品价格的40%，而服务领域创造的价值却占60%以上。二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资本转移背景下，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所有的业务都要通过对客户的服务来实现，很难进行技术保密，母国公司与海外子公司的技术水平基本相当，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将“技术水平高”的业务留在母公司，只将“中低水平的”业务转移给海外企业，因而有利于国内同类企业进行观察、学习和模仿。由此可见，我们不难得出一个重要判断与结论：总体而言，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或者简单说“工商关系”将呈现深刻而重大的变革趋势：在“短缺经济”时代，制造业和工业引领商业和服务业；在“过剩经济”时代，商业和服务业将引领制造业和工业。对于身处产业转型之中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而言，不妨从战略管理高度对未来产业创新思路与路径从长计议。

二、中国产业需要转型

改革开放近以来，中国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迅速发展，并逐步进入世界经济大国之列。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总人口已于2005年1月6日超过13亿，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陆地面积约960万km²，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全球第3位，大致与整个欧洲面积相等。1978—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连续30年保持在10%左右，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3．3%左右的增速；2008年GDP现价总量为30．06万亿元人民币（约折合4．3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2008年中国GDP跨过4万亿美元台阶，位居世界第3位，仅次于美国（14．33万亿美元）和日本（4．80万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北京首席代表维韦克·阿罗拉（Vivek Arora）的看法，按照市场汇率，中国在2007年已经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如果不按照市场汇率，而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一直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占世界的份额由2001年的4．2%提高到2008年的6．85%，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2008年已超过20%。中国先后于2004年和2007年超越日本和美国后，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1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实现进出口总值2．56万亿美元，出口总值为1．42万亿美元，再次超越德国（1．36万亿美元）而首次成为全球“出口冠军”。1979—2008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0 498亿美元，自1991年起连续17年位列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第1位；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额（FDI）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居世界第3位，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世界500强企业约470家在华投资。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9万亿美元，已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1。除此之外，中国诸多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在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茶叶、水果及茶叶等产品产量已位居世界第1位，甘蔗和大豆分别居第3、4位。在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电视机和棉布的产量继续保持世界第1位、发电量居第2位，糖产量居第3位，原油产量居第5位。其他主要产品产量的位次也明显前移。为此，中国被称之为“世界工厂”或“世界制造中心”。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没有一个国家连续地在过去30年中，像中国这样高速地成长，更没有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大国像中国这样维持这么高的纪录。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崛起，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和国际地位。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开放型环境下，包括长三角在内的中国制造产业总体上是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产品主要还是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附加值部分，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崛起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挑战。

（一）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技术水平和利润率偏低

目前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一般发达国家也在30%以下（陆甬祥，2006）。据世界著名的“世界经济论坛”（WEF）2006年初发布的《2005—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参评的75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竞争力排在全球第49位，比2002年下降了6位，位居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巴西（第33）和印度（第38）之后。中国综合排名落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创新方面拖了后腿。由此可见，虽然近些年来中国“一枝独秀”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但另一方面，我国科技创新和科技水平仍然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在工业制造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上还相当薄弱（叶克林等，2003）。由于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我国每生产一台DVD，要向国外专利持有者支付18美元的专利费；每制造一台数控机床，要向国外专利持有者支付售价20%～40%的专利费，平均利润率只有5%（丁厚德，2006）。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只占全部出口的40%还不到，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25%左右（胡祖六，2006）。就江苏而言，目前苏南70%以上的新技术装备依赖进口；生产的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在全球市场份额中分别约占2/5和1/7，但大多数用的是外国专利技术，干的是“高端产品低端环节”。目前苏南劳动生产率约为1．22万美元，仅相当于2001年美国的1/6、日本的1/5、德国的1/4和韩国的1/2（李源潮，2007）。因此，无论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还是苏南谋求成为一个国际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必须在自主核心技术获得突破，否则正如全国政协常委陈清泰所说，缺失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制造”只能是“生产能力的巨人”、“技术能力的矮人”，没有自己技术、专利、品牌、标准支持的“世界工厂”终将成为建立在沙滩上的工业经济（陈清泰，2007）。

