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扩散与农户经济行为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1.3.1　关于技术扩散问题的研究

技术扩散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初欧洲社会科学的发端，其中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Gabriel Trade在其著作《The laws of limitation》中谈到要探讨“在给定100种不同的技术(工业过程)下，为何其中10种被推开而其余90种被遗忘”的缘由。他观察到一个新技术接受后通常要经历S形曲线，并观察到最先采用技术的人有着最近的社会距离。Bryce Ryan和Near Gross(1943)对美国衣阿华州杂交玉米的扩散研究从理论框架及方法方面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如对技术的接受率、影响因素、传播网的作用等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由此建立了典型的扩散研究设计方案。之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间，有关农村社会学家进行的扩散研究在美国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量地开展起来。美国50年代政府的支持以及研究间的广泛合作使得扩散研究形成了相互高度联结的研究网络，以不断交流更新信息，增加人才，并把类似研究扩散到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扩散研究由此进入迅速“扩散”发展的阶段，涉及的领域除以往农村社会学、人类学以外，还包括教育学、医学、社会学、传播学、市场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工业工程等领域，可以说几乎所有与行为科学有关的学科对扩散研究都进行了探索。扩散研究已成为60年代以来最活跃的社会科学领域。

Smith(1980)认为技术扩散就是技术从一个地方运动到另一个地方或从一个使用者手里传到另一个使用者手里。而Gee(1981)认为技术扩散应是以期给新使用者带来预期经济效益的技术新应用。Glinow＆Teagarden(1988)认为技术扩散过程包括三个阶段:技术文件的传播;将文件转化为产品的专有技术的转移;设备、部件等硬件的转移。美国经济学家梅特卡夫(Metcoalf，1984)则认为技术扩散是一种选择过程:既包括企业对于各种不同层次的技术的选择——其结果总是使企业倾向于接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或更新颖的先进技术，同时也是顾客对企业的选择过程——其结果总是那些优先采用创新技术的企业生产出来品质高、价格低的产品，才能获得顾客的青睐，而迟迟拒绝采用创新的企业，则无法逃避被淘汰的厄运。正是通过这些相互作用的选择过程，技术创新成果在市场中得到广泛传播，即技术创新一步步地实现其扩散过程。

技术扩散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它要受到诸多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它是在多种不同的社会因素，在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中进行运作，其运行过程要经历若干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阶段。为了全面、深刻地认识这一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必须借助于系统论的基本思想从整体上，在联系与发展中去把握它，因此把技术扩散看成是一个系统过程。系统是由要素(子系统)构成，技术扩散系统是由大众传播媒介、人际交流网络、农业推广、技术市场等四个子系统构成。系统是在环境中运行的，系统的环境因素既是系统运行的动力，又是系统运行的条件。技术扩散系统的主要因素有:政治(体制、政策和法律等)、经济(经济发展状况、发展模式、市场价格及结构等)、社会(人口、文化、教育条件、习俗等)及资源条件(劳动力、资金、自然禀赋等)。

1.3.2　关于农业技术扩散问题的研究

1.3.2.1　关于农业技术扩散过程的研究

有两种代表性观点:即“采用”观点和“技术实施”观点。采用观点认为“采用”过程是扩散的主导过程，因此扩散需求者的采用机制决定了技术创新扩散的空间扩散机制。如Rogers将采用过程看作创新决策过程，认为这一过程包括认识、说服、决策、实施、证实五个阶段。“技术实施”观点认为资源状况、技术基础、经济条件、市场状况、基础设施、政策环境等条件对农业技术创新的适应性才是决定创新过程的主导因素。

1.3.2.2　关于农业技术扩散模型的研究

Bryce Ryan和Neal Gross从1941年到1943年，他们对衣阿华州的259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从1928年至1941年，259位农民中有257位接受了杂交玉米技术，采用率很高。此间，农民接受该技术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特点: 1928年至1933年接受该技术的农民仅10%，而至1936年的3年间即达到40%，出现了明显的“起飞”阶段。之后，接受杂交玉米技术农民的比例又开始减少。进一步分析说明，在技术传播开始阶段扩散较慢，当采用人数达到一定比例后，也即达到临界数量后就会到达起飞阶段，之后持续上升，在采用者的比例超过50%后，曲线又呈平缓趋势，因为大部分人已经采用了技术，新的采用者就越来越少，以至最后发展曲线与时间线平行。用图形表示则说明在一定时间内，农民接受杂交玉米技术的比例(采用率)呈正态分布，趋势图呈现出典型的S形。这个曲线也可以用罗杰斯蒂曲线公式表述。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Rogers(1962)运用数理统计分析的方法对美国杂交玉米技术的扩散进行了研究，发现了新技术的采用时间和采用人数呈正态分布状态。将接受者的人数累加，在时间趋势上就呈现一条S形曲线。这种曲线的一般形式可表达为:

p(t)= l+ e^f(t)

