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

第一节　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

进入21世纪，在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克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率逐渐回升。与宏观经济增长加速相伴随的是，从2003年开始，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某些部门的投资增长过快，特别是钢铁等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长，煤电油运的供给全面趋紧。二是农业生产增长缓慢，粮食供求关系趋紧。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到15亿亩以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水平；粮食产量下降到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表明，经济“局部过热”的苗头已开始显现。为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党中央、国务院见微知著、果断决策，及时启动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

2003年6月，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着手进行经济形势分析，研究做好下一步工作的措施。国务院领导同志于6月17日和24日两次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汇总有关部门对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建议，提出了《关于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建议的汇报》。7月，这轮宏观调控以土地管理为切入点，出台了暂停审批和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措施。12月，又出台了制止钢铁、电解铝和水泥行业盲目投资的措施。另外，针对农业生产的困难局面，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召开粮食工作、农村工作会议，对促进发展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作出部署。

2004年，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大幅度攀升。为了防止局部性问题的扩大，中央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4月，一批措施集中出台，如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清理钢铁、电解铝、水泥、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查处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控制信贷风险，制止部分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等。

经过努力，这些政策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2004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达9389亿斤，扭转了1999年后连续下降的局面。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由年初的53%回落至12月的27.6%，^[1]煤电油运供给紧张局面得到缓解。一些行业盲目扩张、信贷货币一度增长过快、乱征滥占耕地的势头都得到遏制。但是，这些成效还是阶段性的，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投资需求膨胀的压力依然较大，农业基础还不稳固，物价上涨的压力比较明显，煤电油运十分紧张。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企业库存增长较快等新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进一步显现。对此，中央明确表示，加强宏观调控的决心不能动摇，力度不能减弱，工作不能松懈。

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提出2005年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在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将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开始使用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进一步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重要措施。2005年宏观调控主要是进一步消化和落实2004年已经出台的各项重要措施。此外，针对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住房价格上涨过快、供应结构不合理、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问题，集中出台了一批新措施，包括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调整商业银行住房信贷政策，提高住房贷款的利率和首付比例等，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调控房地产市场。

2006年到2007年中期，宏观调控继续实施“双稳健”的政策，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宏观调控的成果，并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突出的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三过”问题。

一是通过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对产能过剩行业进行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继续调控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和结构。二是继续严把土地闸门，把清理开发区、整顿土地市场秩序、暂停审批非农建设用地延伸到深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提出切实保护耕地，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走建设占地少、利用效率高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利用新路子。三是继续调控房地产。2006年5月，国务院出台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条意见，制定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等政策措施。2007年8月，国务院提出以城市低收入家庭为对象，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加大棚户区、旧住宅区改造力度。四是实行取消或降低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对资源性商品开征或提高出口关税等政策，缓解外贸顺差过大问题。五是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利率等灵活多样的货币政策手段适当控制银行信贷投放的规模和速度，解决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突出问题。

2007年6月，针对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呈现出的逐月上涨之势，中央提出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财政政策要加大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执行近十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转换为“稳中适度从紧”。这一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确定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努力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事实上,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的逐步显露,这次调控的具体举措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

2003年至2007年的宏观调控是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进行的，也是在经济体制加快转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更为紧密，经济深层次问题与新情况新矛盾交织，风险和挑战严峻，宏观调控面临的复杂性、特殊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党中央、国务院在经济运行出现偏快倾向或过热苗头时，见微知著、未雨绸缪、主动调控，决策果断，加上措施有力、标本兼治，宏观调控有效防止了苗头性问题演变为趋势性问题，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取得显著效果，避免了大起大落，保持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2003年至2007年，国民经济实现了连续五年以高于10%的增长速度，不仅比同期世界年均增长4.5%高出6.1个百分点，而且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9.8%高出0.8个百分点。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粮食生产2004年出现重要转机后，连续三年增产，实现了1985年以来的首次连续四年增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003年的27.7%，平稳回落至2007年的24.8%。^[2]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建成投产，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得到加强，薄弱环节有了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