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及丁口

一、户籍及丁口

明初，各盐区灶丁的来源主要有三：1.前朝遗留的原有灶丁；2.官府签派附近的民户为灶；3.发遣徒罪人煎盐^[102]。其中，长芦之获徒罪煎盐者，一般来自于直隶及江北^[103]。天津灶户的主要来源当与各地情况相似。

（一）灶籍

明代，“民以籍分，故有官籍，民籍，军籍，医、匠、驿、灶籍，皆世其业，以应差役”。清代稍更其制，对户籍的控制、管理有所放松，除“民籍之外，惟灶丁为世业”^[104]。

其时之所以限定灶籍为世业，在于盐业生产比较辛苦，“役之瘁者也”^[105]，一般人往往“不堪其役”^[106]。如明嘉靖间长芦运司运使郭五常著《悯盐丁》一诗中写到：“煎盐苦，煎盐苦，濒海风霾恒弗雨，赤卤茫茫草尽枯，灶底无柴空积卤，借贷无从生计疏，十家村落逃亡五；晒盐苦，晒盐苦，水涨潮翻滩没股，雪花点散不成珠，池面平铺尽泥土，商执支牒吏敲门，私负公输竟何补。儿女呜咽夜不炊，翁妪憔悴衣蓝缕，古来水旱伤三农，谁知盐丁同此楚”^[107]。因此，煎盐多“非赤子之所乐从也，盖驱之使就者也”^[108]，明清政府均采用灶籍制度，令入籍灶户世代为业，以保证盐业生产拥有稳定而充足的劳动力，确保盐业生产的正常、持续进行和发展。

然而灶户逃亡现象时有发生，如隆庆元年（1567年），时灶户因不堪贫苦，往往窜名军伍中，以致灶籍内丁口日损，额办日耗^[109]。由于“老弱少壮户绝逃亡，岁有增减”^[110]，使得灶籍下灶户变动较多，并非均能够“世其业”。如遇灶户逃亡，灶丁缺额，则将附近居民，不拘本土与流寓，佥补为灶籍，以弥补逃缺之数。如清代天津兴国场灶户赵瑛，其祖先自明永乐年间“来自南中，占籍海壖为灶户，于武清县赵家庄大、小二处聚族而居，十有余世”^[111]。又如弘治七年（1494年），规定灶户死绝充军者即以本场新增出幼空闲人丁拨补，如无，令于附近民户佥补^[112]。再如明后期，宝坻县“灶户皆受累逃亡，而煎盐者皆系远方流民”^[113]。可见，政府对灶籍的控制旨在于维持盐业生产者的数额，而实际上并非能严格维持“世业”。

由于盐场并非国家的正式行政单位，仅是一种针对特殊行业而设的特殊管理办法，因此，灶籍不可能编附于盐场之下，而只能是分隶于周边各州、县的户籍中。也即“场域虽各有界限，然亦但就其滩池、草荡而言。若丁户则分隶于附近各州、县，并非一处。有事则聚于场，无事则散于籍”^[114]。在这种管理机制下，灶户自然受到相关盐业官员及所属州、县官员的双重管理，明清两代情况大致相同。然而此管理机制亦存在一定弊端，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长芦巡盐御史赵镗（字仲声，浙江江山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奏疏中提到：“灶丁虽属于运司，名籍实在于州县，有司恒重民而贱灶，略无存恤，以致妄加科派潜逃遗办”，请申谕相关部门，令“事在州县，即从公分理；事在运司，即与解人堪报”^[115]。

清代，天津盐场灶户户籍所在主要集中于天津府、顺天府以及山东济南府。其中，兴国场灶户户籍主要隶于宝坻、武清、天津、静海、沧、青、盐山、南皮及山东济南府乐陵等州、县；富国场灶户主要隶籍于宝坻、武清、天津、静海、沧、青、庆云、南皮、宁津及山东济南府乐陵等州、县；丰财场灶户户籍隶武清、宝坻、宁河、蓟、天津、青、静海、沧、盐山及山东乐陵等州、县；芦台场灶户户籍隶于宝坻、宁河二县。通过表3.3.1显示的天津盐场灶户的隶籍情况，可以看出其时四场灶户隶籍、居住于今天津境内的占多数。