（二）对外能源和原材料依存度高，刺激国际贸易摩擦

中国集中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势必对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形成高度依赖（目前苏南80%以上能源靠省外供应）。加入WTO之后，中国已经身处经济全球化的开放型环境，政府虽可控制国内市场要素价格，但不能左右国际市场要素价格。为此，我们只能承受近些年来国际市场石油、铁矿石、废钢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飙涨的后果。上述初级商品价格的飙涨，意味着中国贸易条件日趋恶化，进而加剧国内企业的经营成本与削弱科技创新投入。而且，我们大量制成品的出口，甚至像鞋、衣帽这些简单的商品，都刺激了欧美保护主义情绪的不断高涨，使中国成为反倾销与其他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靶子。有关资料显示（长三角经济社会形势分析课题组，2007），作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区之一，长三角区域已成国外对华反倾销、设置贸易壁垒的重灾区，出口遇到巨大挑战。浙江、上海生产的家用电器类机电产品在欧盟、美国遭遇技术和知识产权壁垒，大部分企业的产品被指责不能满足技术、环保标准；苏州、上海的纺织品原料及服装类产品遭到美国、欧盟的多重保障制约；以温州鞋和打火机、宁波和常州的玩具为代表的轻工类产品，在俄罗斯、欧盟受限于知识产权和技术指标。在上海，近几年遭遇反倾销涉案金额达到4．6亿美元，因技术壁垒受到的年损失超过20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仅浙江省就遭遇“两反两保”和“337”调查10起，涉案金额高达近亿美元。

（三）加剧资源消耗与环境压力，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以制造产业发展为标志的工业化过程要付出资源成本和环境代价，但须考量承受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据有关研究（叶克林等，2007），美国工业化过程耗费了300多亿t石油，近50多亿t钢材，还有其他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经历了差不多是100年的历程。日本是后来追赶上来的，具有后发优势。日本的工业化过程耗费了30多亿t石油，将近11亿t钢和其他能源矿产资源。由此比较可以看出，后发工业化国家选择并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只要有先发工业化国家1/2或者1/3时间，1/2的人均累计资源消费量，就可以基本达到早期工业化相近的发展水平。这也是资源消费的跨越式发展。与此相反，中国近50年来，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台世强、李杨，2006）。另据统计，每增加1美元的生产总值，我国的能耗是日本的5～6倍，是美国的2～3倍（卫兴华、孙咏梅，2007）。有人做过初步研究，如果中国制造产业不创新，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即使全球资源能够为我所用，也难以为继。据2007年7月12日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办资料公布，2006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为24．6亿t标准煤，比2005年增长9．61%，单位GDP能耗为1．206t标准煤/万元，比2005年下降了1．33%。全国除北京外，其他地区都没有完成2006年单位GDP能耗降低率的目标任务（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办，2007）。就苏南而言，工业用地和能耗分别占全省的58．6%和65．3%，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和二氧化硫（SO₂）排放量分别占72．4%、53．3%和55．3%。2007年5月底，太湖蓝藻大爆发再度表明长三角环境承载能力之脆弱。经济发展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中国制造”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瓶颈。我们不仅降低了当代人生活的幸福程度，而且给子孙后代的生活环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

（四）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较低，国民生活水平还不高

经济发展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最近十几年来，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但其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较低。加上发展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突出，国民生活水平还不高。例如，中国的GDP虽已跃居全球第3，但仍然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4月最新数据显示，按名义汇率计算，2008年中国人均GDP为3 315美元，世界排名为第106位，仅为世界平均水平（9 900美元）的三分之一。

综上所述，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工业化早期阶段，集中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传统制造业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有助于增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和资本原始积累，但从中长期发展和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竞争而言，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三高一低”）为标志的传统制造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国际竞争压力、要素性约束和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增加，迟早会迫使中国放弃制造业。如果中国制造业不能主动尽快地通过创新实行转型，势必受到严重阻碍，并制约中国整体经济未来的发展。

三、产业创新的若干国际经验

二战后的国际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产业创新的转型历程既是奠基性、长期性的系统工程，也是艰难痛苦、历经曲折的变革实践。但只要励精图治、坚忍不拔，绝非不可实现。当今全球被美誉为“创新型”国家和地区的自主创新过程大多历经艰难曲折，但最终都极大地提升了支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改写了本国和本地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无论是欧美等先发工业化国家，还是日本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曾经走过这条路，深圳市等国内先进地区也曾走过这条路，所以具有很多国际有效经验和成功先例可以借鉴与遵循。

