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贫困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与问题

7.2.3　目前对贫困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与问题

目前已有许多文献专著讨论贫困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下面按主要类别简要举例如下。

制度安排与贫困：典型案例为“公地的悲剧”。奥斯特罗姆、菲尼、皮希特编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从理论和实践上较全面地分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障碍，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当前困境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

贫困与权利：例如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分析饥饿的基本原因与饥荒的具体原因，主要归结为制度因素。

公共选择、市场与贫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强调以公共行动创造条件，使市场得以良好的发挥作用。

环境约束型贫困及其治理：例如黄承伟著《中国反贫困：理论方法战略》针对石山地区研究反贫困战略选择。

农民组织能力约束与发展：例如罗必良著《经济组织的制度逻辑——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农民经济组织的应用研究》。

制度性贫困与治理：康晓光在《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将贫困分为制度性贫困、区域性贫困、阶层性贫困。强调由社会制度决定的生活资源在不同社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而造成某些社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

扶贫方式与绩效考察：例如朱玲等《以工代赈与缓解贫困》。

扶贫的具体制度设计：高鸿宾主编的《扶贫开发规划研究》。

如上面举例说明的，许多文献专著对贫困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前制度经济理论不重视发展中国家研究的情况，而发展经济理论又忽略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路径依赖，例如国外学术界对制度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研究往往基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背景，偏重于市场公平竞争规则下出现不公平结果的原因及其救助。当他们用有关理论分析发展中国家时，往往难脱这种先入之见。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不发达的市场、不充分的竞争，因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贫困与发达国家有根本性的不同。中国的“三农”问题不是市场充分竞争后竞争失败的农民需要救助，而是农民没有足够的经济自由、得不到公平竞争的机会、分工演进受到抑制。建立一个公平竞争、具有分工自由的市场环境是前提，对市场竞争的不利后果进行弥补是第二阶段的事情，对解决“三农”问题来说，矫正制度扭曲是第一位的。

国内学术界有身处转型国家的切身体验，因而自然看重贫困中的制度影响，不过采用的多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且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适合分析单项制度，这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制度对人的影响主要不是单一起作用的，相互关联的制度构成一个“域”，共同决定人的选择集，所以整体的观念非常重要。并且经济发展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当我们要深入分析制度性贫困，并找出治本之策的时候，我们必须关注农村经济制度对分工演进过程的影响，即我们必须了解“尘埃是如何落定的”（张维迎）。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考察、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于分工的考察都是观察尘埃落定后的世界，因为它们都是均衡经济理论，只能考察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难以考察中间的过程。贫困是由制度造成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产生的，使农民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当然如果处于高水平均衡，农民的收入会提高、境况会改善，但前提是如何走出“陷阱”。

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是分工演进的结果（物质资本投资可以看做人与机器的分工），而分工是人们决策的结果。处于一定的分工结构中，人们的分工决策行为是互相影响的，这是一个经济演化过程。制度约束（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决定了人们的选择集，从而影响人们的博弈策略、影响分工深化（经济增长），也就影响了收入水平。本部分从演化的视角分析农民遭遇的制度性贫困问题是研究对象的特性使然，并不是说他人的研究成果没有价值（在分析中会经常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只是换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对“三农”问题有更全面的认识。后面的分析方法也经常会采用边际分析方法，但是整体的视角是基于演化的，即对于累积循环因果关系和选择机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