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 奥古斯托·洛佩兹－克拉罗斯詹尼弗·布兰凯玛格雷塔·德泽聂克艾琳·米亚和萨阿迪亚·扎西德
竞争力的含义其重要性
关于“竞争力”一词的含义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一些人而言，竞争力是实际汇率的一个参考值，而实际汇率则被定义为因所讨论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价格水平差异而进行了调整的名义汇率。从这种优势而言，估价较低的实际汇率对其产品在全球市场获得竞争力的出口商有利，而估价较高的实际汇率使进口产品拥有相对于国内生产产品的低廉价格。实际汇率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我们非常赞成肯尼思·罗格夫的观点，他在本报告的另一篇文章中①研究了汇率在竞争力评估方面的作用，并指出:“问问任何优秀的国际宏观经济学家，他在评价一国宏观经济总体状况时最希望知道的关键变量是哪些，实际汇率通常将位于其所列清单的顶端附近。”②
在世界经济论坛，我们使用一个更广泛的竞争力定义，它超出了汇率竞争力的含义，并将这一概念与生产力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竞争力是决定一国生产力水平并因此决定该国经济所能获得的繁荣程度的因素、政策和制度的集合。正如泽维尔·沙拉-伊-马丁所提出的:“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倾向于能够为其国民创造更高的收入水平。”③但是，生产力也是与一国经济中的投资相联系的收益率的关键驱动器，继而又明确地决定了该国经济的总的增长速度。这样，一种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就是那种可以在中长期更快速地发展的经济。
世界经济论坛在竞争力领域的大部分工作的目的在于弄清决定一百多个国家的增长过程中所存在的明显差异的因素、政策和制度。在阿根廷、加纳和中国台湾过去五年的人均国民收入的演变过程中，怎样对其所存在的差异加以解释（见图1）？也许这些问题更适合于比较发展研究领域。至少存在三个来自论坛在这一领域所做工作的重要观点:首先，起作用的因素很多，并且遍布于一个范围较广的领域。宏观经济环境的质量当然是关键的——在公共财政管理混乱或正如以上所讲的，追求误导的或是不一致的汇率政策的同时，却能够表现出持续增长，这类国家的例子并不多见。
但是，公共部门在其他方面的作用也是如此，其已经超出了审慎的宏观经济管理的范围。就私人部门而言，政府是否与之保持着一种存在安全距离的关系或政府是盈利的吗？司法系统是以这样的方式，即允许以一种合理、迅速、透明和低成本的方式或是“公正”出售解决纠纷的吗？税收是否通过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方面强化生产力的投资而重新导入经济活动之中，或者资金是否被浪费于低效率的项目上，或甚至更糟糕的一种情形是，绝大多数奖金被窃取了吗？规章制度环境是否充满了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并因此提高了交易和运营的成本，从而降低了竞争力？吸收新的技术创新的效率如何？国家的教育系统得到充分重视了吗？国家是以一种开放和自信的态度或是以一种恐惧和矛盾的心理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吗？
更一般的，财产权利与制度的作用是什么？艾斯摩格卢（Acemoglu，2001）为其对发展过程的至关重要性做了引人入胜的证明:“拥有更好的‘制度’、更可靠的财产权利和较少的扭曲政策，这样的国家将会更多地投资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并将会更有效地利用这些因素，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④
首先，上述问题的答案在不同的国家将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并将会对一国经济是否以一种可以预期的和持续的方式增长（例如中国台湾地区）、是否难以满足其潜在要求（例如阿根廷），或是否处于停滞时期并确实经历了人均国民收入的减少（例如加纳）等问题具有重要影响。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历程如图1-1所示。
图1-1 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
资料来源:Heston et al.，2002；IMF，2005.
其次，这些因素对不同国家的作用各异，这主要是因为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较之印度和土耳其，芬兰的公共财政管理就不那么令人忧虑，而前两者都有一个较长的财政混乱历史。一方面，由于借助使用现在的剩余来支付未来的年金负担，芬兰正面临人口老龄化，这使许多较大的欧洲国家遭受了损失。而另一方面，印度和土耳其正处于预算赤字中，后者近来在废弃导致公共债务大规模累积的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这是必须要指出的。在芬兰，技术创新的步伐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绝对是至关重要的。相对于通货膨胀是否略有上升的问题而言，诺基亚公司是否能够维持其相对于亚洲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这是芬兰人均国民收入未来演进过程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最后，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因时间而变化，这是一种为全球化的力量所强化的趋势。通货膨胀——全世界呈一种下降的趋势，并降到了战后时期的最低水平——并非像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样令人担心，即使当时的美国也经历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但是，随着资本的流动性和金融市场的易变性不断增加，那些对其公共财政管理欠佳的国家，其公共财政管理就处于日益增加的风险之中，就像阿根廷在2001年末期所经历的一样。近年来，教育、相关技能的获得以及劳动力的培训水平等方面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为交通和通信方面的成本迅速降低，使全球性的企业更容易将其生产转移到世界各地，只要这种地方可以将技术和低劳动力成本的正确组合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性相结合即可。在过去十年里，这种情况在中欧和东欧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而这些国家的平均发展水平是欧洲其他国家的两倍。
发展竞争力指数
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论坛都在评估竞争力并编制竞争力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于评估竞争力的方法已经得到了必要的发展，因为我们已经考虑了哪些因素推进了潜在生产力的最新思想，而这是一个国家为其国民确保持续繁荣的能力。自2001年以来，我们以杰弗里·萨奇斯和约翰·迈克阿瑟尔为世界经济论坛开发的一个模型作为研究方法的基础，即所谓的发展竞争力指数（GCI）。⑤
GCI将旨在为竞争力评估提供一个量化框架的许多互补性概念汇集在一起。在明确表述对一个国家的增长发展进行解释所用的因素时，GCI确定了“三大支柱”:宏观经济环境的质量、国家的公共制度状况以及在技术与创新的重要性既定的前提下，国家的技术准备水平。GCI使用具体的数据——例如，大学的入学率、通货膨胀指标、公共财政状况，诸如移动电话和因特网等的技术渗透水平——和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高官意见调查中的数据的组合。后者有助于准确把握普遍难以获得的具体数据，但是，其他对于合理地理解支持经济增长的因素却是至关重要的。后者可以包括诸如一个国家的司法独立性、制度性腐败的流行状况或是非效率的政府干预等的例子。
这些各种各样的数据被集合在不同的分指标中，每一个分指标分别把握增长过程的一个不同侧面（例如，契约和法律的重要性、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而全部的分指标则累计性地给出了一个全面的竞争力“核心”。萨克斯和迈克阿瑟所引入的第二个概念是这样的，即虽然技术十分重要，但其对不同国家的作用方式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创新对于瑞士来说将是至关紧要的，而在智利，外国技术的采用和技术转移可能相对更为重要，这种区别使他们将诸多国家分为两组，即以最近一年所登记的美国人均实用专利（发明专利）的数目为基础而划分的所谓核心创新国家和非核心创新国家。表1列出了核心创新国家的名单，所有的国家每百万人在2004年至少拥有15项专利。第三个概念是这样的，即对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进行解释的因素的重要性在这两组国家中将发生变化。因而，对土耳其而言，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对瑞典而言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该指数结构所使用的方法将在本章最后的附录A中讲述。
表1-1 2004年的核心技术创新国家或地区
资料来源: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2005～2006年的发展竞争力指数排名
欧洲与美国
芬兰保持了其在排名中比较靠前的位置。该国将其强有力的绩效表现归功于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企业环境之一，尤其是在其既定发展阶段所拥有的强劲生产力。与此相伴的是一个较为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因为此时是该地区周围的许多工业国家都在展开竞争的时期。芬兰政府为了能够承担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未来社会的责任，在预算剩余管理方面态度积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宏观经济政策的这种方法突出了值得效法的芬兰社会的政治成熟程度。而且，芬兰有一种属于全世界最佳行列的制度环境:企业集团在一种尊重法律的环境氛围中运营，腐败程度较低，同时还有其他国家应该主动学习的开放与透明度。⑥
表1-2 发展竞争力指数排名及其与2004年的对比
