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气候谈判的简要历史回顾

14　全球经济生态发展趋势

以“全球变暖”为标志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全球气候变化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诸如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退化、荒漠化扩展、海平面上升等，造成了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的资源、环境、发展和公平的严峻挑战。如何促使地球成为一个适于人类和谐生存与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复合系统，这已经成为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和社会问题。

14.1　全球气候变化

气候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何变化都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过度使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而大面积的森林砍伐和草原破坏则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的过程。

14.1.1　温室气体和温室效应

1）温室气体

崔大鹏（2003）等认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焚烧了大量化石燃料充当能源。它们基本都是由碳构成。燃烧时可氧化成二氧化碳。同天然气和石油相比，煤的含碳量最高，每个有效单位可产生两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目前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净二氧化碳来自燃烧化石燃料，这就是为什么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从广义上讲等同于减少世界能源体系中的碳。

其他四分之一净二氧化碳是人们改变自然的副产品。植物（如树木）含有大量碳，燃烧或使它们腐烂都会把碳释放到大气中。但是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却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的。

要想除去大气中人为的二氧化碳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一直在稳步升高。

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2005）提出温室气体是指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它们是大气中的微量气体，包括水汽、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虽然它们在大气中所占比例很小（除水汽外，其总和只占大气总体积的0.1%以下），但由于它们吸收和放射长波或红外辐射，在地球能量收支中起着基本作用。大气中的水汽（H2O）也是一种自然的温室气体，并且是最强的温室气体。由于它可通过相变转化成水滴、云滴与冰晶，对地球气候影响很大。其体积混合比随着时间和地点变化甚大，一般占大气体积的1%左右。

温室气体的排放有两种来源：自然资源和人类活动，后者更受人们重视。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有以下六种（表14-1）。

表14-1　人类排放温室气体的种类和特征

源自：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与对策》画册，2003年.

其中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是二氧化碳。它产生的增温效应占温室气体总效应的63%，且在大气中存留很久。HFCs和PFCs是氟硫化物的替代物，虽然对臭氧层损耗大为减轻，但对气候的增温效应还是明显的。另外，对流层臭氧（O3）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温室气体。

在排放温室气体的人类活动中，最显著的是所有化石能源燃烧活动都排放二氧化碳，而其中煤含碳量最高，石油次之，天然气较低。化石能源开采过程中的煤炭瓦斯、天然气泄漏可排放二氧化碳。水稻田以及牛羊等反刍动物在消化过程中排放甲烷。土地利用的变化减少了对二氧化碳的吸收。

2）温室效应

地球的温度和气候是行星能量平衡的副产品。从太阳吸收的能量使地球变暖，之后散射到太空。如吸收和发散的热量是平衡的，地球的温度就会保持恒定。大部分的太阳能量是可见光，但地球向外发散肉眼看不见的红外线。温室气体吸收了一部分发散的红外线，防止它直接进入太空，这就改变了地球表面的热量平衡并导致气候变暖，这个过程被称为“温室效应”。庞大的、天然的温室效应的存在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水汽、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在大气中自然地发生作用，使地球表面的平均气温保持在34℃左右，高于大气中不含温室气体时的温度。如果没有温室效应，地球将变成太空中一个冰冷的星球。全球变暖现象是指由于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强化了这种天然的温室效应，使地球不再像以前那样适宜于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存。其实，用“气候变化”这个词更准确一些。事实上，即便是在整个地球的平均气温都升高的情况下，气候的变化也可能导致某些地区的当地气温降低。

14.1.2　关于气候变化的共识与不确定性

1）地球表面温度上升

地表温度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上升0.6℃。1980年至2000年是20世纪温度最高的时期，最热的三年出现在90年代，其中，1998年居首。

2）海平面逐年上升

降水模式已开始发生变化，冰川在全球范围内出现消融迹象，极地海洋冰层变薄，海平面上升。海平面已于1900年至2000年间上升了10～20cm，1990年至2100年间将上升15～95cm。厄尔尼诺（EL-NINO）现象发生的频率上升、规模扩大，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上升，程度加剧（如干旱、洪涝、热带风暴、龙卷风、土壤缺水、火灾和瘟疫暴发等），从而严重影响水资源供给的分布（受降水和蒸发的影响），影响农业生产、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