（一）美国经验——以原始创新为主导，在战略制高点上竞争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首要经济大国、强国，也是世界公认的创新型国家。众所周知，美国在1900年左右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最大最强的制造业中心。从20世纪以来，在美国，从男人的刮胡刀、家庭洗碗机、收音机，到化工产品、钢铁、汽车、船舶、飞机，几乎所有的机器加工制造无不在美国制造，这个趋势持续了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一直到二战后的15年间达到顶峰。

随着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创新，美国在许多制造业领域渐渐失去了竞争力。从上世纪50年代的纺织，到60年代的钢铁、造船，到70年代的家电，再到80年代的汽车，一个接一个的行业，美国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一度十分强大的美国制造业已经失去优势，只能维持一种“空虚”的经济，由美国中北部的巨大制造业中心组成的产业带被人们贬称之为“铁锈带”。当时，西方企业家们曾绝望地认为，他们已经彻底被东亚国家战胜了。1999年12月13日，我们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克莱茵教授给“江苏企业家高层论坛”作《21世纪全球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学术报告时，他讲了两个生动例子可以透视西方企业界普遍蔓延的绝望心理：一是法国曾要求价廉物美的日本电器必须接受刁难性的审查；^[1]二是1980年代初福特汽车公司负责人在美国大学商学院抱怨，日本能以1 500美元的离岸价格（FOB）在美国东海岸卸下一辆日产汽车，这要比美国本土提供的同类福特汽车廉价得多；^[2]（劳伦斯·克莱茵，叶克林，2000）。

但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大学的一流科学家、企业界的工程师和计算机系统操作员的合力创新下，美国产业经济其实已正在静悄悄地孕育并发生又一次重大革命，主要是电脑软件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与通讯技术产业异军突起，紧随其后是发展潜力更为重大而深远的生物科技革命。上述产业科技创新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彻底刷新了美国经济面貌，使美国经济再展新风，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袖。

从某种意义上，美国产业创新的经验可能最具启发性。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的竞争压力下，美国的企业和产业也在重组、改革。这些为新经济的创新，释放了很大的潜力。同时，美国的法律对知识产权保护很强，美国强大的资本市场，为创新带来了很诱人的回报，这促进了大量的研发投资和创业风险投资。美国的产业创新与转型，概括起来，主要是一个由制造到不断创造的过程，一个从制造到不断创造的故事。在这个破坏性的创造过程中，有些产业要淘汰，企业要淘汰，工人要失业，是很痛苦的。但是，经历这个痛苦后，新的产业和新的经济会起来，除了电脑软件、医药、飞机和好莱坞的电影，今天，人们已经找不到Made In USA太多的产品了。总结起来，美国产业创新有三条主要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通过教育、培训投资建构强大的人力资本基础。人才是关键，人力资本是关键。这对一个企业、产业和地区的兴起，对一个国家的崛起都是根本。美国之所以能够持续保持科技领导地位，就在于优秀的教育体系，美国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群体，美国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机构。美国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最佳人才，强大的教育体系固然重要，但如果不断地流失其最佳毕业生，它的生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外国人才是美国技术领先的关键原因之一。美国乔治城大学有个研究，说美国有500万从事IT的信息技术人员，其中100万都是新移民，都是过去10年不到的新移民。所以，从政府到教育、企业等机构，不仅应该致力于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还应该致力于建立一种能够吸引和挽留人才的环境。

二是通过建立良好的金融体系给创新行为以足够回报。活跃的风险投资行业和最发达的、高流通性的股票市场，在过去20年中，对促进美国的信息、通讯和科技行业的进一步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从1995年到2000年短短几年间，美国有3 000多家首次公开发行上市IPO在高科技行业，所以成为促进创新的主要动力。我国台湾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印度软件行业的起步，在早期也是依赖于私人股权投资以及在本土和海外的股票资本市场的融资。为什么在前苏联、东欧没有发生信息科技产业？他们的教育是非常发达的，人才也是非常多，就是因为经济体缺乏市场机制，没有资本市场，所以对创新没有足够的刺激和回报。