表1-3 发展竞争力指数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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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技术指数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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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公共制度指数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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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宏观经济环境指数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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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名列第二位，其优秀的绩效可以归功于持续拥有的技术霸主的地位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无与伦比的一种创新渠道。美国拥有积极采用新技术并在研究与开发方面大力投入的公司。与世界上大学入学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相适应，这种环境为发展其中存在强有力的创新文化的经济奠定了基础。但是，该国无可置疑的技术威力，即其相当高的总体排名的原因所在，被在其他领域利用该指数评估出的非常弱的绩效抵消了。GCI表明，该国的制度环境并不是一种竞争性的力量。在GCI所使用的契约与法律分指数中，美国的排名相对较低，处于第20位，因为企业对维持政府与私人部门关系的能力特别关注，而对政府在政策形成过程中的能力的关注则更为普遍。但是，该国最大的劣势在于其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特别弱，这一分指数在总体排名中处于较低的第47位。在与该国宏观经济特别是公共财政领域的失衡相关的国际问题不断强化的背景下，这并不足为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最新数据，美国2005年的财政赤字连续四年超过了GDP的4%，预计到2006年年底也将出现相同程度的赤字。拟议在2010年以后才会进行较小幅度的财政调整。正如人们所预期的，尤为突出的劣势是较低的国家储蓄率和日益增加的国债负担。我们的分析表明，宏观经济指数中的劣势给美国未来的总体竞争力排名以及世界经济整体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风险，政府当局需要认真对待这些风险。
与近些年来所出现的情况一样，其他北欧国家的竞争力排名一直相当不错。继芬兰和美国之后，排名较靠前的是瑞士和丹麦，分别位居第3位和第4位。冰岛和挪威紧随其后，也在十强之列，分别位居第7位和第9位。这些国家拥有使其极富竞争性的许多共同特征，其中包括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和透明度与效率都极高的公共制度。但人们还无法证明相对较高的税收是否妨碍了这些国家在世界市场的有效竞争或为各自的人口提供了某些世界最高的生活标准。实际上，政府较高水平的税收已经提供了世界级的教育设施、广泛的保障网络和一个受到高度激励并拥有娴熟技能的劳动力队伍。
专栏1:意大利的排名太低了吗？
意大利在发展竞争力指数中的排名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第26位降到了2004年和2005年的第47位。欧盟25国中只有波兰排名较低，位于第51位。研究对意大利竞争地位中的这种骤降趋势做出解释的因素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就宏观经济方面而言，意大利的公共部门账户出现了一种相当顽固的恶化状况。20世纪90年代，作为其获得欧洲地区成员资格的努力的一部分，该国在预算控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事实上，到2000年，预算赤字已经在几十年以来首次下降到了GDP的1%以下。但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公布的最新数据，意大利已经处于大规模的赤字状态，而且是不断增加的，似乎没有改善的可能，预期2006年的预算赤字（GDP的4.3%）可能比2005年更高。意大利早在前几年就已经超过GDP100%的国债负担仍居高不下，增长绩效极端不振，并处于一种急剧减速的趋势中。在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期间2.3%的平均增长之后，GDP增长速度在1991～2000年降到了1.3%，并进一步下降到了2001～2005年期间的1.1%。毫不奇怪，这种状况明显地抑制了企业团体的心绪。我们的“萧条预期”指示器——一个关于私人部门如何看待短期前景的调查指数——对意大利的反应就特别低，在2005年，其排名居世界第110位。
其次，就技术方面而言，意大利居世界第44位，远远低于其同属欧盟的G7伙伴的相应排名，其中德国排名第16位，英国排名第17位，法国排名第24位。GCI的技术指数有许多硬性指标变量（个人电脑的使用、互联网的使用、固定电话线路的可获性、作为创新指标的专利登记和作为一国未来创新潜力标志的大学入学率），而且在所有成员中，意大利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发展阶段的排名非常一般。例如，意大利的个人电脑使用数量就少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爱沙尼亚、爱尔兰、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互联网的使用则低于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爱沙尼亚和韩国。意大利的专利登记比率比以色列、韩国、冰岛、中国香港和新西兰还低。事实上，在GCI所确定的25个“核心创新国家”中，意大利居于末位。
虽然上述评价的依据主要是硬性指标变量，并因此超出了那种认为只是反映了企业团体主观意见的批评的范围，但就GCI中所使用的公共制度指数而言，正如与意大利的契约与法律环境总体状况相关的第68位的较低排名所反映的那样，意大利是最弱的国家。尤其突出的问题是司法独立性（第59位）的欠缺、政府在决定合同和政策时的偏好与企业和个人紧密相关的感受以及有组织的犯罪给意大利企业所带来的较高成本（第103位）。虽然这些理解无疑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但它们未必就是不可信的。在2005年，国际性的主要新闻媒体有许多对意大利经济的不利分析。《经济学家》①的一篇文章以相当刻薄的语言暴露了意大利的公司治理系统所存在的弱点，以及“政治中的受贿与偏袒”的证据。事实上，人们认为，过去一年里的流言飞语对国民信心产生了相反的影响。《金融时报》所提出的被《经济学家》称为“非凡的传奇”的欧盟其他国家的银行对一些意大利银行的收购图谋，就受到了包括意大利中央银行在内的银行系统的有力抵制。②
除了这些特殊的因素，意大利的竞争力还因为其对低增长的成熟产业（纺织、服装、鞋类和大型家用电器）的严重依赖所妨碍。这些产业需要在低成本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繁荣，并且也面临着国际性竞争的环境。由于采用了欧元，贬值作为一种维持低成本基础的方法已经永远被禁止了。此外，企业必须应对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因为意大利劳动者属于世界上工资最高且受保护最多的类型。③
意大利在全球竞争力指数（参见以下）中的排名为第38位，比在GCI中的排名好一点，因为它在健康与基础教育方面得到了好的分值，在企业先进性上也获得了较好的分值。就上述观点而言，我们不认为意大利的排名太低。相反，世界经济论坛的各种指数似乎充分反映了意大利的竞争力缺陷。不论竞争力所用的指标有哪些，如果意大利想要提高其排名，还存在许多艰巨的挑战，尤其是在财政政策领域和制度环境的强化方面，这是显而易见的。
注 释
①See article“The Real Sick Man of Europe，”The Economist，2005.
②The London Financial Times，various issues，February-June，2005.
③这并不是说，意大利应该考虑暂时放弃欧盟，回到预算赤字达GDP的10%、利率飞涨和里拉软弱而不稳定的日子。对政府而言，更好的出路是将注意力集中于旨在强化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促进制造业部门的创新潜力的结构和微观经济的改革。就政策制定与实施而言，意大利应该更多地以芬兰和阿根廷为榜样。
英国（第13位）和德国（第15位）继续在总体排名中占据比较靠前的位置。两个国家都拥有世界级的公共制度，尽管德国企业团体将其国内的财产权利环境和其司法系统的功能视为世界第一，这是一种比其英国同行更为乐观的评价。这两个国家在技术分指数上也都有较为接近的排名（分别位居第17位和第16位），尤其是在诸如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学术界与企业团体之间的合作、支持ICT部门的法律框架，当然还有在那些反映各种新技术应用之类的范围较广的变量方面，都有特别高的得分。这两个国家都有一种完备发展的创新能力，虽然正如用美国专利记录所显示的，德国在这方面更具活力。如果不是由于企业团体对有关短期经济增长展望所持的悲观态度以及公共部门的大量赤字——在所涉及的117个国家中位居第86位——而使宏观经济环境分指数影响了该国的分值，德国的GCI总体排名将会更靠前一些。法国远未达到美国、英国和德国所拥有的绩效水平。与德国一样，法国正出现大规模的财政赤字（至少自2002年以来如此），同时还为一种相对缓慢的增长绩效所困扰，这种状况可能已经使其企业团体的情绪受到了干扰。该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排名为第27位，比去年下降了两位，尽管可以将其解释为另外两个国家即科威特和卡塔尔的加入，二者在GCI的这一构成部分上都拥有更高的排名。但是，在评估涉及公共制度质量的竞争力环境方面，法国采取了一种相当强硬的态度。不论是考察其法院系统的运行和独立性、财产权利环境，还是考察政府官员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交往的公平性问题，法国不仅达不到德国的标准，而且达不到诸如芬兰、丹麦、新西兰、瑞士和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标准。在更为积极的意义上，法国的排名在以后的几年可能会上升，当我们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全球竞争力指数时（见以下内容），该国将会从GCI现在没有涉及的许多概念中得分，例如公司的成熟性、强大的人力资本禀赋，包括公共健康的优秀水平等在内。⑦