3）气候异常和灾害增多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报告认定，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严峻和无情的事实。尽管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影响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海平面上升，大洪水和大旱增多，强热带风暴增多也非常有可能。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引发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其后果难测。例如，“反馈循环圈”效应问题，即如果北极变暖，冻土解冻将释放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从而可能进一步加速气候变暖过程。

4）国际社会必须解决气候变暖的问题

这个问题既受科学家又受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关心。一些科学家说，需要立即把全球化石燃料的消费削减70%，通过充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加速趋势。经济学家认为，化石燃料是现代全球经济的基础，要想大幅度削减或替代它，成本极高，并需在全球进行利益再分配，这将导致激烈的国家利益冲突。政治家们认识到，签署一个理想主义的、原则性的国际公约并不困难，而要找一个绝大多数国家能接受、既公平又有效率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国际合作方案，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国际社会正在不懈地努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成功签署和《京都协议书》等的国际谈判，说明国际环境合作在巨大的困难面前还在螺旋式地前进。

14.1.3　国际气候谈判的简要历史回顾

从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期，国际气候谈判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萌动起步阶段

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IPCC下设三个工作组，对温室气候与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影响与对策评价以及气候变化的经济学问题进行研究。

1988年，联合国第43次大会首次讨论了气候变化问题。同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提出，要求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05年减少20%，到2050年减少50%。

1990年，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发表，其中预测，如果今后不采取措施，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约3℃，海平面将上升约65cm。

1991年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开始，于1992年5月通过。其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并要求所有缔约方依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编制并提供温室气体的国家排放清单，合作执行适应和减缓气体变化的对策，促进信息交流和公众教育。

1992年6月，在联合国与环境发展大会（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期间，155个与会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要求附件一所列发达国家缔约方率先采取减排行动。到20世纪末将二氯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

2）徘徊动荡阶段

1995年3月，在柏林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COP1），以后每年召开一次，《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启动。

1995年12月，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发表，强调各缔约方采取有利的政策行动。

1997年12月，在京都召开COP3，谈判达成《京都协议书》，首次定量确定发达国家排放温室气体的限额（2008年至2012年平均排放量比1990年下降5.2%）。《京都议定书》提出了帮助发达国家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控排目标的“灵活机制”，即排放权交易（ET）、联合履约（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

1999年10月，COP5在波恩举行会议，南北方在减排义务和灵活机制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最后，决定将通过COP6完成《京都议定书》谈判。

2000年11月，COP6在海牙举行会议，全部完成了《布宜诺思艾利斯行动计划》所规定的谈判任务，但由于美国退出《京都协议书》等原因，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有许多指标和义务已大打折扣。

3）协调突破阶段（期望）

2002年8月，第二次地球峰会（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继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COP8第一阶段会议6月在波恩举行，第二阶段会议10月在新德里举行。

2005年，附件一国家要在履行《京都协议书》义务方面有实质性进展，并开始关于2010年后的第二轮义务的谈判。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发布了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进一步昭示了应对气候的紧迫性，也显示了对大气中温室气体危险浓度水平和长期减排目标的认识，使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14.1.4　巴厘岛会议对未来气候变化国际制度的影响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3次会议于2007年12月3日至15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参会代表来自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及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界和新闻机构，代表总数达1.2万人。

1）会议成果剖析

巴厘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定，吕学都（2008）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巴厘路线图”。它强调要加强国际长期合作，提升履行公约的行为，以充分有效和可持续地履行公约。“路线图”重申要依照公约的原则，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其他相关因素，承担减缓气候变化的承诺或行动。

巴厘路线图是三项决定的综合，其中一项《巴厘行动计划》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即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其中，减缓又包括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

（1）发达国家的减排问题。《巴厘行动计划》要求公约发达国家的缔约方依据其不同的国情来承担“可测量的、可报告的和可核实的”并与其国情相符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或行动，包括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和限排目标，同时要确保发达国家间减排努力的可比性。实际上这主要是为美国量身定做的条款，因为其他发达国家已参与未来承担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的量化目标。美国不想承担“减排承诺”，要求改为“减排承诺或行动”。

（2）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适当减缓活动。《巴厘行动计划》要求发展中国家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在得到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的支持下，采取适当的国内减缓行动，上述支持和减缓行动均应是“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发展中国家的这项承诺，在谈判时曾遭到发达国家的坚决反对，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的技术、资金和能力也是要可测量和可核实的。