表3.3.1　清乾隆时期天津盐场灶户隶籍表

本表资料来源：（乾隆）《长芦盐法志》卷5，场灶。

（二）户口人丁

明末清初的军事战乱以及自然灾害等对长芦盐区造成极大破坏，户口数量下降。如北场自明末“遭闯寇蹂躏，村落丘墟”，又加以清初“地圈星散，水灾为祸”，使得灶民“苟延残喘”；南场“自明末以来，苦遭土贼环聚，劫掠杀伤”，以至“十室九空”，加之“连年水灾为害”，致使“残灶救饥无术，号控无门”^[116]，并且还有部分灶户主动投充等^[117]。

清初，依照晚明旧例确定灶丁额数，但由于户口的减少，其实际上往往并不能足额。如宝坻县本为“畿东大邑”，但至明季已“凋敝极矣”，至顺治元年（1644年）收案故籍，“其民、灶丁数大率多空名耳”，隶籍灶户原额一千四百七十八丁，其中节年编审开除与逃亡故绝者共五百六十六丁^[118]，减少了约38％。又如表3.3.2所示，至雍正初，大部分盐场的丁额尚未达到晚明额数，恢复原有水平。

至乾隆时期，国家经历了近百年的休养生息，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刺激了天津各场人口的增长，表现显著。如嘉庆时期，天津四场人口总数较雍正时期增加了四万五千四百六十九口，较晚明增加四万四千七百九十九口。天津四盐场灶丁额数于晚明、雍正、嘉庆时期分别为：3184、2436、3184，同期长芦盐场灶丁总额数分别为12997、10361.5、9128，天津盐业生产者所占比例分别约为：24.5％、23.5％、34.9％。可见，嘉庆时期，天津四场灶丁与长芦总灶丁的比率较晚明、清初有了较大的提高，至少10％左右。

表3.3.2　晚明至嘉庆长芦各盐场户口人丁表

本表资料来源：（雍正）《新修长芦盐法志》卷6，灶籍；（乾隆）《长芦盐法志》卷5，场灶；（乾隆）《天津县志》卷9，盐法志；（乾隆）《宝坻县志》卷5，赋役，户口；（嘉庆）《长芦盐法志》卷8，场灶。

说明：由于盐课征收以丁为标准，故史料对丁数记载相对明晰和一致，而户数的记载则出现分歧，稍有出入。

天津盐业人口的增多，使得丁额得到保证，盐业生产有所依赖。并且，在人力资源充足的条件下，当会出现一定的富余劳动力，他们投入盐业或转向其他行业，从而有利于盐业的扩大生产以及保障灶户的生活水平。

然而在明代，灶丁数额并非盐业生产者的全部，实际参与盐业生产的人数往往要大于此。如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推行“帮贴办盐”的政策，令每五年一次，“选委才能佐贰官一员，亲诣有场分州县，会同各官，将各场灶户照有司上、中、下户则例逐一编审。上、中户丁多力壮者量将二、三丁帮贴办盐，此外如仍有多余人力，则照旧佥当别项差役；下户只令著灶，营办盐课”^[119]。

不同历史时期，灶丁的额数对统治者的意义不同。“明代初制，按丁收盐，故丁额之多寡实与场产相关”^[120]，也即灶丁额数与政府规定的盐产量直接挂钩。随着盐政的变革，商灶直接交易，政府从食盐运销系统中退出，坐收商、灶盐课，灶丁额数成为派征灶课的依据。至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后，定制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虽户口岁增月盛，按丁派征灶课仍依原额，逐渐使“编审之例不过清查丁数，收纳丁银而已”^[121]。如雍正三年（1725），因长芦灶丁自康熙十八年（1679）以后未经编审，“户口消长、家产贫富今昔不同”^[122]，而课税仍循旧征收，“丁多额少者既不肯加增，而丁少额多者又不能裁减，甚有逃亡户绝无处着追，以致额课虚悬，里甲赔累，官受参处”^[123]。遂令以本年为始，将各场灶丁逐户查现在丁数，昔年丁多而今少者开除，昔年丁少而今多者顶补^[124]。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令嗣后停止编审造册，所有滋生灶丁数目概归各州县汇民数内开报^[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