在新近加入欧盟的十个国家中，爱沙尼亚一马当先处于第20位，领先于比其更富足的15个欧盟创始国中的很多成员。由于各种原因，爱沙尼亚的排名位置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最为重要的可能是，该国弥补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的非效率与竞争性经济的绩效之间存在的至少15年的差距。该国在其宏观经济稳定性方面的总体排名为第14位，技术领域的排名为第18位，稍稍领先于新西兰和葡萄牙。欧盟国家中绩效最糟糕的仍旧是在国家的制度和宏观经济环境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波兰。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其前景欠佳的公共财政以及在反映公共部门在经济中所起作用的重要构成方面的平均成绩。但是，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讲，波兰的绩效中所存在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因为该国自2004年来已经前进了9名，现在位居第51位。这种情况与我们在许多新加入欧盟的国家中所看到的一种趋势相一致，在最近几年里，这些国家的竞争力水平存在一种能够测算的进步，其原因可能主要是欧盟成员国的一般利益以及欧盟对政府在经济改革领域所规定的一种前摄姿态而产生的激励。
亚洲
与其他地区的众多国家集中出现一两个绩效最高的国家的情况不同，亚洲国家遍布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增长潜力的指数的整个范围。在本地区处于领先位置的都是“亚洲虎”，其中较著名的是排名各为第5位和第6位的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他们的GCI排名领先于下一个亚洲国家即位于第12位的日本。我们注意到，这些排名位居前列的国家与日本的差距自2004年以来已经增大了，而这反映了日本相对较差的宏观经济绩效。实际上，由于预算赤字（第113位）和国债水平（第114位），日本在许多方面的排名属世界最差的。但是，日本的财政约束中所缺乏的东西已经为该国引人注目的技术绩效所弥补，其在研究与开发、企业层次的技术吸收和专利登记等方面的位置极为靠前，这些方面的得分仅次于美国。
与其他劲敌相比，中国香港位于第28位的排名更低了一点，自2004年以来已经后退了7名。该地区人们可以察觉到的公共制度质量的恶化要为这一退步承担责任，因为中国香港在这一分指数上后退了14名，从第9位后退到了第23位，这进而又是契约与法律分指数和腐败分指数两者发生了显著变化的结果。实际上，中国香港在GCI的公共制度的所有构成部分上都发生了退化，包括司法独立性（从第14位退到了第25位）、财产权利（从第3位退到了第15位）和徇私舞弊（从第10位退到第32位）。中国香港在非法支付（腐败）方面的排名已经落到远低于其以前的优良绩效的位置。这些结果显示了中国香港的制度环境在过去一年里能够觉察到的退化。
分别位于第49位和第50位的中国和印度，它们的排名较前些年更加接近。中国倒退了3名，而印度则前进了5名。中国的排名变化反映了本年度指数包含了进入到更高排名的两个新的国家。此外，就其宏观经济环境而言，中国的分值稍微退化了。中国政府一直都在努力驾驭信用的增长——中国在信用权利变量的排名显著的后退了，而需求的力量已经导致了2004年有所增长的通货膨胀。印度排名的前进反映了该国在技术指数方面更靠前的位置。在过去几年中所观察到的FDI向技能和技术密集型部门的日益增加的流入，无疑在激励企业集团方面获得了成功。但是，印度仍存在着忧虑，主要包括财政调整所取得的较小进步——印度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预算赤字的国家之一，在117个国家中位居第116位，较低的新技术普及率（移动电话、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使用）和较低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有关印度的竞争力问题的一个更全面的叙述，见专栏2）。后面两个也是中国存在的问题。中国和印度在最近几年都拥有一个高速的经济增长率。这两个国家的例子都反映了主要来自于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的明显扭曲的消除而获得的效率（中国尤其如此）；向更加开放和更好的政策的迈进，为生产力的重要提高作出了贡献。此外，在中国，国民经济也已经从几项结构改革中获益，其中包括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该过程连续占据了GDP增长中一个不菲的份额。⑧但是，这两个国家继续为制度缺陷所困扰，这种缺陷如果不给予重视，可能会延缓两国向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上升的速度。
专栏2: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提高印度的竞争力排名？
印度在2005年度的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位居第50位，与2004年相比前进了5名。该国最近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无可置疑，这在过去几年超过7%的GDP增长率中得到了反映，这一巨大成就已经使其贫困范围明显的减少了。①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印度在下一个10年能否持续甚至加快其发展步伐。毫无疑问，中国已经从一个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获益，而印度拥有一个与之相类似的“结构性的”特征，这一特征——比较有利的人口数量可能会促进其发展。在未来20年内，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迅速上升。但是，印度要想从中获益，就必须设法通过教育支出并提高教育机构的质量，将其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变成劳动力，从而提高年轻人尤其是其中的穷人的生产率。
近几年来，印度的企业环境质量和其私人部门的成熟程度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考察生产过程的先进性、公司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支出水平、利用外国技术许可的普遍性、金融市场的成熟性、经济中的与一种更敏感的通向贸易的途径相联系的更大的开放性等方面，印度在过去10年中无论如何都已取得了切实的成就。这10年间所见到的较好的增长绩效无疑反映了政策框架和制度环境中的这些改善。
但是，要加快发展的步伐，假设要达到每年8%的增长速度，就必须对许多问题加以关注。其中比较关键的是:
●较高的文盲率和教育领域相对较低的入学率。基础和较低层次的需求尤其紧迫，但按照国际标准，甚至连高等教育入学率也是较低的——印度在全球竞争力报告所涉及的117个国家中位居第91位。女童教育的改善范围尤其广泛。印度必须要对其贫穷的年轻人进行教育和培训，使他们拥有可使用的技能，加入劳动力队伍，尤其是那些拥有比较竞争优势的部门。有一种预期认为，作为生产活动持续向与沟通成本降低相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一种反映，全球未来几年对外包的需求将会上升。印度要想能够充分把握这些机遇，尤其是在外包市场的高端，就必须提高其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水平。
●官僚政治的文牍主义的范围和过度的管制依然是印度的一个严重问题。这里存在一种深入人心的政府干预和控制的文化，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自我伤害”，这种伤害增加了企业成本，并使中小企业丧失了发展的信心。更确切地说，发展中国家本身所做的事情价值不大或没有明确的价值，却使企业的生存变得较为困难。在过去的10年里，印度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进步，但还不充分。
●政府已经明确了基础设施领域存在的突出需求:印度的公路、港口、空港和发电厂都处于一种糟糕的维修状态。电信基础设施的改善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要维持私人部门的发展，促使外国直接投资达到更高水平，还必须进行全面的、大范围的投入。政府在下一个10年期间愿意吸引15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但要将这种投资纯粹物化为印度巨大的、不断成长的市场力量，是不太可能的。这就必须提高基础设施的水平，为投资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政府是否已完全意识到这些计划，将会与公共财政领域内某种较大范围的改革紧密相关。
●印度存在着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最为根本的是，该国过去几年一直处于GDP高达10%的赤字状态，属于全球赤字最高的国家，在全球竞争力报告所涉及的117个国家中，只有土耳其的得分更低一些。该问题存在着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按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标准，印度总计为GDP的83%的国债负担都已经相当高了。其次，由于印度的税基较窄，其税收—债务比率属于全球最高的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平均高达GDP的26%的水平以及水平更高的、拥有更普遍的保障网络的工业国家，印度的税收仅占GDP的19%左右。
在采取一些中期财政调整措施的过程中，政府于2003年实施了一项名为《财政责任预算管理法》（FRBMA）的法律，其中设立了一项到2009年年底减少赤字的计划。但是，该项法律存在着一些缺陷:首先，它只适用于中央政府，而实际上大约一半的赤字问题存在于各省；其次，就其中所规定的财政管理途径，该项法律并没有针对违背行为做出相关的惩罚和/或制裁措施的规定。
为何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其中的原因较多。首先，国债的数量是以卢比计算的。这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是积极的，因为这使该国规避了汇率风险。但是，由于这种债务数额庞大，就意味着银行系统本质上正扮演着政府出纳的角色。它用家庭储蓄为政府提供资金，并扣压了数千亿美元的政府有价证券。对银行而言，这是有利可图的、没有风险的业务，而因它不必过分担忧将存款调剂给有生产效率的私人部门，即需要资金进行发展的中小企业。他们也不必过多担心开发内部抵御价格风险的能力，如果他们拥有以政府形式出现的一个巨大而可信的客户，他们为什么要担心呢？没有一个将家庭储蓄导入私人部门生产力投资的繁荣的金融部门，印度不太可能在相同的基础上实现8%的增长。但是，只要政府不控制其对储蓄的欲望，要将家庭储蓄导入私人部门的生产力投资就不太可能。而且，由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存在巨额的政府债券，其对利率风险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潜在的资本损失的防御能力就是很脆弱的。