（3）减排温室气体的其他行动。《巴厘行动计划》中第（Ⅴ）款是关于采用各种手段提高执行减排行动中的有效性。欧盟等国家希望所有国家普遍采用征收碳税等市场机制，受到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发展中国家认为可以接受采用清洁发展机制带动发达国家履行义务的碳交易方式。第（Ⅶ）款是采取各种机制，促进跨国机构、公共机构、私有机构、民众团体等，以系统、协同、一致和集成的方式支持各国减排行动。

（4）加强气候变化适应行动。它要求加强国际合作执行气候变化适应行动，包括气候变化影响和脆弱性评估，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建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灾害和风险分析以及管理和减灾行动等。

（5）减排、适应及技术转让的资金和融资。它要求发达国家提供充足的、可预测的、可持续的和额外的资金资源，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2）对未来的展望

巴厘路线图规定的谈判内容若取得成功，将能建立起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基本格局。全世界都对这项谈判寄予厚望，希望谈判能取得成功，即在2009年制定发达国家在2010年后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规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资金和能力建设的义务；规定发展中国家承担具体的减排行动，从2013年开始，所有国家都将需要按公约和议定书的要求履行具体的减排义务或行动。这样，全球保护气候的努力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功。这样的国际政策和国际环境还将继续催生大量低碳技术及其大规模的应用。

如果无法安排在2009年第15次缔约方会议上完成路线图的谈判而导致谈判失败，那么必将导致全球保护气候的努力和政治势头将遭受重创。实际上，2009年的谈判是否能成功，主要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政治诚意，尤其是美国。如果发达国家不采取切实的减排措施，不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其借口是转让技术将使发达国家的企业失去竞争优势），而是利用机会，谋取经济优势和竞争力，为自己的先进技术寻求市场、发气候变化财，那么气候变化谈判的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

关于2011年坎昆气候大会情况见“补缺”B.3.2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14.1.5　200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情况分析

2008年12月1日至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4次缔约方会议（CDP14）在波兰波兹南召开。来自189个缔约方、464个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371家媒体的共1万余人参加。

吕学都（2009）对会议情况做了以下剖析：从会议内容看是从原则性谈判转向实质性谈判，不应对它寄予太高期望，但会议结束时取得的进展很有限，各方难以掩饰对此的失望。

1）关于长期合作的共同愿景

（1）发展中国家认为，加强公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以实现公约的最终目标就是共同愿景，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平原则，强调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认为共同愿景不仅包含温室气体排减目标、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目标，也要包括适应行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等内容。

（2）发达国家则强调要求所有国家都要参与长期减排行动，以实现稳定全球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目标。发达国家尤其强调新兴发展中国家要承担长期减排指标。

（3）这些尖锐、对立的观点导致在这个议题上的谈判几乎是针锋相对的。

关于发达国家2012年后进一步减排目标的谈判自2006年启动以来已进行了多年，但很多问题未能解决。

①会上，发展中国家强调，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历史责任，实现大幅度减排，即2020年要比1990年至少减排25%～40%，并要求发达国家应主要依靠国内减排措施实现这一目标。如发达国家利用清洁发展机制（CDM）等灵活机制实现减排目标，则要相应提高其减排指标。

②很多发达国家利用种种借口，强调其减排潜力有限，提出必须先确定减排潜力和减排手段才谈减排目标。有些发达国家要求未来议定书也要包含发展中国家承担的减排目标。

2）关于发展中国家减缓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的谈判

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其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实现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合作共赢机制。

发达国家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应依靠自身的努力，同时还把发展中国家减排问题的讨论引向对发展中国家新的分类标准，要求“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等采取更多的减排行动。

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应按《巴厘行动计划》规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资金和能力建设帮助，并以此作为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的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反对发达国家提出的重新解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反对对发展中国家重新分类，强调发达国家应进一步深度减排。