三是对知识产权必须要强有力的保护。重视知识产权，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欧洲人给我们压力，跨国公司给我们压力，而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从根本上符合中国最大的利益和长远利益。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就不可能有活跃的创造活动，“独立自主创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从个人和企业来说，参与研发的动力就会大大地减少。如果重大的技术突破没有给企业家带来非常丰厚的利润，没给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那么风险资金以及参与股票市场的普通投资者，也不会给高风险的新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和融资。

（二）日本经验——以二次创新为主导，拓展产业横向竞争优势

过去国内外学术界有一种误解，认为日本人只会模仿复制而不会发明创造。其实，这是对科技创新模式单一化的偏见。国际经验证明，科技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三大不同模式。日本在二战后开始科技创新的。当时，日本的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为了追赶欧美，主要采取一条从“模仿创新”走向“自主创新”的科技创新战略，重点放在导入质量流程、库存控制系统和复制最好的“西方”技术等工艺革新上，将欧美完成的重大科技创新进行二次开发，最大限度利用已有的科技成果。应当说，这是一条符合日本当时国情的“捷径”（彭纪生，2000）。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正是凭借以“二次创新”为主导的科技创新战略，日本迅速从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世界级汽车、高效摩托、微型电子设备、运输设备、基础设施（道路、桥梁和高速火车）和诸如钢铁、造船、电力等主要的重工业，在许多领域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日本原先以“二次创新”为主导的科技创新战略，靠“搭便车”，已无“车”可乘，开始向基础理论领域渗透。由于日本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对风险大、投入大、技术难度高的“原始创新”缺乏国际优势，加上以美国为代表的电子信息科技产业的异军突起并呈全球化迅猛发展，日本产业的全球领军地位开始黯然失色。

日本产业创新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以关键技术和重大产品为纽带拓展产业集群的横向竞争优势。考察日本前50大绩优出口产业即可发现，日本上述的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连美国也略逊一筹，可与此比拟的仅有德国。例如，像半导体和电子科技就串联了许多产业。因为日本在消费型电子、电信产品方面捷足先登，进而应用到办公事务设备和电脑产业，其医疗保健器材也据此表现出特别强劲的国际竞争优势。再如，日本将“轻薄短小”袖珍型产品技术充分运用到汽车、小卡车、收音机、电视机、复印机、机车、控制器、数位控制工具机以及起重机具等产业，成为全世界袖珍产品环节的执牛耳者（迈克尔·波特，2002）。

（三）韩国经验——以集成创新为主导，谋求最终消费型产品的竞争优势

1970—1980年代，是以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引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长足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在2007年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时，国内外一些重要的先锋派媒体在有关评论中，说过一个不完全正确但有一定道理的观点，即当年的“四小龙”，如今只剩下韩国。事实上，通过有限目标导向的、高速化集成创新，今日的韩国不仅初步完成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而且在纺织与成衣、消费型电子信息、造船与汽车等运输设备等最终消费型产品的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优势快速发展，整体经济实力和人均收入增长也成绩斐然。为此，世界银行在2007年6月11日发布的《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东亚复兴》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了韩国的创新：“当使用者越来越熟悉创新者之后，他们就能够很快掌握新的技术，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韩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高技术产品生产国之一，也是世界上网络化水平最高的国家”。联合国在确定全球各国“数字化机会”的排名时，根据韩国宽带网络的高普及，将韩国列为这一排名的首位。从国际比较意义上看，韩国的产业创新经验体现在如下两个主要方面：

一是全民提升人力资本。韩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高度重视教育本来就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将人力资本投资视为最重要的投资，已成为从政府、企业到个人的全民运动。目前，韩国几乎没有文盲，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已逼近大学程度；在韩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工科类型的技术学院超过100所以上，总数不逊于一般性综合大学。据统计（迈克尔·波特，2002），1987年，韩国政府预算中，每5元就有1元投资于人力资本（20．8%）。除了国内高水平的教育外，出国留学在韩国也蔚然成风，另据不完全统计（Zikopulos，1988），1987—1988年，每万人中留学美国人数一度高达5人，远高于日本（1．5人）、英国（1．2人）、德国（0．9人）、意大利（0．4人）、瑞典（1．9人）、瑞士（1．6人）和丹麦（1．3人）。其中，不少人是由政府和企业所资助，在美国的一流大学取得高级学位。学成后大多数人回国服务，将学习经验、先进知识与在美国建立的广泛人脉关系带回本国。韩国全民投资人力资本，致使韩国产业界具有世界一流大学训练出来的很多“博士级”工程师，拥有工程博士的企业高级主管也很普遍。此外，企业界的在职培训与进修已成法制化。一般员工每年约有1～2周培训；高级主管进修课程的报名人数与录取人数往往是10∶1。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为韩国产业界注重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