最后，印度的良好增长绩效似乎都为财政调整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不论是以更高的税收的形式、以更低的支出的形式，还是以二者的某种联合形式。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讲，处于成长中的经济对强制性节约起了缓解作用。要在某个经济低迷时期或经济危机时期的中期付诸行动，这从传统的角度来讲是更为困难的。在一种多党民主的背景下，财政约束是复杂的，像印度这样一个有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的国家尤其如此。赤字无疑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累赘，更低的赤字可能会与更高的增长率和更高的收入水平相联系，从而提高政府应对紧迫的社会需求的能力。因而，反过来说，财政约束的缺点在于存在与指定效果相反的效果:财政约束通过减缓增长速度而成为一种消除贫困的措施。
印度经济有潜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要认识其全面的潜力，政府当局和企业社团必须携手应对许多重要的挑战:提高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改善物质基础设施的质量，减轻不必要的过度管制给企业带来的负担，将公共财政推入一条更具持续性的轨道，这些都必须优先考虑。在更长的时期内，每年8%的实际GDP增长将会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更进一步的成绩，这也是良好的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问题。照此下去，只要这些挑战得以应对，就有理由相信印度能够加入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的行列。
注 释
①在1990～2004年，印度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7%，相对较接近于中国的9%。因而，在此期间，印度的GDP增加了一倍，而中国的GDP增加了两倍。毫不奇怪，与印度相比，中国拥有更低的婴儿死亡率、更长的寿命和更低的文盲率。
韩国在今年的排名中前进了12名，令人印象深刻，当属今年所排名的117个国家中进步最大的国家之一。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韩国从2003年的信用卡危机中复苏，信用卡危机对该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致使其在去年的排名中退后了11名，而去年的连续改善使韩国重新获得了其原来的地位。
今年的排名中首次包括了3个中亚国家。在宏观经济分指数方面拥有一个相对较好绩效的哈萨克斯坦位居第61位，其邻国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排名在名次表中最低，分别位于第104位和第116位。其他几个亚洲国家也被列入了排名表中，包括蒙古（第96位）、东帝汶（第108位）、柬埔寨（第112位）和阿塞拜疆（第69位）。这些国家的改革日程是相当繁重的，涉及相当广泛的领域。尤其是在中亚国家，关于政府——通常是暴虐的——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存在许多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腐败现象成明显蔓延。
拉丁美洲
与前些年的情况一样，排名第23位的智利以较大的差距领先于拉丁美洲各国。实际上，就其与该地区第二个绩效最佳的国家之间的距离而言，已经从2004年的26名扩大到了2005年的31名，这一特征在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看不到。该国继续受益于显著的竞争性宏观经济管理（参见以下对全球竞争力指数的讨论，其中智利在这一指数的宏观经济支柱指标上名列世界第一）和在透明度与效率方面已经达到欧盟水平的公共制度的联合。实际上，在25个欧盟成员国中，在公共制度这一分指数上拥有较高名次的国家只有8个。智利的增长在2005年有可能达到6.1%，据IMF的最新预测，这是拉丁美洲国家最高的增长率，而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不可能削弱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绩效。实际上，在过去的15年里，智利所取得的绩效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对合理政策的承诺广度并非是政治循环的函数。
墨西哥自2004年以来已经后退了7名，降到了第55位，该地区第2位的是乌拉圭，而巴西则后退了8名，降到了第65位。在那些表征其公共制度质量的指标方面，墨西哥和巴西都经历了急速的下降。在墨西哥，2006年总统选举酝酿时期所存在的政治不确定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决策活动的瘫痪，明显地扰乱了企业团体的情绪，这些导致了该国在公共制度指数方面排在第71位。墨西哥继续为较高的犯罪率所困扰，并出现了ICT方面的排名逐渐退后。ICT反映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数计算中包含了拥有更复杂的技术基础设施的国家；另一方面是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亚洲）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更快的进步。在巴西，企业的信心可能受到了受贿丑闻和其他事件缠身的执政党联盟的衰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这些已将该国公共制度置于一种不利的境地。这可以通过巴西在司法独立性（第72位）、政府开支的浪费（在这一指标上排名第111位）和政府官员决策的徇私舞弊（第69位）等方面的疲软绩效所佐证。
阿根廷在2004年出现了全面的进步，从第74位上升到第72位。排名中包括了许多新的国家，其中几个的排名已经位于阿根廷之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的宏观经济绩效已经从第94位上升到第86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通货膨胀的减小、更小的利率分摊和该国成功的债务重组。但是，其国债负担仍然较重，该国的私人部门对制度环境的力量持有很深的怀疑，因为阿根廷在财产权利、司法独立性以及腐败的几个指标方面的得分很低。另外，2001年排名第62位的委内瑞拉继续下滑，最终跌落至排名的末尾，在2005年度又后退了四名，在总体排名中居第89位。从许多方面来看，委内瑞拉的绩效是十分异常的:尽管从高油价中获得了巨额的贸易收入，政府数年来还是疲于应付财政赤字，这说明了浪费的大量存在。实际上，其在政府支出浪费方面的分值排名为第116位，为倒数第二名。委内瑞拉是世界上通货膨胀绩效（第115位）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并拥有世界上最恶劣的财产权利环境（第117位）的名声。委内瑞拉在包括司法独立性（第114位）、政府官员决策的徇私舞弊（第116位）和有组织的犯罪（第104位）等在内的契约与法律分指数的全部其他指标上的表现都是软弱的。不足为奇的是，在这种环境中，委内瑞拉也已经为一种广泛的技术指标的衰退所困扰，其在互联网使用、个人电脑和固定电话的普及率排名全都下降，其他对国家未来增长至关重要的指标，诸如研究与开发的支出、FDI、技术转移以及政府给予ICT促进的优先权等也是一样。最后，本年度排名中新增的国家圭亚那，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位居最末一位，而在117个国家中位居第115位，居倒数第3位。
中东—北非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海湾小国在GCI总体排名中的表现相当不错，其中包括今年来自该地区的新加入指数评估行列的两个国家:卡塔尔和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和卡塔尔分别位居第18位和第19位，这些国家正处于一个特别良好的发展阶段。进出口收入已经促进了增长速度，并强化了企业团体早就存在的高水平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则源自正在进行的制度现代化和宏观经济管理的完善。在珍惜来自较高油价的收入的问题上，各国当局都已经理性地证明了其娴熟性，而且都正将这些资源用于减少债务，进行投资和储蓄。这些国家的竞争力排名因而相当靠前。科威特和巴林的排名位次相当，分别位于第33位和第37位，而突尼斯和约旦的排名稍微低一些，分别位于第40位和第45位。来自这一地区的排名最后的国家是位于第76位的摩洛哥和位于第78位的阿尔及利亚。
排名的变动范围与该地区的高度异质性相一致。这些国家拥有不同的收入水平和生产结构，其范围在对石油部门几乎完全的依赖（绝大多数海湾国家）到更加多元化的经济之间变化。⑨
与2004年相比较，该地区的竞争力绩效相当令人失望。除了突尼斯之外，所有国家的名次都后退了。最极端的例子是后退了20名的摩洛哥，这种结果可以追溯到该国宏观经济环境和公共制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退化。摩洛哥的宏观经济环境分指数的排名下降了21名（从第46位后退到第67位），而契约与法律分指数出现了同等程度的下降，都后退了20名（从第40位后退到第60位）。在这种背景下，宏观经济改革、涉及对大规模且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和国债的一种相当庞大的调整以及对公共支出目标的更恰当定位，应该是决策者的头等大事。该国法律框架标准的提高也需要立即得到关注。
MENA地区的决策者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实际上是严重的。尽管绝大多数国家采取了鼓舞人心的措施和结构改革，但这一地区出现了15%的世界最高的失业率，劳动人口预计将从2000年的1.04亿上升到2020年的1.85亿，⑩还面临着对能源部门的严重依赖以及来自世界其他地区日益激烈的竞争。因此，为了使经济多元化、增加贸易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改革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埃及应该受到更多的肯定，因为其首创了一个国家竞争力委员会，该委员会与政府联手以识别增长的障碍因素。
次撒哈拉非洲地区
虽然次撒哈拉非洲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是很具竞争性，但这一地区的确存在许多相对成功的例子，其中包括南非（第42位）、博茨瓦纳（第48位）、毛里求斯（第52位）和加纳（第59位），后者的竞争力绩效甚至更值得注意，2004年以来它已经上升了9名。坦桑尼亚在过去的一年里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进步，在总体排名中上升了11名。另外，纳米比亚——一个总体上相对优秀的国家，下降了11名，而马达加斯加和津巴布韦则如预期所言，各自下降了11名和10名。但是，津巴布韦则是一个尤其令人悲哀的例子，它迅速跌落到世界竞争力排名的末尾，反映出其制度环境的持续衰退，包括财产权利的消失、法制的腐败以及宏观经济管理的其他因素。该国因其宏观经济环境质量较差而有着世界最差的排名（第117位）。
