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面临的困境原因

二、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面临的困境原因

进入21世纪，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开发还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扶贫开发任务还相当艰巨。主要是贫困地区农民纯收入增幅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形势严重导致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既包含了计划经济时代致贫的因素，也有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是环境恶劣，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的不同社会阶段逐渐退于劣势地位，人口素质低，优惠政策被弱化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对西部贫困问题的影响度还在发生着相应变化。

（一）区域环境恶劣是造成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客观条件

区域环境条件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贫困地区的环境条件自然是贫困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自然环境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也是人类至今为止难以改变和无法完全克服的因素。西部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所生存的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大部分处在生态环境脆弱的石山区、黄土高原偏远荒漠区和冰川区。这些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差，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生产技术和手段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收入水平低。就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而言，区域环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共同特征：（1）自然地理环境极为复杂。（2）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差。（3）交通闭塞。制约了资源的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不能及时转化为经济资源。（4）资源相对贫乏。西部民族地区的矿产资源从总体上看储量较为丰富，种类比较齐全，但是开发水平低。（5）资本短缺。从贫困地区政府的财政能力来看，受经济基础薄弱、财源匾乏的制约。

（二）人口素质低是造成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深层原因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区域的经济实力取决于区域拥有的物质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商品经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竞争能力的提高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即劳动者的素质，它们直接决定了产业创新、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提高。1994年的贫困地区资料显示，劳动力文化程度为：文盲半文一自的农产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分别是小学文化程度的1.5倍、1.6倍，是初中文化程度的3倍、3.1倍和3倍，是高中文化程度的3.9倍、3.3倍和3.4倍。人口素质低下是造成贫困地区贫困的一个深层原因，不仅表现在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的低下上，而且更重要地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一是轻商赋役，求稳苟安。民族地区农村许多人认为，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件耻辱的事情，买卖东西是不光彩的人干的。他们宁愿在自然经济狭窄的轨道上转圈子，就是不愿意跳出来从事商品生产。在生产上追求家庭生活所需的“小而全”“万事不求人”，把吃饱穿暖当作最高的生活目标，以致许多人捧着“金饭碗”讨饭吃，守着丰富的资源挨饥受寒。二是依赖思想比较严重。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扶贫依靠纯生活救济的扶持方法，使贫困地区不少人滋长了严重的依赖思想，形成“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扶持”的思想，形成了“越给志越短，越给人越懒”的反常现象。三是封建迷信盛行。落后和愚昧必然产生迷信，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价值观念导致了封建迷信活动的泛滥和对神灵的顶礼膜拜，导致了对知识和创新的鄙视。这种封建迷信风气，不仅耗费了本来可以积聚起来的财富，而且严重地腐蚀着农民的心灵，耗散农民的精力。封建迷信活动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对文化知识的无所需求，对教育事业的轻视乃至大量文盲的产生。大量文盲的存在必然导致生产手段的原始、落后，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极大地制约着贫困地区的脱贫。四是人口的文化素质低下，贫困地区适龄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率较高；总人口中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所占的比重低；劳动人口的平均文化低，劳动者的技术素质差；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在产业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低；专业技术人员分布不合理，大多数集聚于城镇并集中于党政部门和事业单位，作为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第一线和企业则科技力量薄弱，人才、智力流失严重。

（三）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地区优惠政策被弱化

我国制定的贫困线标准太低，衡量贫困的指标体系不完全，扶贫到户的战略被扭曲等也较大地影响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从理论上讲，贫困线是衡量贫困的标准，也是衡量脱贫与否的标准。我国的贫困线是以人均年纯收入维持正常的生存所需的最低生活费用支出来表示的。这种标准至少存在两个缺陷。一是贫困线太低。贫困线低意味着脱贫的标准也低，因而返贫的可能性也大。二是衡量贫困的指标体系不完全。这是因为单纯以人均年纯收入来衡量贫困，一般只能说明扶贫对象物质收入上的情况，而不能全面反映精神、文化、卫生等方面的状况。这样，在扶贫过程中，就容易因忽视对贫困户教育、文化等其它方面的扶持而束缚了脱贫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时，从国内外的反贫困实践来看，政府在扶贫中都运用了一定的优惠政策，它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的脱贫起到了很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然而，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产业、财政、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原来对贫困地区的一些优惠政策相对地出现了弱化，这给民族地区的持续脱贫带来了一些影响。例如在税制改革中，我国在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普遍推行增值税，并实行了国家税与地方税的分流。按照这项改革，有些过去是地方收入主要来源、税利较大行业（如烟、酒）的税收就归入了国家财政。但是，由于烟酒企业多集中在农村县及县以下地区，通常还是贫困地区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中央过去对贫困地区实行的一些财政转移支付的优惠政策实际上就被抵销。这对现阶段贫困地区的进一步发展较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