二是高度重视集成创新。与日本、德国、意大利等二战战败国不同，韩国既没有战前打下的产业基础，也没有自主科技创新的历史积累，加上地理幅员狭小、综合国力有限，韩国势必采取有限目标导向的、高速化集成创新战略。突出体现在：①聚焦少数最终消费型产品。从总体上看，按照产业梯度发展趋势，亚洲发展中国家依循了日本1950—1960年代的产业发展模式。由于日韩两国产业之间特殊的历史渊源与现实竞争，当日本转向比较尖端的产业领域时，韩国不仅承接了日本舍弃的轻型制造业，还进入了造船、汽车和建筑业等有限的最终消费型产业领域。②推进产学研联合。为了实现有限目标导向的、高速化集成创新战略，韩国政府不仅在支柱产业的关键技术研究上大量投资，协助相关企业以最佳条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建造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设备，而且大力推进产学研联合。在韩国一些重要的大学与企业，都具有“产学协力团”组织。^[3]③塑造国际著名品牌。这既与最终消费型产品的特定需求相联系，也与韩国集成创新的强烈意识密不可分。当年的亚洲“四小龙”大多是依赖半成品代工发展模式起步的。但与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厂商不同，韩国厂商、特别是韩国大企业并不以代工为满足，更愿意在品牌知名度和技术开发上投资，很早就注重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品牌。^[4]日本索尼（SONY）公司曾为创立自己的品牌而不惜拒绝美国无线电公司（RCA，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大宗晶体管收音机大代工订单的经典案例，深刻影响了韩国产业界。经过数十年努力，韩国形成了一批世界级品牌，成为韩国支柱产业集群拓展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

（四）意大利经验——定位于传统产业创新，深化产业集群纵向竞争优势

意大利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重返发达国家行列，其整体经济增长率仅次于日本，居发达国家的第二位；生产力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也仅次于日本和韩国。意大利的产业创新能力令世人刮目相看，被国际产业界称之为“异军突起的意大利”。从国际比较意义上看，意大利的产业创新经验体现在如下两个主要方面：

一是定位于传统支柱产业创新。考察意大利前50大绩优出口产业即可发现，具有国际竞争优势是5大产业集群：①纺织和服饰及其相关专业零部件和制造机械（如：鞋、布料、服装、手提包、旅行用品等）；②家庭用品类及其相关制造及其制造设备与零部件（如：家电、家具、灯具、陶瓷制品、洗面槽和水槽、清扫用具、天然或人工石材制品、木工机器、大理石切割机等）；③食品饮料（酒、橄榄油、面食、加工蔬菜等）；④个人用品（如：珠宝、眼镜架、笔、卫浴用品等）；⑤各种专业金属制品、专业材料以及相关机械设备。意大利产业创新的成功经验表明，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适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无疑是及其重要的，但立足于本国和本地实际，用高新技术改造与提升传统支柱产业也是产业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正如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迈克尔·波特所说：“基于经济发展需要，很多人习惯把一个国家的产业分类处理，因此出现所谓的高科技产业或低科技产业、朝阳产业或夕阳产业、成长型产业或成熟型产业、制造业或服务业，乃至劳力密集（资本密集）或知识密集产业等说法。这种分类意味着某个范畴的产业优于另类范畴的产业。……这种区分甚至已影响到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的考虑。……不过，这种分类经不起深入的分析。例如，意大利的经济成长良好，生活水平一直往上提高，支持的力量是纺织、成衣、家具、制鞋等被视为成熟型或传统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另外，在德国、瑞典、瑞士被视为成熟型的汽车、卡车、纺织机械、采矿设备或其他机械工业上，也依然享有贸易逆差。……事实上，绝大多数产业，即使今天不是，将来也必然走向高科技或知识密集型产业。象征现代科技的微电子、尖端材料、信息软件和其他技术，正在改变每一个产业从产品到价值链的面貌。”（迈克尔·波特，2000）。