绝大多数次撒哈拉非洲地区的国家在竞争力方面持续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其中包括该地区刚刚列入竞争力评估指数范围的两个国家:喀麦隆和贝宁。在总体指数排名中位于最末的13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出自这一地区。这7个国家是马拉维（第105位）、埃塞俄比亚（第106位）、马达加斯加（第107位）、津巴布韦（第109位）、喀麦隆（第111位）、贝宁（第114位）和乍得（第117位）。这样，GCI排名将次撒哈拉非洲地区的状况确定为世界欠发达地区，它拥有停滞的对外贸易、投资和人均国民收入。实际上，千年发展目标（MDG）的2004年进展报告预测，到2015年，次撒哈拉非洲地区不可能实现MDG所规定的绝大多数目标，尤其是消除极度贫困与饥饿，除非它能够从一个更自由和更公正的贸易体制，以及一个更高额度的海外开发援助中获益。G8国家最近做出的免除18个非洲主要国家所欠的400亿美元债务的决定确实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非洲国家内部也必须做出大量的努力，通过对民主的实践和制度的采纳，改善宏观经济基础以及那些旨在强化法治和促进政府合理行政的管理实践。
竞争力研究的最新进展:新的“全球竞争力指数”
以上（以及附录A中）所述的发展竞争力指数是论坛在为分析发展的关键决定因素提供一个定量框架的努力过程中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当将其加以组合时，就会在两种要求之间表现出一种睿智的折中，即一方面是反映影响发展进程的因素的多样性这一复杂性要求，另一方面是对一种透明而简单的、足以用于评估很多国家的这种结构的要求。GCI为许多对增长过程至关重要的关键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标准，因而能很好地与其目的相适应。特别的，它提供了与历史相关的联系，对那些想要了解一个关键的竞争力指标在不同时间背景中的演进过程的国家而言，GCI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但日益明显的是，我们需要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工具，在解释许多国家具有很多制度和结构的多样性的发展进程时，这种工具可以更好地反映全球经济性质的变化和关键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下面几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如果不对结构性缺陷进行深入分析，就难以对欧盟15国呆滞的发展绩效和许多地区缓慢的改革步伐做出有意义的分析。例如，劳动力市场刚性或普遍存在的完备的单一市场关键要素的延迟，已经妨碍欧洲各国从与一个巨大的、单一和真正统一的市场（诸如美国的市场）相关的规模经济中获益。GCI既不强调劳动力市场刚性的问题，也没有更广泛地研究各种市场的运营效率问题。GCI的框架并不简单地涵盖金融机构的成熟性及其对资源的媒介能力，或是不必要的管制框架的出现，或是国内经济中不充分的竞争状况的存在。
我们不能将非洲大陆绝大多数地区在过去25年间所见到的低劣的增长绩效与其公共健康方面的因素相分离。与良好的公共财政管理对评估非洲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所具有的重要性一样，要对该地区的竞争力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分析，就必须考虑H IV/AIDS或是其他主要疫病对企业的影响。GCI没有涉及这些问题，原因并不是其原创作者未将这些问题视作了解非洲发展的关键因素，
而是因为2001年论坛的竞争力研究中，涉及非洲的内容仍非常有限，还不包容那些对解释欧洲或拉丁美洲的发展并不重要的因素。
作为表明一个国家未来发展潜力的指数，教育、各国所能够提升其技能的程度和劳动力培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一个国家在吸收新技术、生产可以达到国际市场所能接受的质量和绩效标准的产品与服务、以创造价值的方式同世界其他地方展开竞争等方面的能力，与其学校的质量、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给予的优先权、专业化的研究和培训中心的存在与可接近性等紧密联系。GCI引入了这一领域中的几个概念，但我们感到明显地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推进论坛的竞争力研究工作，同时把握一系列更宽泛的对明确了解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在过去的两年里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发展过程首席专家泽维尔·沙利-伊-马丁教授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在2004年的报告中，我们提供了对一个新的、更具综合性的竞争力指数的初步描述，即所谓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全球CI）。这一新的指数使我们可以对许多关键因素进行评估和比较，而这些关键因素则是前面所述的发展竞争力指数所缺少的。全球CI旨在评估“可持续的当前和中期的经济繁荣水平的制度、政策和诸多因素”。
新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是围绕九个不同的支柱而建立的，每一个支柱对驱动各国的生产力和竞争力都至关重要。这些支柱囊括了原来包含于GCI中的所有因素以及前边所讨论过的许多其他因素。在此对这些支柱进行简单描述是有用的，关于该指数结构的详细描述将在本章末尾的附录B和技术解释部分（附录C）进行。
支柱1:制度
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是构建发展过程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公共制度和私人制度的质量构成了该国的主要博弈者在其中相互作用的框架。尤其是公共部分，诸如财产权利环境的力量、政府使用稀缺的财政资源的效率、公共部门的官员在公共物品和私人利得之间做出明确区分的程度、犯罪率及其对企业成本的影响等因素，全都是至关重要的。明显的，在一个财产权利界定模糊的国家，企业是难以有效运营的；当财产所有者（物质的或精神的）不能够获得所有者权利时，他们将不愿意进行进一步的投资，而市场的新进入者将不会有太多加入正式经济领域的动机，他们宁愿在税务当局的管辖范围之外活动，进入“非正式部门”的外部边缘。
政府行政透明度的缺乏和腐败的盛行将会动摇企业的信心，导致资源的配置不当，并会使整个社会蒙受巨大的福利损失。政府官员决策的徇私舞弊和司法系统中的干预将会导致非效率，侵蚀财产权利，增加企业成本。除了这些更具隐蔽性的因素外，还有一些由政府导致的更容易察觉的非效率，诸如文牍主义和没有存在必要的官僚主义，它们将导致铺张浪费。最后，当恐怖主义、有组织的犯罪和暴力强加了附加成本时，尤其是当这些问题与可靠的警务服务的缺乏并存时，企业在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受到了干扰。
但是，“良好的管理”并非是一个仅用于公共部门的概念。私人制度的质量与透明度也是效率所不可或缺的。企业管理人员在处理与政府、其他企业和公众的关系时遵守强有力的伦理规范，这种诚实运营的企业将很好地服务于国家。私人部门的透明性是企业所不可缺少的，金融部门就很明显，使用各种标准和审计与会计的规范能够确保它以一种及时的方式公开信息。
支柱2:基础设施
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的存在对确保经济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决定经济活动和随时能够开发的项目或领域的重要因素。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可以促进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鼓励国内市场的内部一体化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联动发展。
诸如优质的铁路、港口和空港之类的商品、人员和服务的有效运输模式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使企业可以以一种安全、低成本和及时的方式将其产品送往市场，促进劳动者在全国范围内向其最适合的职业移动。各国也必须能够依靠不受中断和短缺影响的电力供应，以确保企业和工厂可以不受阻碍地运行。最后，考虑到迅速而自由的信息流动的一个坚实而广泛的通讯网络，对提高经济整体效率至关重要，并有助于确保经济主体所做出的决策中对所有可利用的相关信息都加以考虑。
支柱3:宏观经济
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已经被人们当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成分而加以接受。
要列举那些在持续不变的基础上获得发展而又未对预算约束或价格稳定性的重要性给予相应关注的国家的例子，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任务。公共财政的管理尤其重要，因为有太多的国家已经体验了令其衰弱的无序财政的影响，这种无序财政会随时导致国债负担的上升，并严重限制政府应对诸如公共健康、基础设施或教育之类的紧迫需求的能力。
相反的，对公共部门账户实施审慎、透明和有效的管理的政府，已经能够将资源配置于这些对强化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的领域。这一支柱经过进一步改进的形式，反映了宏观经济指数广泛对应于发展竞争力指数所包含的内容。
支柱4:健康与基础教育
一个健康的劳动力是一国的竞争力和生产力所必需的。患病的劳动者将不能够发挥其潜力，并将是缺乏生产性的。健康不佳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支出，因为患病的劳动者常常缺勤或是在更低的效率水平下工作。在一个雇员死亡的极端情况下，新员工的挑选和对其进行的培训也是耗费成本的。在严重的情况下，诸如非洲影响劳动人口的HIV/ AIDS流行病，在短期内我们将会看到合格劳动者的短缺，而在长期也是如此，因为孤儿将不可避免地必须去工作，以支撑其家庭，几乎不能够接受教育。劳动力的健康可以用基本健康指标进行评估，如寿命和婴儿死亡率、下面三种主要的世界性疾病的流行状况以及对企业造成的成本:疟疾、肺结核和HIV/AIDS。
除了健康以外，这一支柱还虑及国民所接受的基础教育的年限，正如上面所评述的，这一数字在当今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基础教育会提高每个劳动者个体的效率，这会使经济更具生产性。此外，一个接受正式教育不多的劳动者只能履行基本的体力工作，在适应更先进的生产过程与技术时存在更多的困难。合格的管理人员的缺乏也会对整个企业的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基础教育的缺乏成为企业发展的一种约束，因为企业发现难以通过生产更复杂的或价值密集型的产品来延伸其价值链。
支柱5:高等教育与培训
对竞争力和为诸如生产、市场营销、管理以及研究与开发等领域提供合格的人员而言，一个国家所拥有的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数量是至关重要的。
