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近代，对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最经典概括，当属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的立场出发，认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的基础”；“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13]。社会的历史，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14]。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在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在于时代的经济变革。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变迁，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经济具有决定意义，“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15]。
因此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与政治间关系最精练的概括。在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性上认识政治，政治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在本质上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要求和客观过程。而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属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从根本上看，民主形式的变化和民主程度的提高，是由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促成的。只有从社会经济关系出发，才能找到民主形式的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基础对民主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所有制决定民主的性质。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政治统治都是以特定的所有制为基础并为其服务的。因此，所有制的形式决定了统治阶级所推行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还是多数人的民主，是实际的民主还是形式上的民主。其次，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决定民主的程度。从奴隶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程度的不断提高，民主推广到全社会，这是因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实现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民主程度的提高。再次，经济利益决定民主的选择。民主制容易使政权获得合法性，是统治阶级稳定统治的一种好的政体。总之，社会经济条件在根本上决定着民主的程度与民主制的形式[16]。
具体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是社会真正的活动者。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是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的结果，是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7]。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人们在其中生产自己生活的并且不以他们为转移的条件，与这些条件相联系的必然的交往形式以及由这一切所决定的个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8]。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旨在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现代国家既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并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19]。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强调市民社会在一切时代都是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呈现出高度重合的特点。
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逐渐成长起来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的经济生活必须遵循市场规则，符合市场规律，方能得以正常运行。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市场机制的确立和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日趋分化和利益的多元化，不同的人群受利益驱动必然会走向联合，以加强同国家讨价还价的力量，寻求来自国家的让步和妥协，更好地维护和促进自身的利益。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拓宽了市民社会的活动空间，使个人和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政治权力的束缚，从而造就了生机勃勃的市民社会力量。市民社会的出现，意味着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使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分散的个人通过某种纽带，以某种方式结合为市民社会，这一方面使得社会生活进一步组织化，另一方面也为个人参与社会、表达利益和要求提供了有效途径。由于强大的社会中间力量的兴起，社会运行机制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要求有新的制度安排来适应它。必然会对社会的政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对原有的政治体系及其运作模式提出挑战。人们普遍认为，市民社会是现代民主政治产生、发展、巩固的重要基础，也是民主体制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它一方面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还能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同时，市民社会的自主、自治有助于降低统治成本，缓解政治国家的压力。市民社会的兴起，使许多原属国家的功能转移到了民间，国家无须再直接面对社会生活中的所有矛盾和问题。这意味着市民社会在替代国家部分管理职能的同时，也承接了其中的责任[2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市民社会开辟了广阔的活动空间。随着政治权力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渐次收缩，各种社会政治权力的重新调整和再分配，人们面前出现了一片可以自由发展的广阔天地。多样化的社会利益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变化，从而推动政治结构的调整。利益需求的多样化，是独立的民间利益团体产生与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加速了文化的世俗化，塑造着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市场经济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意识和生活态度，使他们更重视现实和个人努力，关心自身利益和社会的进步，推动政治文化的转型。
20世纪50年代后，民主化逐渐在发展中国家蔚然成风，但是其所收获的果实却参差不齐，这种令人寻味的现象使得更多的学者加入，并扩大了利普塞特所开辟的经验研究领域，加深对民主条件的探讨，学者们发现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为民主提供了多方面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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