式中，P(t)为技术的采用率，K为技术采用的均衡值或最高值，也可以解释为该技术的适宜区域。

把采用者按采用时间早晚分为创新先驱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多数、后期多数和落后者等五种类型，把农户采用新技术的过程分为认识、兴趣、评价、试验、采纳等五个阶段。认为农业新技术在一个农业社会系统内(或叫社区，如一个村，一个乡)人与人之间的扩散，即由少数个别人采用，发展到多数人的广泛采用，是农民的心理、行为变化的过程，一般要经过突破阶段、紧要阶段、跟随阶段和从众阶段，这个过程通常为S型扩散曲线。在以E·罗杰斯(Everett M.Rogers)为代表的传播学者对S型曲线趋势模型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瑞安和格罗斯的这个研究被认为是技术传播研究的经典，S型曲线趋势模型也被公认为技术传播的模式。国内外学者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宏观研究也多以S形曲线为基础进行了大量研究，如胡瑞法、王青连通过对湖南、四川两省的杂交水稻种植技术扩散的研究，运用S形曲线进行了分析。

1.3.2.3　关于农业技术扩散模式的研究

刘怫翔(1999)、浩华(2000)等提出了政府供给主导型与农户需求主导型两种模式，前者实际上是诱导农户不断采用新技术的一种扩散模式，后者则是农户在来自于市场的动力和压力之下的一种扩散模式。

还有学者提出按经济运行体制，把扩散模式分为集中型、非集中型、综合型三种模式:集中型是以计划机制为主的一种扩散模式，农业技术扩散主要体现为政府的意图和行为。“我国农业技术扩散基本上沿用了这种模式，美国在农业技术创新的扩散上，也曾采用过这种模式并取得了成功”(傅家骥，1992)。非集中型扩散模式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没有政府行为的强行干预，政府只是政策上加以引导。综合型介于上述二者之间。

1.3.2.4　关于农业技术扩散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

农业技术扩散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既有接受者的作用机制，如文化水平、专业技能、农场面积等，也有技术在社区内及社区间的传播机制，如相关制度、政策等。但一般来说，技术的传播与扩散可以分为强制性技术扩散和诱致性技术扩散两类，衡量的标准是技术使用者的收益可能性。一项技术在被接受前本身应具备比较优势，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Griliches(1957)曾计算出美国杂交玉米推广中的30%来源于利润。当然，从技术本身看，其协调性、简便性、价格、可实验和可观测性对其扩散过程具有重要影响(Raske，1977; Gruning，1971)。从技术扩散所需要的市场媒介看，市场的可利用程度、有关信息的多少、运输和扩散成本等均会对技术的扩散形成一定影响(Huerta，1978)。从技术在社区内的扩散来看，社区结构、人际交流、政府机构、市场体系等相关因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Havens and Flinn，1975; Brown，1981; Feder，1985)。这些方面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反映了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技术扩散的过程将受到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作为正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农业大国，经济体制中的产权关系、决策结构和经济调节机制均会对技术扩散过程产生重要作用(洪后其、傅家骥，1991)。由此而使我国的农业技术创新与扩散具有与西方国家不完全相同的特征。同时，我国的农业技术接收者——农户的特点也决定了农业技术创新与扩散不可能完全依靠农户自身的力量来完成，而需要政府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因此，农业技术推广在我国农业技术扩散中仍占主导地位(孙振玉，1993;汪三贵，1998;胡瑞法，黄季焜，2000)。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市场在农业技术扩散中的作用将不断增强，这种交合状态使我国的农业技术创新与扩散体系必然是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的二元复合机制。尽管不同类型的农业技术适用于不同的扩散机制，如纯粹私人技术适用市场机制，纯粹“公共技术”适用政府干预机制，对“准公共技术”则适用市场机制与政府半干预机制相结合的方式(周衍平、陈会英等，1997)，但是，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环境复杂性则往往需要更为理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技术推广与扩散而言，亦是如此。

胡虹文(2003)、秦文利(2004)等认为农业技术创新扩散受复杂因素的影响，包括:技术本身的效益性、扩散区域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环境、农户的经营规模及经济状况、农民素质、市场风险、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体制等。朱希刚、赵绪福(1995)认为技术采用的外部影响因素:政策作用、与经济和技术中心的接近程度、推广机构的作用、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耕地规模;技术采用的内在因素:农户人口状况、收入与经济条件、采用技术的新增投入与新增产量。李季(1997)认为技术在社区内(间)的扩散受到社区的经济文化背景、各种涉及技术扩散的中间机构及其效能、人际交流网络及渠道，可能影响接受行为的行政法令、宗教等规范;技术在个体间的扩散受到接受者个人因素、接受者家庭因素、接受者所处生态系统的影响。刘笑明(2006)认为在技术扩散过程中区域基础设施状况、经营规模是影响农业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并且提出要发挥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要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的积极性。胡瑞法、黄季焜、袁飞(1994)认为水稻良种最大扩散面积与经济寿命的影响因素是:品种的生育期、产量水平、抗病性、株高等特征。可见主要是技术本身的相对优势是影响采用新技术的决定因素。徐玖平、陈学志(2001)认为旱育秧技术扩散受复杂因素的影响: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农户的自身素质。技术的效益性是最重要的因素，相关要素的供给是这一技术顺利扩散的基础。

