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法观的深化和定型

第三节　从《易言》到《盛世危言》：国际公法观的深化和定型

如果说《救时揭要》一书中涉外部分的内容仅是郑观应针对某些具体事件而发表的评论，其中关于国际公法法理内容的分析尚显苍白，理论也还不够系统化的话，那么到了三十六篇本的《易言》^[31]出版时，郑观应对国际公法的认识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生阅历的丰富和他吸取《万国公法》一书中的西学内容而大大加深了。而在《易言》（36）刊行后的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越发严重，此时的中国日益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妥协投降和腐败无能，致使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清政府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专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结果是清政府惨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一时间帝国主义掀起了夺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中国被推向了民族存亡的边缘。1900年，八国联军肆无忌惮地入侵中国并占领了清朝的统治中心北京。这一系列中国对外交往状况的变化，使郑观应对国际公法的理性认识日益清醒，已经不再像最初接触国际公法时那样对其充满了乐观态度，“弱国无外交”的事实让郑观应认识到国际公法的缺陷，而《盛世危言》一书的出版也反映出他的这种思想转变过程。因此，《盛世危言》中的国际公法思想可以被看作是郑观应整个国际公法观的最终定型，也标志着郑观应法律思想体系中国际公法思想的最高水平。

从《易言》（36）的完成到《盛世危言》的出版，这段时期内郑观应的国际公法思想也在不断深化，而他的这一思想转变过程集中反映在这两部著作中相关篇目的论述上，下面笔者就结合其中的具体内容来分析郑观应国际公法思想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