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意义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曾提出过两个设想：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241页）即革命共同胜利论。二是，“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633页）即社会主义国家都要消除商品、货币、实行计划经济。

这些设想虽然有其科学的根据和实现的可能性，但问题是历史发展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垄断阶段，以及20世纪时代的风云变幻，加上各个国家都有具体而特殊的情况，所以后来被列宁、邓小平提出的新的理论观点所取代和发展。如果说列宁的“一国胜利说”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个设想的话，那么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客观上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二个设想。

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个设想的突破，是在20世纪上半叶早些时候完成的。那时，列宁依据对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特征的具体认识，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帝国主义阶段的作用特点和后果的分析，得出了“社会主义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新的预见，这一预见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证实，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第二个设想的被突破，是在20世纪下半叶晚些时候基本完成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曾产生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这次飞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的；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这次飞跃是由列宁领导实现的；社会主义经济由计划到市场的飞跃，这次飞跃是由邓小平领导实现的。所以人们认为邓小平理论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或叫丰碑。南斯拉夫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强调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它的总体经济体制仍然是“计划”体制，即“社会自治计划体制”；匈牙利、东欧以及前苏联，搞过计划与市场的结合，甚至实行过自由化市场经济体制，但它们并没有弄清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正确结合的道理，反而使社会主义被“和平演变”了。邓小平既能牢牢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又能坚定地站稳立场，他依据现时代世界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的事实，在总结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审慎而果断地创立了市场经济理论，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纵观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说列宁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同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邓小平理论无愧为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里程碑，邓小平以自己的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新的丰碑，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做出了新的贡献。科学社会主义正因为得益于这些贡献，才使自身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划时代的理论飞跃。

有人认为邓小平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相结合，开辟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使“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最难的历史性课题终于被解决了。这是社会主义认识和实践史上的历史性突破。

其一，突破了传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商品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是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三大依次递进的经济类型。对于曾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占统治的是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中国来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一步登上完全计划化的产品经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与商品经济的消亡看作是一回事是不科学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可以同属于商品经济类型下依次递进的不同生产方式，如同在自然经济类型下，存在着原始的、奴隶的、封建的等等依次递进的不同生产方式一样。换言之，人们可以借助各种原因选择社会制度的形式，而人们却无法绕过社会发展的商品经济这一历史阶段，因为它完全是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的。而生产力的水平具有渐进性、连续性和继承性，这是人们无法选择的。