1.3.3　关于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

1.3.3.1　关于农民技术采用决策模型的研究

一般情况下，在给定的某一时期内生产者的决策可假设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效用的最大化也就是生产目标(如利润或产量等)函数的最大化。目标是生产投入、技术采用决策以及其它影响因素的函数，而技术采用决策是指生产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信息对生产中可供采用的所有技术(包括连续和不连续的、综合的和单一的、传统的和现代的等等)做出定性(采用还是不采用)和定量(若采用采用的程度如何)的选择和决定。以上问题用数学形式可表示为:

π_i= p·q(X)·g(Z)－∑r_j x_j

式中，π_i为第i户农户对采用某种技术的期望利润(假设利润为农户生产的目标函数); q(.)为新技术采用后的生产函数; g(.)为技术采用决策或信息的转换变量函数，取决于Z(影响技术采用的各种因素); X为j种生产投入(X_j)的投入向量; p和r分别为产出和投入品(X)的价格。假设一种新技术有相对的效益优势、没有任何风险，农户对新技术的所有特征、应用技术、产量水平、生产效益、产品的生产潜力、期望价格等等，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g(z)值为1，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完全被采用。相反，即使某种新技术在生产上可能会产生较高的生产效益，若农民对其毫无了解且技术本身有极大的风险，g(z)值为0，技本采用率为0。但在实际情况下，g(z)值往往是介于0－1之间。技术采用的中心理论就是研究g(z)的变动规律及其影响因素(Z)(黄季焜，1994)。相对于传统技术，新的农业技术通常具有较高的预期产出和较大的风险等特性。

1.3.3.2　关于农民技术采用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外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Griliches(1957)对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他在对美国中西部杂交玉米种子扩散的研究中发现，技术提供者的一些活动，如使新技术适应当地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创新的扩散。Feder G.(1980)分析了不确定性环境下，农场规模、风险厌恶和新技术采用的关系，他认为农民通过增减农业投入，会对风险水平和平均利润有一定程度的驾驭能力。Margriet Casewell(1986)研究了加利福尼亚州果农对灌溉方式的选择，与传统技术相比，影响果农采用现代灌溉方式的因素有:节水程度高低、市场网络广泛、水价高低、收入水平高低、对果农征收水使用税等。Aril Dinar and Dan Yaron(1992)对以色列七种灌溉技术的采纳过程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水价、种植作物的收益和政府对灌溉设施的补贴对新技术的扩散有显著影响。A Abdulai and WE Huffum.(2004)和K.A.Baerenklau and K.C.Knapp(2007)从创新精神、资源禀赋和资源获得的公平性，以及技术的实用性等角度对农户接受技术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因素可归结为农户的家庭特征、农户所处的外部环境特征和技术自身的特征。