3）关于适应问题

对于如何制定合适的国际规则、推动全球合作共同适应气候变化，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分歧非常严重，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分歧也很严重。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负有主要责任，发达国家应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他们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发达国家认为，适应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面临的问题，适应行动主要是国家驱动，各国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本国发展规划。他们还利用这个议题分化发展中国家，主张通过多途径（包括私营部门）募集资金帮助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14.1.6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目前，针对世界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思潮和一些大国积极推动，我国学者的研究基本还停留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对我国究竟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如何参加国际气候谈判没有给出新的思路。胡鞍钢、管清友（2009）指出中国可以考虑对国际社会作出中长期减排承诺，承担明确的减排任务，实施分阶段、分步骤、分领域的减排目标。既然在《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确定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相当于减少了12亿t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确定了主要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碳）减少排放量10%的目标，在“十一五”期间减排工作方案中提出了到2010年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减少9.5亿t的目标［国家发改委（2010.12）透露“十一五”前四年少消耗4.9亿t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3亿t（解振华，2010）］，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那么，在充分评估国内各行业完成减排潜能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将这些目标作为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底线。如果说加入WTO可以视为中国是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话，那么承诺减排义务则将被视为与发达国家合作的举动。明确承诺减排义务是国际社会一个公开的可置信承诺。我们希望就这一思路进行进一步的可行性分析和论证，对中国公开减排承诺作出评估。

应对全球变化问题是一项全球性的公共产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承担。作为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责无旁贷。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面临积极参与、不积极参与和不参与三种选择。三种不同的态度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坚持的原则、承担的义务、负担的成本和获得收益的不同，也会带来对外政策的不同选择和目标（见表14-2）。

表14-2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不同情境

源自：胡鞍钢、管清友，2009.

因此，中国有能力减缓和遏制全球变暖趋势，可以实现2050年之前削减20%排放量的目标，并用高于这个比例的资金投入到应对全球变化的行动之中。胡鞍钢等判断认为，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成为推动气候政策良治的领导者，促进和谐世界的建立。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可以考虑对国际社会做出中长期排减承诺，承担明确的减排义务，实现分阶段、分步骤、分领域的排减目标。

何建坤等（2008）认为，即使当前加大发展可再生能源、核能以及与清洁煤发电相结合的CO2捕捉埋存技术的力度，其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并在能源领域中发挥显著作用也要到2020年之后。

合理的CO2排放增长是实现现代化过程所必需的排放空间，我国2005年的CO2排放比2000年增长了59.8%。即使采取强有力的节能和能源替代战略，到2050年的CO2排放也要接近2005年的2倍，约为2000年的3倍；而相应的GDP则可达2000年的20倍以上，单位GDP的CO2强度2050年可比2005年下降80%以上，年下降率长期保持世界罕见的3%以上的下降幅度，已极大地挖掘了可实现的各种减排潜力。只有在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经济趋于内涵式发展，才有可能实现CO2的绝对减排。如果进而再过急和过激地限制CO2排放，势必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009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我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何建坤，2011）。

面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紧迫性，我国在对外努力争取碳排放空间的同时，对内也要积极应对。争取10～15年内尽快掌握核电、风电、生物质发电和煤炭利用相结合的CO2捕捉和埋存等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核心的技术，并形成大规模、超常规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为未来承担减缓碳排放义务打下良好基础。

14.1.7　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

中国需要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也有保护全球气候的责任和政治意愿。中国的长期战略选择只能是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浪潮，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