更一般讲，一个快速变化的全球化经济所要求的技术适应性需要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储备。
除了正式教育以外，在职培训已经成为一种日益重要的提升一国人力资源的方法。那些持续地更新和提高其雇员的技能水平的公司更有可能适应一个处于变化中的环境，并能够维持其竞争优势，而这些更多地有助于经济整体的生产性。要不断改进生产过程，引进新的市场营销技术，或是进入新的市场领域，都需要特定的职业技能，企业可以通过员工培训来提供这些技能，而这一工作可以借助国内合适的职业培训机构来进行。
支柱6:市场效率
经济函数的各种要素市场所具有的效率对其潜在的生产性和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确保将诸多经济要素正确地配置于其最优使用的领域。全球竞争力指数评估了市场效率的三种重要类型: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
在既定的供给与需求的条件下，拥有高效率的商品生产市场的国家实现了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正确组合，并确保这些产品能够在经济中最有效率地进行交换。健康的国内和国外的市场竞争能够确保最有效率的、生产市场所需商品的企业都是那些生存下来的企业，对促进市场效率乃至企业的生产性都是重要的。要确保商品交换的最佳可能环境，来自政府干预对企业活动形成的障碍就必须减少到最低。例如，扭曲的或是负担过重的税收，或是一种非效率的、没有对企业以一种公正而及时的纷争解决方式作出规定的法律框架，都会给竞争力带来阻碍。
劳动力市场的效率还会促进生产力和竞争力。在一个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劳动者能够被恰当地配置于其最佳职位，并会受到能在其工作中付出最佳努力的激励。劳动力市场必须具有将劳动者从一种经济活动迅速转移到另一种经济活动的灵活性，并允许不会造成社会分裂的工资波动。高效率的劳动力市场还必须确保劳动者动机与其努力之间一种明晰的关系以及企业环境中男女之间的平等。
最后，拥有高效率的金融市场的国家，其他的金融资源被最有效地配置于其在经济中的最佳投资用途。对生产力最为至关重要的是企业投资，因而各国需要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这种市场能够使出自诸如一个合理的银行部门的贷款、受到合理管制的证券交易和风险资本之类的资本为私人部门的投资所利用。
支柱7:技术准备
技术已经成为当今以知识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中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它影响了一个国家生产并最终出口的产品品种、质量和价格。从该意义上讲，一个国家所能够持续的增长率和生产力的高低，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其技术准备状况和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从新技术中获益，不论这种新技术是国内开发的还是从国外引进的。
技术准备状况明确地涉及那些促进并赋予一个国家技术能力的因素，包括技术的总体可利用性、信息与通讯技术（ICT）的渗透速度，因为这些工具被视为一国总体技术准备状况的关键指标。ICT的使用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是出于建立一个有效而迅速的通讯系统之需，而且也是出于为商业交易提供一个有效的基础设施的需要。
支柱7补充了支柱9（创新）的内容，并反过来为支柱9所补充。虽然二者都突出了技术对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性，但支柱7涉及的是一个给定国家可使用的技术存量，不论其原始来源如何；而支柱9强调一个国家的创新潜力，也就是该国内部创造新技术的能力。
支柱8:企业现代化
企业现代化有助于更高效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而这反过来提高了生产力，因而强化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企业现代化涉及一个国家企业网络整体的质量以及单个企业的运营和战略的质量。
这一支柱对处于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的国家尤其重要（见以下内容）。
一个国家企业网络的质量和我们用来对当地供应商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调查的变量所反映的支持产业的质量颇为重要。当企业与供应商成为最接近的群体（“集群”）时，效率将会大大提高，从而导致更多的创新机遇以及新企业进入障碍的减少。单个企业的运营和战略（品牌战略、市场营销、价值链的出现和独特而复杂的产品的生产）都会导致复杂的现代商业过程的产生。
支柱9:创新
人们普遍认为，对一个处于上升状态的生活标准而言，其主要的条件之一是以技术和技能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有活力的国家竞争力优势的开发，而这与以更低的生产成本为基础的缺乏活力的情况相反。这样一来，当国家发展了，国家竞争力就会以一种日益增强的程度依赖于国家的创新潜力。尽管前述八个支柱所反映的尺度陷入了使回报减少的境地，但常识暗示我们，可能出现的新思想的数目是没有限制的。
对已经运行或是接近于知识前沿的国家，还有那些对外来技术的吸收或使用不再确保生产率增长的持续不变和连续性的国家，创新能力尤为重要。这些国家必须专注于研究与开发知识和新产品的内生性创造。
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取决于其是否存在于一种合适而有益的环境中，这种环境受到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一致努力的支持。没有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机构、一个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内的高度熟练的员工队伍、私人公司充分地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以及针对研究与开发的知识产权保护，这种能力就不能存在。对创新至关重要的还有大学与研发公司的积极合作所提供的私人—公共部门之间的配合。
这9个支柱覆盖了对促进一个国家的生产潜力至关重要的制度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种类广泛的诸多因素，我们相信，GCI将传递一种艺术状态的竞争力指数，它在范围上的综合性足以取代发展竞争力指数，并考虑了世界经济论坛与我们的用户之间强化了的对话。
发展的阶段与过渡
除了这些能反映一个更具综合性的系列发展因素的支柱之外，全球竞争力指数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显著特征。其中一个特征源自其概念，即世界各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一解释正式并入。提高一个国家竞争力的特殊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将是该国特定发展阶段的一种功能。现在驱动美国生产力的因素必定不同于驱动巴西生产力的因素。因此，全球竞争力指数将各国分成了三个特定阶段，即所谓的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每一阶段的复杂性程度呈增加趋势。
在第一个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各国一般立足于低价格的竞争。他们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较容易获得的自然资源的优势，销售商品或是初级产品。在这个阶段，竞争力的基本成分包括强有力的公共制度和私人制度（支柱1）、充分的基础设施（支柱2）、一个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支柱3）以及一个健康的拥有基础教育水平的劳动力队伍（支柱4）。
当一个国家进入第二个阶段即效率驱动阶段时，开发更有效率的生产业务活动就是其重要任务。在这个阶段，产品质量而不是低价格驱动着竞争力，并依靠更高层次的教育和培训项目，为更先进的生产过程以及在不断上升的效率层次上运行的商品、劳动力和金融市场（支柱6）与全世界所发明的最新技术的使用准备员工队伍（支柱7）。
在创新驱动的第三个阶段，各国不能仅凭借效率性来展开竞争。在处于这一先进发展阶段的国家，企业必须通过创新（支柱9）展开竞争，即生产新的和不同的产品，并使用最先进的生产过程（支柱8）。
所以，上述九个支柱对所有国家都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每一个支柱对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取决于一个国家特定的发展阶段。基于这种考虑，将这些支柱组合为三个分指数，每一个分指数对其对应的发展阶段都是至关重要的。基本条件指数组合了那些对处于要素驱动阶段的国家至关重要的支柱；效率增强指数包含了对处于效率驱动阶段的国家至关重要的支柱；创新与高级要素分指数包含了对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国家至关重要的所有支柱。
基本条件（阶段1:要素驱动）
·制度（支柱1）
·基础设施（支柱2）
·宏观经济（支柱3）
·健康与基础教育（支柱4）
效率强化分指数（阶段2:效率驱动）
·高等教育与培训（支柱5）
·市场效率（支柱6）
·技术准备状况（支柱7）
创新与高级要素指数（阶段3）
·企业的现代化（支柱8）
·创新（支柱9）
通过对每个分指数的衡量，即取决于某个给定国家所处的阶段，全球竞争力指数补充了发展阶段这一概念。更为特别的是，该指数将更多权重分配给了那些在一个国家发展的特定阶段最为重要的支柱。
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每一个分指数所给予的具体权重见表1-7。该表表明，对处于要素驱动阶段的国家，最大的权重给予了基本条件（50%），相当大的权重给予了效率增强要素（40%），只有10%的权重给予了创新与现代化要素。对于处在效率驱动的国家，基本条件与效率增强要素之间的权重被颠倒了过来，仍有较少的权重给予了创新要素。最后，对于处在创新驱动阶段的国家，相当大的权重给予了前两个分指数，但给予创新与现代化要素分指数的权重相对更高了，这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的这一最先进阶段，这些是对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最起作用的因素。
表1-7 三个主要支柱群在每个发展阶段的权重
当然，各个国家并不是突然从一个发展阶段跃向另一个发展阶段的，他们的发展是沿一个连续性的相谱系列进行的。因而，我们可以考虑这样的事实，即许多国家处于阶段之间的过渡位置。对这些国家而言，权重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平稳地变动，反映了从一个发展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逐渐过渡。这是该指数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通过将阶段之间的这种过渡类型引入模型，也就是说，通过将日益增大的权重分配给那些对处于其特别发展阶段的国家竞争力变得更加重要的领域，全球竞争力就可以开始“处罚”那些尚未为下一个发展阶段做好准备的国家了。