其二，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等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等同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提出我国的商品经济，必须由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转变为市场机制为基础性资源配置的方式，亦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类型，它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相对应；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与计划经济相对应。从历史发展来看，商品经济经历了小生产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经历了从简单商品经济到发达商品经济两个阶段。市场经济则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现代化形式和发达形态。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只有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才能成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只有建立了统一市场和市场体系的商品经济，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货币化的商品经济，只有商品经济关系货币化，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全面介入经济运行，才能形成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开放化的商品经济，当一个国家的商品经济全面对外开放，参与世界市场，融会于世界之中，才能形成市场经济。所以，我国建立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需要，是中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呼唤。邓小平在概括社会主义本质时，将“解放生产力，发展产生力”放到首要、突出的位置，而“解放生产力”就是对原有的经济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革，即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对象”，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这就将市场经济同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也应该利用市场经济作为手段来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和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由上述可见，邓小平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嫁接”，即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兼容性。这一思想和实践打破了过去传统的理论框架，写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最具创造力的一笔。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市场经济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相联系，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一直被看作是划分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就是资产阶经济学的权威们也一直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亚·斯密说过，市场经济的三大原则之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必须是私有制。首次明确提出市场经济概念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塞斯也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可能被‘人为地’仿制的。”（《现代外国经济论文选》第9辑，1980年第64页）然而，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0、373页）。这就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已、阻碍我们前进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其三，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同时，必须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定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首次提出的新论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从理论上初步探讨“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时，曾首先着眼于“这些特征的经济方面”，而对“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非经济的问题”（《列宁全集》第4卷，第582、711页）都还较少触及。列宁十分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作用，他最后口授的五篇论文和一组信件是一个有机整体，通常被称为“列宁政治遗嘱”，实际上，这是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计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构想。但是由于他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时间较短，没有也来不及对社会主义的特征作出全面的概括，包括没有集中论述过社会主义精神方面的特征。正如他自己所说：“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正反经验的基础上，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思想，提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邓小平理论制定的党的十二大报告对此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相互推动、有机结合、协调发展，才有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有机整体。所以，社会主义必须以建设物质文明为一大支柱，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赖以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精神文明建设不能离开一定的物质条件，脱离了经济建设、物质文明的坚实基础，“精神文明建设”只是引人误入迷途的海市蜃楼。同时社会主义必须以建设精神文明为一大支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命线，它对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推动物质文明的建设，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对于物质文明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正确方向，提供了必要的思想保证。忽视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建设就会失去精神支柱，丧失动力，迷失方向。由此可见，一个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现代化，绝不能简单归结为经济建设的一个方面，更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个单项目标。社会主义本质上意味一种新型社会关系、新型文明，因而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实行全面变革，进行全面建设。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需要，两者具有内在的联系，离开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不受到市场经济一般发展规律的支配，最大化地追求作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因而也不能逃脱一切市场经济所共有的弱点。一段时期内社会生活中拜金主义的泛滥，“商品拜物教”的盛行，严肃高雅和健康向上的精神作品所受到的冷遇，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等的媚俗和学风不正，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所以一方面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其负效应也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能搞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天真地只要其正效应，不要其负效应。唯一的出路是，越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越是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正因为如此，从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问题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历次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也在不断深化；在每一次有关市场经济问题的谈话前后，他都把相当的注意力放在相应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综上所述，邓小平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以巨大的创造精神开拓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如果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曾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话，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创造性探索，必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写下更为引人注目的一页。

如果从另外角度看，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意义如下：

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意义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其理论意义，首先表现在为形成和发展中国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经济科学是对社会生产和各种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的理论阐述，它通过一系列经济学范畴对支配人类经济活动的多种多样的规律和规律体系，予以科学分析和理论阐释，从而使表现得杂乱无章的经济生活呈现出逻辑的联系性和有序性。可见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理论经济学，对社会物质生活和多样经济活动予以理论的说明。任何科学不只是要说明世界，还要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经济学指导实践，服务社会的致用功能更是十分明显。当代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经济生活矛盾越多，越需要有经济理论作指导。“致用性”使得经济学具有时空特征，所以具体经济学理论一般都有国度界限或说地域性。这缘于各国制度、文化、历史、自然环境、资源、人口等。在经济思想史上，许多经济学家正是根据自己所处时代与国度的经济特点阐发自己的经济理论的。经济理论研究的国度性，其目的在于探寻具体时期、具体国度的经济运行机理，形成指导经济运行的理论原则。对经济具有指导意义是经济理论的归宿和生命力所在。所以不同的现实基础，会形成不同的经济理论。这是经济理论的实事求是问题。我们多年来的经济理论研究恰恰忽视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教条主义是我们经济方法上的一大误区。过去我们追随苏联模式，照搬马克思成熟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现在不能也不应该再产生新的教条主义，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了。西方经济并非为中国的发展而设计，所以照搬西方于中国经济发展无补，只能借鉴，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其重要的现实使命，以优化经济体制为其重要任务，以研究经济运行机制为其重要内容，完善中国的生产关系。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正是针对这些问题而创立的，所以说它是形成、发展中国经济理论的基础。

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意义还表现在它既突破和发展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突破和发展了传统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最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长期以来，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中，根深蒂固地认为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就是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这个观念也同样根深蒂固。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是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当今经济学主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经济学》一书中分析人类社会解决三大经济问题的几种行为方式时，毫不含糊地认为：一种方式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经济，或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者“对于依赖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利润动机的自由活动表示怀疑。他们坚持引入计划机制来协调不同的部门。”这部巨著已译成多种文字，发行逾百万册，不难看出，其理论观念影响深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则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马克思虽没有明确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但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开宗明义的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列宁晚年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虽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但他多数时间认为社会主义应实行计划经济。到了斯大林时期，计划经济姓“社”的观念已基本成型。而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将计划经济付诸实践，初始阶段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计划经济姓“社”的观念更深入人心。直到后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实践中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时，人们也很难动摇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信念。而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信念同样也存在于西方理论界。另一个美国经济学家格鲁奇在他的名著《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对当今世界现实经济制度这样分类：现实的经济，不是围绕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模式，就是围绕着前苏联的命令模式。美国、主要西欧国家和南斯拉夫归入市场类型，前苏联、所有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归入命令类型。东西方观念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少见的“趋同”，这就更强化了这种观念。