二是深化产业集群纵向竞争优势。1980年代以来，意大利传统支柱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已转移到专业化细分的产业环节、产品差异和流程创新上，其产业集群的纵向深化程度已达世界领先水平。一方面，通过流行时尚、创意设计等核心科技环节，在纺织与服饰、住宅与家庭用品以及个人用品等产业集群之间产生强大关联；另一方面，又通过现代弹性制造、定制化营销等流程创新，改造与提升传统产业，从而使得大多数产业集群形成了既纵向配套完整、又横向各具特色的“产业链”竞争优势。例如，意大利的主要优势产业大多覆盖了最终商品（如：服饰）→其他元件（如：合成纤维）→相关的专业机械（如：皮革加工机械、纺织机）—→支持性服务（如：世界级著名的商品设计）。

（五）中国深圳经验——“三个舍得”（舍得投入、舍得声誉、舍得时间）

长期以来，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有显著优势，我们长于考察欧美和日韩等国外先进经验，而疏于总结国内本土可资借鉴的成功案例，从而引致不少民族企业面对强大的国际竞争对手时，丧失了自主创新的自信和斗志。十年磨一剑，依靠自主创新，深圳迅速实现了从一座没有大学、“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的边陲小镇到现代化大工业城市的历史性跨越，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自主创新成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第一推动力，培育了一批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造就了一批富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技术专家，赢得了“四个90%”和“三个50%”等令人震撼的自主创新业绩，即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工业总产值中50%以上是高新技术产品产值，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中50%以上是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总额中高新技术产品占50%以上。2006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分别高达6 293．68亿元和3 708．24亿元，均傲居全国大中城市榜首。总结深圳产业创新的主要经验，用深圳人的话说，就是“三个舍得”：舍得投入、舍得声誉、舍得时间。

四、产业创新的主要启示

（一）正确理解科技创新内涵

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型企业，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向全球产业链高端攀升，都离不开科技进步，其核心就是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因此，正确理解科技创新内涵很有必要：一是创新过程。科技创新是一个过程，始于创新构思而终于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实现。因此，在科技创新的整个过程中，企业经营管理的每个专业化细分环节都可以成为科技自主创新的内容对象。二是创新内容。自主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是产品、工艺和技术装备的创新，而且包括组织制度与管理和文化创新。三是创新绩效。必须强调创新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一个企业、产业、地区和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发［1999］14号）中所给出的技术创新的定义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中共中央、国务院，1999）。2006年，国家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三部委也联合发文《关于开展创新型企业试点的通知（国科发政字［2006］110号）》，进一步提出：“创新型企业”是指在技术创新、品牌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经营管理创新、理念和文化创新等方面成效突出的企业，它需具备以下5个条件：一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和核心技术；二是具有持续创新能力；三是具有行业带动性和自主品牌；四是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高的管理水平；五是具有创新发展战略和文化。

（二）全面提升企业家精神

产业创新的国际成功经验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精神对于一个企业的创新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有关专家曾经指出，企业家是经营者，但经营者并不都是企业家。企业家是同“创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具有创新精神、敢于冒险、勇于开拓、善于经营的经营管理者才是企业家”（洪银兴，1998）。确实如此，在国际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经典文献中，企业家并不等同于事实上或依法掌握了企业经营管理权的经理人员，更不是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所谓企业负责人。用国际著名经济学家J·熊彼特（J·Schumpeter）的话说，只有具有“创新精神”并倡导、实行“创新活动”的人们才能成为企业家。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通常也把“Entrepreneur”（企业家）一词解释为“创业家”。2008年在苏南调研时，许多干部和企业家与我研讨一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即“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代际危机”问题。说得是目前现实社会中，有不少企业的管理层特别是主要领导者已缺乏创新的兴趣、斗志和激情，主要精力放在吃喝玩乐和“享受生活”。出现“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代际危机”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其系统加以分析，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果一个企业的主要领导者缺乏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那么这个企业的自主创新将无从谈起。因为，自主创新事关企业长远发展全局和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奠基性、长期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只有“第一把手”亲自筹划、布局、组织和指挥，才能最大程度地统一全体员工的思想认识，凝聚企业人心和振奋上下士气；才能有效地协调各方力量，整合各类资源，形成社会合力，开启崭新局面。只有在“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确立自主创新第一方略”的正确导向下，自主创新才能变为整个企业的意志，管理层的信念、全体员工的共识和行动，从而为强力推进自主创新奠定了比较坚实的思想、理论、政策和舆论基础。