世界各国分别处于以下阶段:要素驱动阶段，包括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下的国家；效率驱动阶段，包括人均收入在3000～9000美元的国家；创新驱动阶段，包括人均GDP在17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就是那些处于这三个阶段之间的国家。表1-8显示了本报告中所涉及的117个国家是如何被界定为不同发展阶段的。
我们使用收入水平作为各个阶段的区分标准，其理由正如作者所解释的，因为“要素驱动型国家是那些凭借低价格展开竞争的国家。我们用低收入水平代表低工资，所以我们就将人均收入2000美元以下的国家划入了这一组”。
对处于第2阶段、第3阶段的国家也一样:上升的人均GDP代表了上升的工资，从而将这些国家推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而在更高的发展阶段，这些国家必须提高其建立在更复杂的要素基础上的生产率。表1-9至表1－12显示了2005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的结果。
表1-8 每一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名单
全球竞争力指数的9大支柱中的绩效佼佼者
表1-13显示了在全球竞争力指数的9大支柱的每个分指数排名第一的国家。新加坡、日本和美国都是引人注目的，因为这三个国家分别在两个支柱中排名位居第一。丹麦、智利和葡萄牙在其他三个支柱中的排名位居第一。
新加坡位居制度和技术准备状况这两个支柱的第1位。其在制度支柱的两个分指数上的表现不俗，在其位居117个国家之首的公共制度分指数上尤其如此。该分指数由五个分量构成，而新加坡在下面这五个分量上的成绩都相当不错:财产权利（6）、道德与腐败（1）、不正当影响（9）、政府非效率（文牍主义、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1）和安全（6）。显然，公众对政治家的财政诚实性持有高度的信任感；遵守行政规章并未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负担；政府支出提供了市场没有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政府决策是中性的，而政策服务是可靠的，所有这些特征都有助于使新加坡拥有全球最好的制度。新加坡在技术准备状况支柱上的排名第一可以归功于其所存在的技术基础设施（互联网和个人电脑的较高普及率）、企业较高的技术吸收水平、FDI在采用新技术方面的熟练性以及ICT所需要的一个高度发展的管制环境。这一排名与新加坡在论坛的2004～2005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以及其中的网络化的准备指数的排名第一完全一致。
表1-9 2005年全球竞争力指数
续表
表1-10 全球竞争力指数:基本条件
续表
表1-11 全球竞争力指数:效率增强因素
续表
表1-12 全球竞争力指数:创新因素
续表
表1-13 全球竞争力指数的九大支柱中的绩效佼佼者
日本在健康与基础教育和企业现代化这两个支柱上位居第一。日本有着低水平的HIV/AIDS、较长的寿命和低水平的婴儿死亡率。此外，日本的劳动者疾患对企业的影响较小，这使日本成为基础人力资本质量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日本还位居企业现代化这一支柱的第一位。日本拥有最优的企业网络（数量庞大的当地供应商）以及许多最好的单个公司的经营与战略，这包括了诸如对国际物流与市场营销的本地控制（2）、先进且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的生产（1）和高质量的生产过程（1）等要素。
美国位居市场效率和创新支柱的第一位。市场效率支柱由三个分指数构成（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而美国在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都位居第一，并在劳动力市场位居第二。就商品市场而言，美国的市场扭曲程度相当低（9），并拥有一个相当激烈的国内和国外的竞争环境。风险资本的有效性、银行贷款的易得性、高度成熟的证券市场和在当地证券市场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的便利性，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在金融市场分指数上位居第一的原因。最后，工资调整过程、雇用与解雇劳动者的灵活性、裙带关系的相对缺乏以及工资与劳动者的生产率密切相关的事实都促进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稳定性。美国还位居创新支柱的第一名，这可以归功于美国拥有的在这一指数所包含的几乎所有变量上的最高排名:科学研究机构的质量（1）、公司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支出（1）、企业与大学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合作（1）、知识产权保护（1）、先进技术产品的政府购买（8）、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易得性（13）、创新能力（4）以及已登记专利的数目（1）。美国在这几个方面明显地领先于位居第二的竞争对手，即日本。
丹麦位居基础设施支柱的第一名。高质量的铁路、港口、通讯设施、航空运输和电力供应使得丹麦拥有世界上最高质量的一般性基础设施。智利位居宏观经济环境支柱的第一名；主要因为政府以较高程度的审慎和一致性管理公共财政，带来了强有力的增长绩效，国债负担（2004年为GDP的12%）一直处于迅速减少的趋势，这使政府能够投资于生产率强化领域，并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凭借优秀的通货膨胀控制成绩，货币当局在有效管制另一个高度成熟的金融部门方面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作为在全球竞争力指数综合排名中位居第二的国家，芬兰位居高等教育与培训支柱的首位，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87.5%）、高质量的数学与科学教育以及杰出的管理学院和较高水平的劳动力培训与开发。
结 论
本章介绍了2005年发展竞争力指数的详细内容，论坛自2001年以来就给予了关注。这一指数代表了论坛在竞争力领域的工作系统化的努力过程中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反映了一个范围较广的被视为对更好地理解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
全球竞争力指数是论坛的竞争力工作的一种逻辑拓展。它以萨奇斯和迈克阿瑟（Sachs and Mc Arthur，2002）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引入原来所未涉及的概念，如与商品、劳动力和金融市场的运行相关的效率所具有的收益作用，国家基础设施的质量，公共健康和人力资源禀赋的状况以及企业的现代化程度等，拓宽了分析范围。我们的战略——早在去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4~2005）》出版时就已经作了声明——是使全球竞争力指数成为分析工作的中心环节。竞争力指数所赖以成立的概念性框架已经建立，其方法的支撑力度是较强的，其对发展过程的研究至关重要的因素的覆盖面更广泛还是另一个有吸引力的特征。发展和全球这两个指标将长期共存。前者提供了一种与历史有用的联系，后者代表了论坛的竞争力工作的一种深化。但是，人们期待全球竞争力指数成为我们的竞争力工作的主要分析工具，而该指数在2006年的结果将是最具特征性的。
注 释
①见本书第二章罗格夫的文章——《汇率竞争力的再思考》。
②事实上，下面几个方面使汇率的重要性较其在过去10年里对市场危机的分析更为明显。缺乏可持续性的汇率政策与其他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因素促成了从东亚到俄罗斯、土耳其和阿根廷在产出和收入方面出现的显著滑落，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这样的国家。从另一个侧面讲，要分析过去的10年中国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而又不涉及汇率在提高中国制造业部门的获利能力中的关键作用，这是很困难的。
③参见《全球竞争力报告（2004～2005）》第二章的内容。
④Acemoglu et al.2001，p.1369.
⑤McArthur and Sachs，2002.
⑥按照国际透明度组织的标准，芬兰是世界上腐败最少的国家。参见网站:www.transparency.org/surveys
⑦丹尼尔·品托（Daniel Pinto，2005）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法国悖论”:“虽然政府官员、工会和多数的法国民众都叫嚣着捍卫一种已经过时的资本主义观点，但法国企业已经静静地站在了全球化的前沿，在从汽车到能源、从食品到银行业的许多高度竞争性的部门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
⑧农民从劳动生产率几乎为零的农村向劳动生产率更高且为官方统计数据所反映的城市的移动，对过去20年的发展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⑨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范围很大，从埃及的1049美元到卡塔尔的46641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5）。
⑩参见《世界银行报告》（2003）。
有关该地区的弱势与优势的详细分析，参见世界经济论坛的《2005年阿拉伯世界的竞争力报告》。
事实上，《贫困的末日》（2005）的作者杰弗里·萨奇斯正密切关注着它们。
Sala-i-Martin and Artadi，2004，p.52.
与该问题相关的内容，参见德·索托（de Soto，2000）的研究成果。
参见Kaufmann和Vishwanath的研究成果（2001）。
例如，可参见Fischer的研究成果（1993）。
参见Lucas（1988）和Kremer的研究成果（1993）。
有关技术扩散的一些方面，参见Basu和Weil的研究成果（1998）。
参见波特（Porter，2004）关于该问题的更全面的讨论。
就创新在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参见以下研究成果:Grossman and Helpman（1991），Krugman（1979），Romer（1987，1990），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Schumpeter（1934）.