国内对农户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近年来较多。林毅夫(1994)研究了湖南省500户农户采用杂交水稻技术，得出农户的教育水平和从事农业的经验对农户采用杂交水稻的概率和密度有显著正效应。朱希刚、赵绪福(1995)运用Probit模型对鄂西贫困山区289个农户的行为分析表明:技术采用后粮食产量的增加、与农业推广机构的联系、离乡镇距离、政府对采用新技术的奖励与农户采用新技术呈正相关关系。汪三贵(1996)大众传播媒介、农户与推广人员的接触、农户已有生产水平的高低农户离信息中心的乡镇所在地的距离、家庭人口数等变量对农户作出采用于地膜覆盖技术的决策有影响。李季(1997)对技术的来源、环境，技术在农户间的扩散，以及技术在社区内(间)的扩散作了系统的评述，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机制。技术在社区内(间)的扩散受到社区的经济文化背景、各种涉及技术扩散的中间机构及其效能、人际交流网络及渠道;技术在个体间的扩散受到接受者个人因素、接受者家庭因素、接受者所处生态系统的影响。宋军等(1998)研究发现，年龄和性别对高产和优质技术选择有明显导向作用。樊启洲和郭犹焕(1999)总结出农民接受农业技术，受到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农民的文化程度、年龄、性格、职业以及经济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黄季焜(2000)通过建立农业技术选择行为模型，结果表明，农户的耕地面积、人均纯收入以及农户自身的因素都对农民的技术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徐玖平、陈学志(2001)认为旱育秧技术扩散受复杂因素的影响: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农户的自身素质。技术的效益性是最重要的因素，相关要素的供给是这一技术顺利扩散的基础。朱明芬(2001)在对浙江省绍兴县和兰溪市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实证分析中发现，随着农民兼业程度的提高，采用农业新技术的积极性降低;最有积极性的是农业专业大户，最没有积极性的是非农兼业户。张舰、韩纪江(2002)通过对辽宁省金州区、东港市等5个市(区、县) 188个农户的调查，研究了农户采用大棚技术(生产反季节蔬菜)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年龄、地区差异和户主从事非农业程度在大棚技术采用的过程中具有较显著的影响。胡瑞法和黄季焜(2002)对90年代末我国不同省份耕地利用情况的比较得出，人均耕地资源稀缺往往会诱导农民采用高产新品种技术、高产栽培技术以及多熟制种植技术。胡虹文(2003)、秦文利(2004)等认为农业技术创新扩散受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技术本身的效益性、扩散区域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环境、农户的经营规模及经济状况、农民素质、市场风险、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体制等。张云华、马久杰(2004)对农户采用无公害及绿色农药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表明，农户的人口和耕地特征、农户能力特征、农户对农药的认识、农户与涉农企业和农业专业协会的联系是影响农户采用无公害及绿色农药的主要因素。刘笑明(2006)认为在技术扩散过程中区域基础设施状况、经营规模是影响农业技术扩散的重要因素。赵丽丽(2006)认为教育、经营规模、农户决策者的年龄、家庭人口数量因素、农户的信息渠道、信息水平和主观风险因素、农户的经济状况等因素是影响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主要因素。

1.3.4　关于资源节约型农业的研究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许多学者从资源环境的角度提出了要建立资源节约型农业生产体系，以缓解资源环境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影响。大多数学者(王勤学，1993;郭占银，1995;赵秉栋和赵庆良，2001)从我国资源约束和浪费并存的现象出发，强调节约农业资源的必要性，揭示了资源节约型农业的内涵，指出农业发展必然从高投入、高产出的“两高农业”走向高产、优质、高效的“两高一优农业”，并把资源节约型农业的目标确定为增产增收增效、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食物安全等，针对具体的目标，提出了建立立体农业、发展多熟制种植、采取先进的灌溉技术和科学的施肥制度等途径发展资源节约型农业，以达到节时、节地、节能、高效、低耗。李荣生(1998)论述了资源节约型农业结构的评价指标，包括结构与区域资源组合的吻合度、结构的关联度和协调性、农业系统的废弃物资源化程度、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和农业科技贡献率的高低。刘学敏等(2007)指出资源节约型农业的核心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参照学者对可持续农业(陈佑启和陶陶，2000)和循环农业(方中友，2007)的评价指标，构建了资源节约型农业的评价指标体系依据人力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化肥农药机械投入和农业环境6个表现层，涵盖了17项指标。王庆和(1996)提出，由于农业自然资源短缺与流失严重的矛盾、农业经济资源成本高与利用率偏低的矛盾、农用土地资源质量不高与污染加重的矛盾三大矛盾的存在，使得农业必须走资源节约型道路，基本思路是要节约明显短缺的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和资金投入高的农用化学品、农业机械等经济资源，提高综合效益。陈德清(2006)提出从农业资源的短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和资源利用率低等方面阐述了要建设节约型农业，主要途径是: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发展节水农业、提高农业投入品的利用效率、发展生态养殖业、提高农村可再生资源综合循环利用水平等。赵秉栋、赵庆良(2001)从人均农业自然资源匮乏、农业自然资源浪费严重(利用率低，生产率低)、人口对资源需求增加等角度分析了建立资源节约型农业生产体系，包括节时、节地、节能、节水型农业生产体系。米清运(1997)也提出农业要走资源节约型道路。杨建设、谷茂、信乃诠(1999)在实地考察基础上，分析了以武川试区为代表的半干旱偏旱区农业资源的基本条件和特点，评价了该区10多年来农业资源高效利用与节约方面的技术创新与推广情况，提出了生态农业技术体系方案。

1.3.5　文献评述

国内文献大多停留在单一的技术本身，缺乏系统的研究论证。这也是我国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无法持续久远的症结所在。基于此，研究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及管理问题，将有利于拓展公共资源管理的理论，同时找到我国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可操作性方法，为我国建立资源节约型农业生产体系的建立和循环农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本文则拟从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出发，从供给、采用和中介三个子系统考察这类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并尝试找到推进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效率的有效途径。国内目前尚没有对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对农业技术扩散的研究多集中在某种具体技术的研究或不分类别地对农业技术扩散的笼统研究。因此，本研究填补了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研究的空白，设计出了适合此类技术扩散的激励、约束和保障机制，具有一定的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