1）低碳经济是世界发展格局的新规划

李俊峰、马玲媚（2008）提出早在巴厘岛大会之前，低碳经济已被炒得沸沸扬扬，先后登场的《斯特恩报告》、美国副总统拍摄的《难以忽视的真相》以及由世界4　000多位科学家共同完成的IPCC气候变化第四次评估报告，把早在1896年阿累利乌斯提出的“化石燃料燃烧将会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而导致全球变暖”这一个科学假说上升为政治命题。他们认为“只有到2050年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2倍以内，才可能避免发生极端的气候变化后果”。对于这样一个结论，科学家和政治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为了尊重“科学的结论”，一些国家开始提出或实施低碳经济或低碳发展战略。早在2003年，美国政府发表的《能源白皮书》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计划到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到2050年建立低碳经济社会。2007年底，为了配合巴厘岛峰会，英国议会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将减排二氧化碳和建立低碳经济的口号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政府纷纷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加以宣扬，甚至包括美国布什政府，曾经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不关心“气体变化”问题的反面典型，也表示“要发展生物燃料、风电等低碳技术，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低碳经济能否实现是一个技术问题，提不提或是否发展低碳经济是政治问题，因为它有可能成为世界发展过程中又一重大规则。回顾近代世界文明发展史，已经形成两个半世界各国必须遵从的规则。第一个是联合国宪章，它将世界列强多年瓜分世界形成的国家疆土，利用国际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不论这种疆域的划分是否合理，所有民族、国家都必须遵守。第二个是关贸总协定，后来称之为世界贸易总协定，它把市场经济作为唯一被认可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第三个规则，尽管现在只走了半步，但它终究会成为第三个规则，这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如果说，联合国宪章是农业文明发展阶段的终结（因为农业文明的发展依赖于土地，联合国宪章宣布，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能在依赖土地和疆域的扩展来实现了）。在这个意义上，关贸总协定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宣言，它认可技术先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乃至家族）有优先发展的权利，国家、民族甚至家族集团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原则，合理地优先使用世界各国的资源，包括货币资源、人力资源和石油资源。那么第三个规则可能是人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法律文件。这个文件将会要求任何国家、民族、企业和民族，甚至有可能包括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危及到别的国家、民族、企业和个人发展的权利，不仅对当代负责，还要对未来，也就是对后代负责。

不论大家如何看待“气候变化”所催生的低碳经济这个命题，它的政治化导致了它必然会发生和发展。因为力推这个命题的国家、国家集团已经有所准备，例如美国、欧洲、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就开始打造低碳经济的技术基础，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欧盟各国，自1980年以来，在基本上没有增加化石燃料的前提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例如丹麦，自1974年开始率先实施开发和节约并重的能源方针，大力开发北海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积极开发本土的风能和生物质能。到2005年，在三十多年时间里，以能源零增长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此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增长了4倍多，2005年和1990年相比，GDP增长了75%，能源消费增长几乎为零。通过十多年的努力，丹麦已掌握了许多与减排温室气体相关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使丹麦每千瓦时发电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由1990年的940g下降到510g，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相应地从1990年的6　000多万t下降到5　100万t。

发展低碳技术，一方面帮助丹麦完成了履行《京都议定书》的责任，同时也为这些技术出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发展低碳技术也为丹麦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商机。2005年和1992年相比，丹麦出口的能源技术产品和服务（主要是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等）收入，由原来的50亿丹麦克朗提高到2005年接近400亿克朗，12年里增加到8倍。显然以丹麦为代表的欧盟各国，乃至大多数发达国家，将在低碳经济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2）低碳经济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

庞贵阳（2008）提出以下认识。

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可以用脱钩弹性（碳排放弹性）来划分为八种类型：弱脱钩、强脱钩、弱负脱钩、强负脱钩、扩张脱钩、扩张连接、衰退脱钩与衰退连接。通过对2003年全球20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不同时期的脱钩特征的分析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欧盟25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见表14-3），在6个时间段至少出现一次强脱钩，其中英国最为突出，一直出现强脱钩特征。其余发达国家也以强脱钩和弱脱钩为主要特征。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强脱钩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实现绝对的低碳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除英国之外，其他发达国家在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上都曾出现过波动。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虽然在某些时段出现过弱脱钩特征，但非常不稳定。所以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努力做到相对的低碳经济发展更为现实。

表14-3　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脱钩特征

源自：庄贵阳，2008.

3）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加工厂”，投资规模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只是对常规技术的简单复制，一经投入，便有一个投资回报期技术和资金的锁定效应。因此，把气候政策与国家发展目标结合起来，走低碳发展道路，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必然选择。

低碳经济对中国的含义不是要求减少煤炭等化石燃料的使用（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这样要求），而是要全力地提高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使单位GDP的“碳消耗”逐步降低，使中国的产业与技术在未来适应气候变化的产业竞争中能占据一席之地。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要考虑借鉴、吸收、消化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

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的目标。然而研究表明，即便中国实现这个目标，也只能做到相对的低碳经济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2006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只有北京市实现年度单位GDP能耗目标，说明节能减排是一项严峻的挑战。正因为如此，2007年，中国出台《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等法律文件和行动计划，表明中国推进改革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和勇气。因此，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必须在国际制度统筹范围内考虑，必须为发展中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给予足够的经济激励。