Sala-i-Martin and Artadi，2004，p.7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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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gman，P. 1979.“A Model of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Transfer and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7（2）:2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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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to，D. 2005.“Autistic Governments，Smart Companies.”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7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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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发展竞争力指数的构成
发展竞争力指数由三个成分指数构成:技术指数、公共制度指数和宏观经济环境指数。这些指数的计算是以“硬指标”和“调查数据”为基础的。
正如本章所讲述的，国家的样本分为两组:核心创新国家和非核心创新国家。核心创新国家就是每百万人拥有15项以上美国实用专利登记的国家，非核心创新国家就是除核心创新国家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
对于核心创新国家，我们非常重视创新和技术的作用。对它的衡量如下:
核心创新国家的发展竞争力指数
＝1/2技术指数
＋1/4公共制度指数
＋1/4宏观经济环境指数
对非核心创新国家，我们用三个成分指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其发展竞争力指数:
非核心创新国家的发展竞争力指数
＝1/3技术指数
＋1/3公共制度指数
＋1/3宏观经济环境指数
技术指数的构成
核心创新国家和非核心创新国家的技术指数计算如下:
核心创新国家的技术指数
＝1/2创新分指数
＋1/2信息与通信技术分指数
非核心创新国家的技术指数
＝1/8创新分指数
＋3/8技术转移分指数
＋1/2信息与通信技术分指数
创新分指数
创新分指数＝1/4调查数据
＋3/4硬指标
创新调查问题
3.01 贵国在技术领域与世界领先者的差距如何？
3.02 贵国的企业在吸收新技术方面是无能为力的/积极进取的？
3.06 贵国的企业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支出与其他国家相比多还是少？
3.07 企业在研究开发方面与当地大学的合作程度如何？
创新硬指标
3.17 每百万人获得的美国实用专利数
4.17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技术转移指数
技术转移指数＝两个技术转移调查问题的未加权平均值
3.04 外国直接投资是贵国新技术的一种重要来源吗？
3.03 外国的技术许可是贵国获得新技术的一种常用途径吗？
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分指数
信息与通信技术分指数
＝1/3信息与通信技术调查数据
＋2/3信息与通信技术硬指标
信息与通信技术调查问题
3.11 互联网在学校的普及程度如何？
3.12 贵国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之间是否存在充分的竞争，以确保网络的高质量、中断较少和较低的价格？
3.13 政府在信息与通信技术方面是否给予了全面的优先权？
3.14 政府在促进信息与通信技术的使用方面的计划是成功的吗？
3.15 与信息与通信技术相关的法律（电子商务、数字签名和消费者保护）是否得到了健全和强化？
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硬指标
3.18 每百名居民拥有的便携式移动电话的数量
3.19 每万名居民的互联网用户数
3.20 每万名居民的互联网主机数
5.08 每百名居民的电话干线条数
3.21 每百名居民的个人电脑台数
公共制度指数构成
公共制度指数＝1/2契约与法律分指数
＋1/2腐败分指数
契约与法律分指数
6.01 贵国的司法官员是否不会受到政府成员、市民或企业的政治影响？
6.03 金融资产和财产是否受到了法律的明确界定和充分的保护？
6.08 政府在确定公务合同时是否在投标人之间保持中立？
6.16 有组织的犯罪是否为企业带来了巨额成本？
腐败分指数
6.19 与进出口许可有关的贿赂活动的普遍性如何？
6.20 与公益设施有关的贿赂活动的普遍性如何？
6.21 与年度纳税有关的贿赂活动的普遍性如何？
宏观经济环境指数构成
宏观经济环境指数
＝1/2宏观经济稳定性分指数
＋1/4国家信用等级
＋1/4政府铺张浪费
宏观经济稳定性分指数
宏观经济稳定性分指数
＝5/7宏观经济稳定性硬指标
＋2/7宏观经济稳定性调查数据
宏观经济稳定性调查数据
2.01 贵国经济在下一年可能陷于衰退吗？
2.07 贵公司去年的信用取得是容易还是困难？
宏观经济稳定性硬指标
2.13 政府财政盈余/赤字
2.14 国民储蓄率
2.16 通货膨胀
2.15 实际有效汇率
2.17 贷—借利率差额
2.20 政府债务
2.21 机构投资者的国家信用等级
政府铺张浪费变量
6.06 贵国公共支出的内容是铺张浪费的还是提供了市场所不提供的必需的商品和服务？
附录B:全球竞争力指数的构成
本部分将就全球竞争力指数是如何构成的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全球竞争力指数中所使用的全部调查数据和硬指标变量都可以在本报告描述更为详细的数据表部分找到。
第一支柱:制度
A.公共制度
1.财产权利
6.03 财产权利
2.道德规范与腐败
6.24 公共资金的挪用
6.26 公众对政治家的信赖
3.威胁手段
6.01 司法独立性
6.08 政府官员在决策中的徇私舞弊现象
4.政府非效率（文牍主义、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
6.06 政府支出的铺张浪费
6.07 政府管制的负担
5.安全
2.02 恐怖主义的企业成本
6.14 警察所提供服务的可靠性
6.15 犯罪与暴力的企业成本
6.16 有组织的犯罪
B.私人制度
1.企业伦理
8.04 企业的伦理行为
2.公司简介
8.16 公司董事会的功效
8.21 少数股东的利益的保护
8.23 审计报告标准的效力
第二支柱:基础设施
5.01 基础设施的总体质量
5.02 铁路基础设施的发展
5.03 港口基础设施的质量
5.04 空港基础设施的质量
5.05 电力供应质量
5.08 电话线路（硬指标）
第三支柱:宏观经济
2.13 政府财政盈余/赤字（硬指标）
2.14 国民储蓄率（硬指标）
2.16 通货膨胀（硬指标）
2.17 借贷利率差额（硬指标）
2.20 政府债务/占GDP的份额（硬指标）
2.15 实际有效汇率（硬指标）
第四支柱:健康与基础教育
A.健康
4.04 疟疾对企业的中期影响
4.05 肺结核对企业的中期影响
4.06 HIV/AIDS对企业的中期影响
4.10 婴儿死亡率（硬指标）
4.11 寿命（硬指标）
4.12 肺结核的流行程度（硬指标）
4.13 疟疾的流行程度（硬指标）
4.14 HIV/AIDS的流行程度（硬指标）
B.基础教育
4.15 基础教育毛入学率（硬指标）
第五支柱:高等教育与培训
A.教育质量
4.16 中等教育毛入学率（硬指标）
4.17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硬指标）
B.教育系统的质量
4.01 教育系统的质量
4.03 数学与科学教育的质量
8.15 管理学院的质量
C.在职培训
7.09 专业研究与培训服务在当地的可利用性
8.11员工培训的范围
第六支柱:市场效率
A.商品市场:扭曲、竞争与规模
1.扭曲
2.12 农业政策成本
6.02 法律框架的效率
6.11 税收的范围与效果
7.10 创业所需的手续（硬指标）
7.11 创业所需的时间（硬指标）
2.竞争
国内竞争
7.01 当地的竞争强度
7.02 反垄断政策的有效性
国外竞争
2.19 进口（硬指标）
2.09 贸易壁垒的普遍性
8.22 外国所有权限制
3.规模
当地市场
GDP－出口＋进口（硬指标）
外国市场
2.18 出口（硬指标）
B.劳动力市场:弹性与效率
1.弹性
8.17 雇用与解雇的惯例
8.18 工资弹性
8.19 劳动者/雇主关系中的合作
2.效率
8.14 对职业管理的依赖程度
8.20 工资与生产率
4.08 人才流失
4.09 私人部门对妇女的雇用
C.金融市场:成熟性与开放度
2.03 金融市场的成熟性
2.05 贷款的可获得性
2.06 风险资本的可获得性
2.04 银行的健全性
2.08 当地股票市场的利用
第七支柱:技术准备状况
3.01 技术准备状况
3.02 企业层次的技术吸收
3.15 与信息和通信技术相关的法律
3.04 国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转移
3.18 便携式移动电话数量（硬指标）
3.19 互联网用户数量（硬指标）
3.21 个人电脑拥有量（硬指标）
第八支柱:企业的成熟性
A.网络与支撑性的产业
7.05 当地供应商的数量
7.06 当地供应商的质量
B.企业经营与战略的成熟性
8.05 生产过程的先进性
8.06 市场营销的广度
8.08 国际物流的控制
8.12 派遣专家的意愿
8.01 竞争优势的性质
8.02 价值链的存在
第九支柱:创新
3.05 科学研究机构的质量
3.06 公司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支出
3.07 大学/产业的研究合作
3.08 政府对先进技术产品的购买
3.09 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可获得性
3.17 实用专利（硬指标）
6.04 知识产权保护
8.03 创新所需的资本
附录C:关于竞争力指数结构的技术注解
硬指标与调查数据的结合
对高官意见调查的回复就是我们所指的调查数据，即从1～7排列的回答；硬指标则是从在技术注解中所述的和本报告末尾所列的各种资料来源中收集的。用于竞争力指数计算的全部数据都可以在本报告的数据表部分中找到。
将每一个硬指标变量转换为1～7数值范围的标准公式为:
样本最小值和样本最大值分别为全部样本的最低值和最高值。
就一些变量而言，一个更高的值意味着一种糟糕的结果。例如，高水平的预算赤字就是不好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用8减去这个新设的变量而将此系列“倒转调换”。
在有些例子中，我们为了解决数据中的极端异例而进行了调整。
通货膨胀的处理
为了反映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经济都有害的观点，虽然文献中就有关低水平的通货膨胀成为经济有害因素的分水岭问题还不存在共识，通货膨胀以如下的U形方式计入模型:对0%～3%的通货膨胀率，一个国家得到最高为7的分值。超出这一范围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得到负的分值。当其以一种线性趋势偏离这些数值时，所得分值同样为负。在发展竞争力指数和全球竞争力指数中，我们都是这样处理通货膨胀的。
疾病影响的评估
在全球竞争力指数的第四个支柱中，一种疾病对竞争力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发生率，而且还取决于这种发生率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增加。因此，为了估计疾病的经济影响，我们将发生率（疟疾、肺结核和HIV）的硬指标与有关这些疾病给企业带来的成本的调查问题相结合。
为了结合这些数据，我们首先确定每一个国家相对于世界流行疾病最为严重的地区的疾病流行状况，然后用调查平均值乘以该比率的倒数（考虑到低数值为“良好”），最后再将这一结果一般化为1～7的数值。请注意，流行比率为零的国家将总是获得数值为7的排名，不论其调查数据如何。
对国内和国外竞争的评估
在全球竞争力指数的第六支柱的商品市场效率分指数中，所谓竞争的这一成分是以特殊的方式衡量的。调查数据提供了一种关于国内和国外市场竞争的扭曲程度的说明。但是，扭曲程度的相关重要性取决于国内竞争相对于外国竞争的规模。为了反映这种相互作用，我们设定了代表这一重要性的两个新的变量。国内竞争是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出口（X）的总和，而外国竞争等于进口（M）。这样，我们将（C+I+G+X）/（C+I+G+X+M）作为那些与当地竞争相关的调查问题的权重，而将M/（C+I+G+X+M）作为那些与外国竞争相关的调查问题的权重。
市场规模的评估
在全球竞争力指数的第六支柱的商品市场效率分指数中，所谓规模这一成分评估的是当地企业所拥有的市场规模。它有两种成分:当地市场规模和外国市场的规模（出口）。当地市场的规模应该是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的总和。尽管我们缺乏这三个宏观成分的数据，但我们却有出口（X）、进口（M）和GDP的数据。根据定义，GDP＝C+I+G＋（X-M）。因此，当地市场规模=GDP+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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