思想观念愈深入，突破和发展也就愈显艰难；愈难突破，突破之后的意义也就更深远。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双重突破，因为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意味着：第一，要把市场机制引进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之中，实现市场机制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第二，要引入和利用多种收入机制，实现有差别的收入和共同富裕相统一。第三，要引入和利用多种所有制，实现所有制多元化和公有制相统一。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都未曾涉及，更谈不上加以解决。站在以往传统理论的基点上，似乎都是难以求解的哥德巴赫命题。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观念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仅仅满足于简单分类，并建立了两个不成立的等式，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实现的两个突破，是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的第三次大突破。可以说第一次突破是列宁，以处于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一国或数国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突破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发达资本主义诸国取得胜利的预言。第二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政权的独特方式，突破了依靠城市暴动，夺取国家政权的“苏联模式”。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独到见解，再一次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极大发展。

邓小平市场经济的实践意义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市场经济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其物质基础、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均应高于资本主义，要达到这种水平，必须有一个不吹牛、不浮夸、不说假话，踏踏实实把经济搞上去的历史过程。邓小平同志为这个历史过程选择的经济运作方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不是主观臆想的杰作，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选择，这是因为：

第一，市场经济不只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它还是人类创造的迄今为止最佳的经济形式，这种形式能较好地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通过公平竞争发挥各自的创造力，促使生产过程社会化，推动科技进步并广泛应用于生产。这不仅是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代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大的主要原因，也是今天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否则“就只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邓小平多年来坚持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认为“我们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说的是同一道理。

第二，市场经济，不仅创造社会主义必需的物质前提，而且可以提高人的社会化程度。从历史上看，唯有市场经济才能打破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和地方性界限，使人摆脱各种狭隘共同体的束缚，从人身隶属和依附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人格，自主、自立、自由地参与社会交往活动，通过市场竞争，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市场经济将人们的交换行为扩大到全世界，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愈来愈成为不可能。总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类历史真正成为世界史，使个体人真正成为世界性的高度社会化的人，从而为社会主义又创造一个必要的前提——人的高度社会化。

第三，市场经济以商品交换否定了超经济的等级特权制度，确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自由，因为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马克思指出：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使人们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或者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活动中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方面的这种基础而已。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是从市场经济自身特性，并不是从其资本主义形态来说的，可见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民主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不搞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切等级特权、家长制、世袭制、终身制和“铁饭碗”等等都是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必将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的社会化程度很高，人们普遍享有较高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力，都是发达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所以说市场经济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其二，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在实践上将指导我国跨越“卡夫丁峡谷”。我国仍处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艰难过程中，如何跨越，举世关注。当初马克思、恩格斯期望俄国农村公社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为了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后来，恩格斯认识到：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列宁在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也抱有同样的心愿。但历史发展并不依任何人的意愿为转移，无论如何，市场经济是不能超越的。应当指出，某种程度上毛泽东意识到，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必要性，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曾做了全面的论述，实际上为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制定了蓝图，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架在峡谷上的一座桥梁。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毛泽东改变了主意，桥梁不要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的开始。他企图以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法排斥市场经济，直接跨越“卡夫丁峡谷”，甚至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宣告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他认为创造了世界奇迹！但历史是无情的，被美化为共产主义雏形的人民公社，不过是自然经济的放大。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小农的平均主义，是被马克思批评过的“卑陋的共产主义”。邓小平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像列宁一样号召人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不要局限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抽象争论，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这一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问题作出了精辟、科学的论述。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为我国架起了一座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桥梁。中国的经济只有跨过“卡夫丁峡谷”，达到一定数量的资本积累才能真正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