总之，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发达国家已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新兴低碳技术的研发，开发利用新型替代能源，以期在低碳技术的竞争中抢占技术的制高点。因此，中国需要从近期着手，结合中长期发展战略，对现行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调整，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新形势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超前认清，超前布置，超前投资，以超常规的措施大规模发展和推广先进能源等低碳技术，为未来国家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维护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

14.2　2008年度全球十大环境热点回顾

这十大热点是先由《世界环境》编辑部提出候选名单，之后送交环境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后筛选出来的。

1）中国环保机构入阁，助推科学发展

2008年3月1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成立了环保部，标志着中国最高环保机构正式成为“内阁”成员。国务院批复的“三定”方案强化了公共服务职能，将确保环境保护理念、战略和工作更全面深入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在决策源头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在更高层次上更有力地参与综合决策。

2）气候变化引发自然灾害频发

2008年，中国南方雪灾、缅甸热带风暴、美国中西部洪灾等大型灾害至今还留在人们痛苦的记忆中，这些自然灾害在频率和规模上都超出了当地以往的记录，越来越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

3）2008年北京奥运兑现绿色承诺

2008年8月8日后奥运期间的湛蓝天空让世界各地的质疑和批评“烟消云散”。截至奥运会的最后一天，北京当月空气质量不仅全部达标，而且出现了13个一级空气质量天。北京申办奥运会时做出包括林草覆盖率、生态屏障等7项绿色承诺，投入了1　400多亿元，实施了13个阶段200多项防治污染的措施。

4）可再生能源产业迅猛发展，引领世界可持续发展

在风电领域，2008年4月10日，全球风力发电装机总量突破1亿kW。太阳能光伏发电保持持续显著的增长势头，仅中国的光伏电池产量就将从2007年的100万kW增加到2008年的180万kW。纵观当今世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取得了重大进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孕育着新的突破。

5）沃尔玛要绿色供应链

2008年10月，美国沃尔玛公司在北京举办的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宣布将建立一个对环境和社会发展负责任的全球供应链，并向供应商提出一系列与环境相关的要求，主要包括：①制定新的供应商协议，要求厂家必须承诺遵守所在地的法规，达到严格的社会责任和环境标准，并提供相关的认证和证明。②与中国供应商合作，节约能源并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到2010年，沃尔玛希望直接采购的中国200家供应商提高能效20%。③至2010年，要求供应商的采购量中，来自环保和社会责任达到最高等级的工厂的采购量达95%。

6）金融危机或许可为可持续发展赢得时间

2008年，从美国华尔街引起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10月29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时表示，金融危机或许能为可持续发展赢得时间。联合国官员莫利尼耶指出，金融危机能让人们对现今的发展模式进行思考，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9月27日，“股神”巴菲特将金融风暴以来的首笔海外大单投向中国的比亚迪，原因是他非常看好比亚迪的新能源科技技术。

7）亚欧首脑会议发表《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

2008年10月24日至25日，亚洲16国和欧洲27国以及欧盟、东盟的领袖齐聚北京，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共同发布了《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

会议重申必须以《里约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为基础，全面实施国际社会普遍确立的目标、原则和行动规划。《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并决定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能源安全以及社会和谐作为亚欧会议第二个十年优先合作领域。

8）地球亟待拯救，全球政坛转绿

气候变化已跃升为国际政坛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美国因联邦政府拒签《京都协议书》而备受指责。然而，许多州一级政府纷纷为自己设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并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新当选的澳大利亚首相不仅在竞选中大打环境牌，并在上任之后立即兑现承诺，于2007年12月签署《京都协议书》。2008年6月，印度首相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行动方案，拟定了印度政府的八大任务，如发展太阳能、节水等。在9月的印度—欧盟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表示，清洁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应是欧盟印度合作的优先领域。

9）美国大选鸣金，环保成为主题

2008年11月4日，奥巴马当选美国第44届总统，随之，美国新政府的环境政策逐步引起世人关注。

“能源与气候变化”从美国总统大选初期就进入公众视野。两党的候选人都把应对这个问题的政策作为竞选的重要砝码。奥巴马在8月份发表的“美国新能源计划”中承诺：短期内降低美国家庭使用汽车的经济负担；在未来10年之内投资1　500亿，创造500万新的“绿领”岗位，以鼓励共建清洁能源的未来。奥巴马还将设立全球能源论坛，促进全球高能耗国家共商环境问题。除气候变化外，他还关注动植物保护、“绿色农业”、“绿色生活方式”等问题。

