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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深化了爆发普遍危机的矛盾

时间:2022-06-0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深化了爆发普遍危机的矛盾马克思将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经济危机区分为两种,即局部危机和普遍危机,前者的特点是一些部门生产过剩时另一些部门却是生产不足,后者的特点是几乎所有的部门都生产过剩。这种说法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计划化可以消灭经济危机。

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深化了爆发普遍危机的矛盾

马克思将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经济危机区分为两种,即局部危机和普遍危机,前者的特点是一些部门生产过剩时另一些部门却是生产不足,后者的特点是几乎所有的部门都生产过剩。关于局部危机,马克思说:“不可否认,有些部门可能生产过多,因此另一些部门则可能生产过少,所以,局部危机可能由于生产比例失调而发生。”[1]比例失调只能使某些生产部门生产过剩,而不是所有或大多数部门生产过剩,否则就无所谓比例失调了。换言之,比例失调在使某些部门生产过剩时,必然使与其相关的部门生产不足,因而不是所有的部门生产过剩,不是普遍的危机。关于普遍的危机,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2]这一矛盾必然使几乎所有部门都发生生产过剩,因为它首先使消费品过剩,从而使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过剩,最后使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过剩,爆发普遍危机。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到底是用国家政权力量来相对降低劳动者的消费,以增加掌握国家政权的那部分垄断资本家的利润,因此,它必然深化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的矛盾。

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上述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在这里我以我国经济学家吴大琨的观点为代表谈一点看法。

吴大琨在《经济研究》1983年第1期发表的《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中,重申了他二十多年来坚持的经济危机原因是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看法。他所说的危机,不是局部危机而是普遍危机。为此,他再次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和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中的有关论述,然后说:“在列宁的心目中,说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指的就是恩格斯所首先指出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的‘无计划性’。”[3]他认为这是普遍危机的原因。其实,恩格斯和列宁说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表现———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消费相对落后的矛盾———是经济危机的原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说过:“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限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法令”,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另一方面是“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因为市场的扩张是受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于是“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4]这里说的就是生产扩大和消费相对落后的矛盾。列宁在《再论实现论问题》中说:“马克思的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即人民的消费没有随着生产的巨大增长而相应地增长这一矛盾是怎样实现的”;从这个理论可以得出结论如下:“甚至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理想般匀称的情况下,生产的增长和消费的有限范围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5]

吴大琨认为,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消费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的理论是斯大林违背恩格斯和列宁的教导而提出来的片面性的理论。我希望上述的引文已能澄清这个问题。

吴大琨还认为,以生产增长和消费相对落后的矛盾来说明普遍危机的发生不是马克思的理论,而是西斯蒙弟的消费不足论。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消费不足论的错误在于:它接受了错误的斯密教条,认为价值不分解为资本,只分解为收入,而收入是用于个人消费的;因此,它只看到个人消费,抹煞生产消费。西斯蒙弟就是这样。他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一方面排挤小生产,使小生产者破产,另一方面排挤工人,使工人失业,这样,个人消费便绝对减少,国内市场缩小,普遍危机发生。他一点也不了解生产消费的作用,不了解小生产者破产反而能扩大国内市场,不了解生产资料的需要在扩大市场中的作用。这当然不是马克思的理论。

有人认为,生产增长和消费相对落后也就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比例失调,它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表现,因而可以用无政府状态来说明发生一切经济危机的原因。这种说法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计划化可以消灭经济危机。这显然是错误的。首先,普遍危机不是由无计划性产生的,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迫使所有部门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又不随着生产的发展同时提高工人的消费造成的。这种矛盾不是资本主义的计划化所能解决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并在这个范围内,国家的计划如果可以使消费品的生产不增长或少增长,由此也可以使生产资料的生产不增长或少增长,以便使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不失调,那么,由此闲置或过剩的生产资料和过剩的劳动力(失业工人)的数量必将日益增长,而这表明危机已经发生了。可见计划化不能消灭危机。

吴大琨认为生产无政府状态最容易发生在固定资本的需求和供给的不平衡上。当然,固定资本的特点是一次购买、多年使用,多年才买一次,例如

锅炉就是这样。假如它能用10年,那么它每年的价值折旧是img8但并不每年用来买新的锅炉,即存在着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不一致,要到第10年才全部用来购买新的锅炉。这时,从一个企业看,固定资本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才一致。假如锅炉的产量每年相同,但是全部锅炉在同一年更新或不更新,那么锅炉生产就会发生不足或过剩。要具备什么条件锅炉的供给和需求才能平衡呢?假设一个国家有1000个工厂,每个工厂使用1台锅炉,10年更新一次;这样,条件就是:一方面,1000台锅炉每年的价值折旧部分要等于每年新购置的锅炉,即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从全社会看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每年要有100个工厂更新1台锅炉,共更新100台,另一方面,生产锅炉的工厂每年也只生产100台锅炉。假如全国需要的锅炉在增加,生产锅炉的生产力又在变化,情况就更为复杂。上述的均衡条件,在生产无政府状态下,是很难具备的。因此,就发生局部危机。上面的叙述,就是对吴大琨提醒大家注意的《资本论》第2卷第20章中“固定资本的补偿”这一节阐述的原理的概括。[6]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么,吴大琨就是用固定资本同时不更新(同时更新也一样)来说明经济危机的发生,如果他不能说明同时性是由什么决定的,那么这就只能是局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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