（三）采取“三不”重大举措

一个企业要想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率先建成“创新型企业”，除了学习深圳的“三个舍得”（舍得投入、舍得声誉、舍得时间）之外，还须前赴后继地采取“三不”重大举措：一是坚持创新不动摇。国际经验表明，坚持“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并将自主创新确立为企业发展的第一方略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自主创新能否实现预定目标，关键取决于企业主要领导和管理层的正确决策能否一以贯之，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下最大的决心，花最大的精力，配最强的资源，不因主要领导人事更替而改变科学决策思路，不因时间推移而淡忘发展主题，不因事务繁忙而转移工作重心，真正让创新扎根企业。基于自主创新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等规律特点，要耐得住寂寞、经得其考验，真正把创新作为“打基础谋长远”的战略决策，而不是权宜之计，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甘为后人打基础、当人梯，勇于牺牲眼前、局部、部门和个人的狭隘利益，切实补足自主创新的短腿，不图一时风光，追求企业发展的长远后劲；改变工作方式，像重其他投资一样重研发投入，像抓招商引资一样抓创新，像考核经营业绩一样考核创新工作，真正在企业上下形成创新为重、发展为要、科技为本的浓厚氛围。二是创新模式不僵化。创新本质上是对清规戒律的一种彻底否定和永续探索。因此，千篇一律、定于一尊是创新之天敌，标新立异、各展优长方是创新之真谛。创新与企业经营业务发展一样存在着非均衡性，总是在某些重要环节先行取得突破，进而带动整个企业创新的发展。加快自主创新，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拘一格、灵活多样，对策服从于需要、方式服从于效果。三是形成合力不懈怠。形成董事会统一决策、管理层统筹实施、部门分工协作、员工共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齐心协力地推进自主创新。坚持企业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推进第一方略，统一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成员的思想，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每年至少专题研究二次创新工作，从领导层面上固化自主创新第一方略的地位，形成推动创新创业的强大合力。为整合企业部门资源，统一调配，变研发部门单打独斗为合力出击，拟成立企业一把手挂帅和牵头、跨部门的推进创新工作领导小组或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掌管企业全局的综合性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企业的自主创新工作，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完善创新考核评价体系，维护考核制度的严肃性，实行一票否决，真正体现以创新成果的多少、企业发展的成效、人才聚集的程度定成绩、论英雄。要把懂创新、爱创新、会创新、敢创新的干部推到工作第一线并走上领导岗位，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让英雄有用武之地。

（四）深入研究支柱产业集群

产业创新的国际成功经验，每个创新型国家和地区的阶段性的主要创新模式虽有不同，但都依靠一些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支柱产业集群以引领本国和本地区经济社会腾飞。创新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前瞻性系统设计与规划布局，以引领创新的现有实践与未来发展。因此，必须登高望远，下大功夫、花大力气，深入研究国际级产业集群的内在演进与发展规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在享誉全球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了一个“钻石体系理论”，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企业战略和结构和竞争对手等4大环境要素的相互作用，全面分析了国际级产业集群的内在发展规律，该书还提供了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丰富案例，具有较强的理论与政策启发意义。根据笔者多来的粗浅研究体会，产业创新还要进一步紧紧抓住四大环节：支柱产业、主导企业、关键技术和重大产品。要广为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自身条件，分门别类地从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产业与支持产业、企业形态和竞争对手等基本环节，深入解剖与揭示不同重点产业的内在发展规律，根据不同产业的发展特性，有针对性地鼓励其选择做强、做优、做精、做特。

