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之重要性的认识过程

8．中国对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之重要性的认识过程

这里，我们补述一下中国洋务运动以后的情况，用以说明中国是如何逐步认识到改革土地制度的重要性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的新政运动，没有涉及产业革命和改革土地制度问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中的土地纲领即平均地权，其提法有一个发展过程，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的最后提法是：耕者有其田和地价上涨部分归公。后者以核定地价为前提，过高的多征税，过低的由国家按报价购买。前者即耕者有其田是在1923年国共合作条件下提出来的，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地价上涨部分归公和土地国有，则是最激进的资产阶级企图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要求，例如，美国亨利·乔治^[11]的主张就是这样。孙中山将这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改革混在一起，要毕其功于一役，不真正认识现阶段中国革命要解决的是封建主义的土地问题。这和毛泽东在大革命期间就看到中国土地关系的封建主义性质，就强调必须解决土地问题，恰好是一个对照。王亚南指出：“民生主义的提出，并没有把改革对象和主体交代明白，并不是根据唯物史观的科学论据，并不曾科学地就中国封建制度的特点，来讲明其所以必须用这种主张来改革的道理。因此，民生主义提出以前障碍着李鸿章、张之洞一流人物之革新意识的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恐怕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民生主义提出之后，还阻碍着那些政论家和经济建设论者们。”这就无怪乎这种主张一直都处在阐述的阶段，终于无法实施。王亚南最后认为，我们由此想到，“假使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类具体分析中国社会特质的科学论著，在大革命以后那段时间，有了较广泛传播的机会，……恐怕这期间的革命斗争实践，也另是一个面貌”^[12]。毛泽东写出这些当时还不能公开流传的著作，和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几乎是同时的。因此，王亚南就有此感慨。毛泽东在前一著作中早就指出：即使是自耕农，也受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在后一著作中则明确指出：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和不法的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他的论著为中国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1947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为农民所有为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全国解放，尤其是1951年全国土地改革后，中国的产业革命和工业化，才迅速地完成。

末了，我要指出的是，王亚南有此感慨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他参加国民革命，失败后义愤填膺，到杭州一个寺院里准备写一本反映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小说，并以此糊口；在这里他认识了正在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的郭大力；由于有相同的志愿，便开始与郭长期合作，从翻译英国古典派的著作到翻译一卷本的《资本论》；进而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并以此为指导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王亚南最初认为中国已不存在封建主义。他说：“单纯从形式上、从政治观点上考察，说中国封建社会在周末解体了，那是不无道理的，即作者在社会史论战时，亦是如此主张……但后来对封建主义作更深一层的论究，始觉得错了。”^[13]后来更认识到中国封建主义的特殊性，即表现为地主经济封建制度。他这种认识是20世纪30年代才得的，当时他大概还没有读到毛泽东的上述著作。因此，当他解放后读到这些著作时，知道毛泽东在大革命时就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就明确提出革命的对象，同孙中山的理论一比，当然有此感慨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3页脚注。

[3]约·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2页。

[7]理查德·坎蒂龙：《商业性质概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32页。

[8]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蔡百受校，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10]王亚南：《社会科学新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第208—209页。

[11]亨利·乔治（HenryGeorge，1839—1897），现代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人物。

[12]《王亚南文集》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6页。

[13]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