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视野下我国社会矛盾及犯罪原因

二、二维视野下我国社会矛盾及犯罪原因

我国社会矛盾及犯罪的原因，可以运用现代性全球化与我国社会转型的二维视野和双侧分析来加以考察。

从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来看，一般来说，当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各国社会都会面对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这也是社会矛盾最易激化和恶化的高风险期。这一时期的不协调因素和社会矛盾及犯罪主要表现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这一点是已为世界各国同期历史所证明的，也是任何一个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政党所必然面对的。中国已经进入了这样的时期，情况也不例外。社会矛盾和严重犯罪问题的现实同样考验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智慧。

比较研究表明，影响一个国家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是两个：初始水平和经济政策（确切地说，经济社会政策）。前者是客观因素；后者是主观因素。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全球工业发展报告1996》的话来说，就是：从全球化中获得的收益，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初始条件及这一国家的经济政策。进入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之后，一般都有两种发展前景，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指出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¹³⁾这里，初始条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政策条件是更为重要的。过去，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全球化中能够较之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受益最大，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这是世界公认的。现在，我们要避免后一种情景，争取前一种情景，正确应对和化解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控制犯罪，同样要靠政策正确，举措得当。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发展战略，就是这一点的最好体现。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及犯罪的多发期；这一时期一般都有两种发展前景：一是改革没有走出经济困境有许多失败的经验教训；二是中国发展模式和社会矛盾处理模式却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那么，中国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又使我们认识到，我国的社会矛盾显示出自己的四个特性：利益性、广泛性、群体性和复杂性。

所谓利益性，是指我国的社会矛盾几乎都涉及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而且越来越涉及深层利益。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当前正处在快速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相互交织加剧了社会分化的趋势，利益多元化格局鲜明地摆在人们面前。这也是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度的表现之一。在我国的不协调因素活跃期和社会矛盾及犯罪多发期，随着改革的深化，利益问题的尖锐和紧张会一直存在。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三件大事，即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破产引发的职工下岗失业、农村土地征用造成的农民失地、城市房屋拆迁导致的居民失房，它们对社会不安定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学术界将失业、失地、失房三大现象称为“三失”。“三失”是失业职工、失地农民、失房居民三大弱势群体的主要成因，由于“三失”与政府行为主导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因而也是党群关系、官民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及犯罪严重的重要缘由。其他还有农民工缺乏保障处境、不正常劳资关系、工程项目移民安置、企业军转干部问题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犯罪等等，所有这些都涉及利益调整导致的利益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它们是贯穿在我国社会矛盾及严重犯罪中的一条主线。

所谓广泛性，是指中国社会转型的广度空前未有，把中国城乡、东中西各部、各个社会群体、各个社会领域都涉及进去了。所有社会转型涉及的广泛领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及犯罪多发的领域和各种不和谐因素活跃的领域。这样我们就看到城乡矛盾与犯罪，地区矛盾与犯罪，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矛盾与犯罪，原有阶层和新社会阶层的矛盾与犯罪等等。

所谓群体性，是指共同的利益诉求，把相同地域和不同地域、相同行业或不同行业的人聚集起来，形成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在表达利益诉求时，极易形成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又容易出现群体性事件和团伙性犯罪。

所谓复杂性，是指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可预期性减少，突发性增加。在种种突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不合法的表达手段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合法要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和违法犯罪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经济上的诉求与政治上的诉求交织在一起，使预防和处理的难度大大增加。

总之，正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的，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中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