（五）处理好“硬”科技与“软”科技的关系

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创新不同，“自主创新”所着力强调的是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IPS，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PS拥有量的多少，是区分制造与创造的最主要标志，一个企业、地区和国家拥有的IPS太少，它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就只能扮演初级加工者的角色。而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的表现形式是丰富多彩的，既包括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品牌、商标、版权，还包括商业秘密、商业模式、商业标准等。其中可以附属于产品实物形态的被称之为“硬”科技成果，如部分专利、专有技术和商标等，而与此相反的，则被划分为“软”科技成果，如品牌、版权和商业秘密、商业模式、商业标准等。根据国际产业界的前沿研究与实践经验，“软”科技成果往往比“硬”科技成果更能提升商品的附加值。近些年来，一些外资企业或合资、合作企业的外方往往通过搁置、淡化、收购我方企业的著名商标而使其逐步淡出市场，就是一个鲜明例证；“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品牌，一流企业卖标准”，也是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因此，中国企业在自主创新过程中，要超前研究不同产业价值链的主要特点与演进趋势，把握准“硬”、“软”科技成果的不同市场价值取向，由目前主要重视“硬”科技，转变为“硬”、“软”科技并重。

（六）处理好构建核心竞争力与适度多元化的关系

这是国内外企业界长期以来始终面临的一大难题。目前，国内不少大型企业集团通过多元化战略涉足诸多业务领域，已进入总体规模年销售额50亿～100亿的较高平台，经营管理风险也随之迅速加大。处理好构建核心竞争力与适度多元化的关系，已摆上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议事日程。为此，必须深入研讨以下相关问题：一是反复论证“适度多元化”实施路径。在反复审视多元化业务的基础上，是深化产业集群纵向竞争优势（如意大利），还是选择拓展产业集群横向竞争优势（如日本），值得未雨绸缪。二是具体探索“适度多元化”的操作标准。没有核心竞争能力的大型或特大型多元化企业昙花一现的案例不胜枚举。为此，国际企业界曾有过“超过三项核心业务就外包”的经验之谈。目前，需要结合企业自身实际对“适度多元化”的定性和定量的操作标准加以具体探索。三是处理好产业扩张与风险控制的关系。如，建立产业选项的规范化评价体系。以优质项目为载体进行产业扩张，是国际企业界的普遍经验及其通行规则。进入产业扩张活跃期的大型企业，有必要广为借鉴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和创业投资界的有效经验，尽快建立适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产业选项的规范化评价体系。再如，建立以财务风险控制为核心的预警体系和以信息化为手段、“扁平化”为目标的高效管控体系。减少和防范“大企业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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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卫兴华，孙咏梅．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思考［J］．经济纵横，2007（3）：2－7．

［11］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办．2006年中国各省、市、区单位GDP能耗等指标公报．http://news.cctv.com/financial/20070712/111314.shtml．

［12］［美］劳伦斯·克莱茵著，叶克林译．21世纪全球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学海，2000（3）：23－30；新华文摘，2000（10）：176－179．

［13］彭纪生．中国技术协同创新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179－181．

［14］［美］迈克尔·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郑风田校．华夏出版社，2002：370－408；454－456；610－611．

［1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发［1999］1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编《中国技术创新政策（1999，1—2000，9）》．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2．

［16］国家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开展创新型企业试点的通知（国科发政字［2006］110号）.www.gov.cn/gzdt/2006-05/09/content-275977.htm.

［17］洪银兴，翟俊生．“江苏企业家高层论坛”成立暨首次研讨会述评．江苏企业管理，1998（6－2）：20－28．

【注释】

[1]1985年笔者在瑞典访问研究时，常被误认为是日本人受到尊重，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电器横扫欧洲天下。

[2]1995—1996年，笔者在美国访问研究时，见到很多美国人使用价廉物美的日本车，只有经历太平洋越岛艰辛战役的美国二战老兵坚持使用美国车。

[3]2006—2007年，笔者在韩国东亚大学担任特聘教授期间，就目睹该校工学院具有“三星”公司投资建立的“多媒体”专业化研究实验室；生命科学院也有政府和企业联合投资建立的国家级工业发展研究中心。

[4]一些韩国教授告诉笔者，诸如“现代”、“三星”、“LG”和“SK”等如今享誉全球的韩国著名品牌，当年就如同中国的乡镇企业与街道小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