10）气候变化公约第14次缔约方大会（波兹南会议）召开在即，谈判僵局亟待打破

这方面内容在前面已有介绍，这里省略。

14.3　全球生物能源发展现状及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

生物能源是目前除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之外的第四大能源，约占全球能源总需求的15%，近期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的生物能源是指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仇焕广、黄季焜（2008）提出生物能源主要指这两种生物液体能源。

1）全球生物能源发展的驱动因素

自2004年以来，生物液体能源在全球迅速崛起。欧美发达国家及巴西、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生物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促使其迅速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

（1）保障能源安全。按目前探明储量石油仅能满足全球40年的消费需求。寻求新能源以保障本国能源安全已成为很多国家的战略目标。

（2）环境保护。由于传统能源消耗产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全球社会关注的焦点。欧盟等国家把发展生物能源作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手段。

（3）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2）全球生物能源的发展

（1）燃料乙醇。从1975年全球燃料乙醇产量只有1.5亿加仑（1加仑＝3.785L），到2000年增加到45亿加仑。2007年的产量约135亿加仑。美国和巴西的产量占全球的80%以上，我国的产量133万t，居世界第三位。目前主要用玉米作为原料（如美国、中国和加拿大），而巴西主要利用甘蔗。欧盟等地区也利用质量较差的小麦作为原料。

（2）生物柴油。全球产量1991年为300万加仑，2000年为24亿加仑，2007年为35亿加仑。德国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意大利、美国、法国和巴西的产量也迅速增加。目前的生产主要用油菜籽做原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也用棕榈油做原料。中国和印度开始重视发展林业生物柴油。

3）主要国家的发展目标与政策

从原料的选择看，燃料乙醇以玉米、甘蔗为主，也有国家开始利用非粮原料，如木薯、甜高粱。生物柴油以油菜籽、大豆为主，而棕榈油、麻风树等树种日益受到重视。利用纤维素生产燃料乙醇估计需5～10年才能商业化生产。

（1）美国是目前燃料乙醇的最大生产国，主要用玉米作为原料。2007年产量为58亿加仑，使用全国25%的玉米产量。最近，美国也开始重视发展生物柴油，2007年产量估计为200万t。

美国联邦政府对每加仑燃料乙醇提供51美分的补贴，还通过了优先采购等政策来鼓励发展。为了防止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对进口燃料乙醇征收每加仑54美分的关税。

（2）巴西是全球第二大燃料乙醇生产国。其原料几乎都用甘蔗生产，由于气候条件适宜，甘蔗单产高、含糖量高，其生产成本是全球最低的。2007年产量约为48亿加仑。由于对甘蔗的需求急增，巴西南部一些地区已不种谷物和含油种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巴西的生物柴油也开始稳步发展。从2007年开始，政府要求在所有柴油中添加2%的生物柴油。

（3）欧盟目前主要利用油菜籽生产生物柴油。2007年总产量为550万t。德国产量占全球的50%，法国、意大利也是重要生产国。为了确保实现《京都协议书》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欧盟计划到2010年使生物液体燃料使用量达到交通能源使用量的5.75%。由于自身产量不能满足，欧盟开始从俄罗斯、东南亚和美国进口原料或生物柴油。受到生物柴油原料生成能力的限制，欧盟也计划使用小米和玉米生产燃料乙醇，预计其产量将达生物柴油的一半。

（4）2001年，中国中央政府投资50亿元，在黑龙江、吉林、安徽、河南等省建立4个大型燃料乙醇生产企业，年产量130万t。2007年又在广西建立以木薯为原料的企业，年设计产量为20万t。目前，我国以上四省加上辽宁省，还有湖北、山东等27个城市使用添加了10%燃料乙醇的汽油。2007年我国燃料乙醇的产量为133万t，使用400万t玉米。

