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制度的供给分析

13.2.1　农村经济制度的供给分析

从国内外农业发展的比较来看，分工专业化是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在农业现代化以前，农业生产主要靠手工劳动，农产品主要供农民自己消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专业化是社会分工和农业经营集中化带来规模经济的必然结果。专业化生产使农业生产的链条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增值收益。1960～1986年，法国获得每100法郎农产品使用的中间产品增加了1.1倍，食品工业的增加值超过了农业。据报道，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蔬菜农场专业化程度就高达85%，果木农场达到95%，地区专业化和集中化程度也很高。我国的专业化程度明显偏低，而且农产品的加工率低、产业链短、技术含量小，如价值1元的初级农产品，通过储藏、保鲜、加工处理，我国能增值0.38元，美国可以增值3.72元，日本能增值2.25元（牛若峰、夏英，2000）。在任何一个农业现代化国家，直接进行农产品生产的产值和就业人数都是比较低的，农业产前部门和农业产后部门都比农业生产本身的容量大得多。从自给自足发展到这种经济结构依赖于不断的分工深化，而农业自身的生产专业化分工是前提。

本书第二部分分析了分工演进的前提是存在比较利益或者具有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形成比较优势需要人们进行方向不同的投资，不管是人力资本投资或是物质资本投资，它对于形成比较利益是必须的。当分工带来的比较利益超过协调成本，分工就会深化，至于是内部分工还是外部分工则进一步取决于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的比较。农民的土地权利不完整，他们拥有部分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但是没有剩余分配权。剩余分配权在上级政府和村集体（由村级行政政权代表行使权利）手中，典型例子是农村土地的增值收益分配。例如，由于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需要经过政府的审批，这造成城乡之间的土地使用权市场分割，各级政府通过低价征用农村土地，剥夺本属于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对财产的任何权利都由两部分基本内容——权能和利益构成，产权是两者的有机统一（黄少安，1995）。当农民失去剩余分配权，农民经营土地获利的大部分机会也就已经被剥夺了。

第9章的分析表明，农民在土地权利不完整的情况下会通过掌握的剩余控制权，调整投资行为，减少投资的外部性。土地权利不完整以及土地流转过程的高交易成本，使得土地经营很难形成规模，承包制本身的期限限制和土地产权安排的内在冲突使人们预期使用权不稳定，这不仅导致农民投资水平降低而且产生短期行为，这些都不利于形成比较优势。第10章的分析表明农地制度产生对技术的选择效应，“偏好”规模不变的技术，这样就无法拥有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分工发生的两个前提诱因都不存在了，农业不能实现报酬递增，农民使用资源禀赋的产出低于潜在的水平，于是农业生产进入一个低水平均衡点。分工受到抑制使农产品交换遭遇“剪刀差”，农民通过交换得到的商品更少了，交换权利集被第二次压缩，农民进入低水平收入均衡。分工遭遇抑制主要是制度因素，包括传统的户籍制度、农产品购销制度、税费制度等，解除抑制的制度变迁方向这实际上是给农民的迁徙自由、择业自由、交易自由、创业自由和土地财产权利。

制度供给过度造成权利减损，会抑制分工，制度供给不足也会抑制分工。卡尔多认为，有弹性的需求不是报酬递增条件下经济累积进步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他认为不论从供求哪一方引起的初始变化，都应当诱导额外的投资。除非收入扩张过程所产生的储蓄为其提供融资，否则能为这种诱导性投资提供融资的货币金融体系就成为关键。我国的农业存在严重的融资“瓶颈”，这使得农业无法获得分工演进需要的初始诱导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