2005年我国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将大力发展包括燃料乙醇的可再生能源。中央政府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计划到2020年使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达1　000万t，生物柴油20万t。由于近期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2007年中央又出台政策，要求避免生物能源“与人争粮”。新政策鼓励利用非粮作物或林业资源，并规定不再批准新的用粮食生产的燃料乙醇企业。目前，我国政府通过以下措施鼓励生物能源发展：一是免除乙醇汽油（含10%乙醇）的5%的消费税；二是免除所有生物能源企业的生产所得税（17%）；三是中央对企业直接补贴，2007年每吨生物能源补贴为1　370元。

（5）其他国家如加拿大以玉米和小麦生产燃料乙醇，用油菜籽生产生物柴油；阿根廷用大豆生产生物柴油；马来西亚、印尼生产生物柴油的原料是棕榈油。

4）生物能源发展对国际农产品的影响

（1）2007年全球农产品生产保持平稳增长趋势，价格上涨不是生产下降导致的。

（2）能源价格的提高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推动了产品价格的上涨。

（3）生物能源的发展不但提高对能源作物的需求，而且通过密切农产品与石油两个市场的联系，将能源价格变化直接传递到农产品市场。

5）我国应对生物能源影响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建议

（1）允许粮食等农产品价格适当上涨，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

（2）控制食品价格上涨和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措施是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国内粮食产量。

（3）扩大城镇低保人群范围和扩大低保水平，加大对城镇低收入人口的食品价格补贴。

14.4　国际肉类贸易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从全球自然资源的负荷方面考虑，家畜产业的扩张令人担忧，表14-4显示了估算的全球肉类产量、饲料用量和饲料的转化率。肉类的产业化生产主要依靠大量的粮食消耗，而传统的生产模式主要利用农业生产的副产品和废料，反刍动物主要利用秸秆和草料。高度产业化的猪、禽消耗的谷物和油料制成的精饲料超过总量的69%。随着产业化禽物生产的增长，饲料用地和粮食用地及其他资源之间的竞争程度增加。

表14-4　与鸡、猪和相关饲料的进出口和国内消费生产相关的土地利用（假定生产和处理过程不需占用土地。数据单位为1　000hm2）

源自：Galloways等，2007.

1）量化贸易对资源利用产生的影响

为了计算和弄清国家之间的资源利用和转移状况，Galloways等（2007）发展了MEAT模型，该模型是一个局部平衡模型，利用具体国家的产量、水资源利用效率、氮利用效率等数据，对饲料和肉类生产中所需的土地、水资源、氮等投入进行估算，以下介绍有关土地利用的情况。

模型的计算结果显示，猪、鸡产业化生产中涉及的土地资源数量巨大，国际贸易使肉类和饲料的进口国可以避免其土地资源的束缚。例如，日本国内猪肉和鸡肉的消费大约占用了饲料生产国2.2×106　hm2的土地（表14-4），其数量相当于日本耕地面积的一半。

模型着重分析了某一特定区土地利用和转化的决定因素。例如，由于巴西大豆种植急速扩展，对巴西的大草原和热带雨林系统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导致备受谴责，而巴西大豆生产的大幅扩张与近年来世界肉类生产的增长密切相关。计算结果显示，巴西用于种植大豆的土地大约为1.1×107　hm2，中国占用其中的20%。

2）贸易资源成本和减缓策略

我们的政策目标不是反对贸易，而是通过将相关生产者所耗费的成本与消费者挂钩，探寻降低环境成本的途径。

（1）要改善由于氮素的使用、肉类生产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其关键在于掌握氮流失的特征。案例研究表明，饲料生产中氮的散失（或称为非点源）要超出饲料猪、鸡（点源）所散失总量的两倍。然而，以往的政策措施对后者的处理要比前者成功得多。许多地区在肥料的存储和处置方面采取了许多新的策略，像荷兰前阶段实施的肥料贸易配额制度，在治污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丹麦通过限制牲畜的饲养密度，使其周围土地有能力处理牲畜的废物，其氮的盈余量大幅削减。

（2）在饲料生产过程中田间的管理措施对氮的流失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模型计算结果显示，如果全球作物氮的利用效率（定义为所施氮肥转化成生物量的比例）从30%的平均水平提高到40%，那么饲料生产国中氮流失总量将减少10%～12%。多种措施结合可以大幅提高氮的利用水平，这些措施包括投入品的价格（像对氮使用征税），对化肥使用量进行管制，较好地掌握地块水平上氮需求的时空信息（这是最有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