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新闻正义的联系与区别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计划》中，引入德国学者姚斯（H·R·Jauss）从词源学上关于现代的解释，认为现代（modern）一词首次使用在五世纪末，意指现在或当代。现代只是一个历史的时间划分的概念，而现代性是使现代作为现代成为可能的本性，主要的特点是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其典型论述是多元性。现代性语境和后现代性语境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逻辑结构，新闻正义在两种语境中因此具有不同的表现。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现代性一般指涉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等思想家和阿诺尔德·J·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年）等历史学家所阐述的那样，现代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紧随欧洲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而现代性包含特定的时空属性，可以简单地说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特性，既指自启蒙运动以来至今的西方历史时期，又包含着自由、平等等价值诉求，民主、法治等社会制度的规范意味和理性至上的科学精神，还包含着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一些人看来，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断变动的特点。从笛卡尔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进步发展。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在法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推翻了封建社会，建立了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

不过，现代性的建构也给许多人带来了苦难和不幸，这些受害者包括受资本主义工业化压迫的农民、无产者和工匠，被排斥在公共生活圈之外的妇女，以及在帝国主义的殖民过程中被灭绝了的那些种族。现代性还生产了一整套规诫性制度、实践和话语，从而使它的统治和控制模式合法化。启蒙的辩证法所描述的正是这种理性向其对立面转化，以及现代性的解放允诺掩盖其压迫与统治形式的过程。虽然，现代性的捍卫者比如哈贝马斯仍然声称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谋划，有着未充分实现的潜能，拥有克服其自身局限和破坏性后果的资源。

后现代性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中生长而成。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宣称：在当代高科技信息化社会中，新近出现的变化和转型过程正在产生一个新的后现代社会。这个新社会的倡导者认为，后现代性时代构成了一个新奇的历史阶段和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形式，需要用新的概念和理论去阐述。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如博德里拉（Baudrillard）、利奥塔（Lyotard）、哈维（Harvey）等声称，诸如计算机和媒体技术、新的知识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等，正在产生着一种后现代社会形式，博德里拉和利奥塔把这些发展解释为信息、知识和技术的崭新类型，而杰姆逊（Jameson）和哈维等则把后现代说成是资本主义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其特征是资本在全球范围更深层次上的渗透和均质化。这些过程同时也产生了更进一步的文化碎裂、时空经验改变以及经验和文化的新形式，这些条件为后现代性理论提供了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

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后现代性的本质在于反思、批判现代性。与现代性所强调的理性主义、普遍主义、中心主义、确定性、权威性相比，后现代性以断裂、多元、破碎、散漫性等范畴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碎片性、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反中心化、反权威化等特性对现代性进行了解构。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新闻正义的联系与区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思潮，这种社会思潮又会引领社会的走向以及人们对事物的普遍看法。当前，后现代主义思潮蓬勃发展，现代主义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思潮，因此，将两种语境中的新闻正义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就两种语境中新闻正义的相同点而言，两种语境中的新闻正义有相同的基础和相同的终极追求。新闻正义的基础指的是新闻的内容应该真实准确、客观公正，无论是在现代性语境还是后现代性语境中，新闻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客观公正是一切新闻正义的基础。新闻正义的终极追求是一种社会正义的实现，一种共同善的达成，无论是现代性语境还是后现代性语境中，新闻正义秉承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社会责任，同样追求一种社会共同善，同样追求正义的社会理想。其实，可以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视为两种路径，两种路径都从新闻事实出发，在实现新闻正义的过程中相互交叉，最终交汇于同一个终点：一种社会共同善。

对于区别两种不同语境的新闻正义而言，需要分析的主要是二者的不同之处。这里，从新闻的参与主体、公民话语权和新闻媒介载体三个层面上的区别，说明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理解的新闻正义的改变。

首先，从以新闻从业者为中心到公民作为传播主体共同参与，新闻参与主体从现代性语境的中心主义、专业主义转向后现代性语境中的多元化。后现代性通过对现代性所强调的理性主义、中心主义等观念的解构而存在，这样的解构在新闻传播实践中集中体现为新闻从业者的传播主体地位的动摇。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即使是从以传播者为中心发展到以接受者为中心，传播行为的主体始终是新闻从业者。随着新闻事业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新闻从业者成为新闻事业的专业工作者，成为技术的掌握者和传播渠道的实际控制者，而普通公民因为技术的壁垒和信息设备的限制，很难参与到传播的主体行列中去，也很少参与到传播的主体行列中去。公民在新闻中的主体地位因此迟迟得不到发挥，影响了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和社会生活的积极性，而且这样的新闻正义更多地寄托在专业的新闻从业者身上，更多地依赖于他们的专业素养、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其他公民只是新闻正义的旁观者，无处使力。

正如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所声称的那样，高科技媒体社会中新近出现的变化与转型正在产生一个后现代社会，也正在解构传统媒体的传播主体结构。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特别是传播设备的普及，公民参与新闻传播活动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更多公民主动参与到新闻传播中去，扮演着过去由专业的新闻从业者扮演的传播者角色。一个新的新闻传播主体正在形成：公民记者；一个新的新闻概念已经出现：公民新闻。

公民新闻是由公民自发进行的一种新闻传播活动，也可称之为来自业余新闻工作者的第一手新闻报道，指的是作为非专业新闻工作者的公民，通过大众媒体或个人通信工具，向社会传播自己获得的信息。公民新闻的出现是对传统媒体“传—受”模式的挑战甚至颠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公民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理性的诉求增强，对民主本质的理解不断深入，因此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同时，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发展出多元化的社会诉求。公民作为新闻信息传播的受众，改变传统的接受方式，采用一种更加主动、积极的方式参与到新闻传播过程之中，从过去的单向度的接受者变成双向度的传播—接受者。可以说，公民压抑已久的多元化诉求通过公民新闻这个载体得到了解放，也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程度上推动了新闻正义的发展。

其次，从新闻媒体掌握话语主动权到公民话语权的加强，话语权力从现代性语境中的权威性转向后现代性语境中的去中心化和反权威性。话语“在日常用语中，指的是口头上的沟通、谈话与对话。在各类学科中，话语是分析概念，或是理论方法”。^[8]而在后现代性语境中，话语除了是沟通交流的工具、分析概念和理论方法之外，还是一种目的，即为了研究我们所处的后现代社会。在话语理论的视角下，参与对话的双方呈现出结构性的关系：平等与对抗一体两面。这就意味着一种去中心化，后现代性语境中的新闻传播过程，不再是由新闻媒体单方面操控的信息传播过程，而是一个包括新闻媒体、公民、政府在内的新闻传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方主体具有平等的地位，没有谁居于权威的地位，他们通过协商和辩论，在公共理性的指导下达成共识，从而形成新闻正义。

“所有的参加者都必须具有：（1）均等的机会来选择并实行言说行为；（2）承担对话角色的有效均等机会去提出话语并使之永恒化，去提出问题，制造问题，给出对陈述、说明、解释和判断赞成或反对的理由；（3）相同的机会去表达态度、感受、目的等，以及去命令，去反对，允许或禁止等等。”^[9]“他要求对话的参与者本质上是平等的，”^[10]以保证将那些违背基本话语规则的人排除在对话之外。在这样的对话中，公民的话语得到了平等的表达机会，新闻正义的要求得到了体现。这里也可以借鉴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的政治系统来描述，政治系统被视为一种为社会规定有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或强制性决定）并且予以实施的行为或互动行为，政治系统与环境形成互动联系，并因此形成一种“输入—输出”的系统模式。从这种系统模式分析新闻传播，新闻传播系统的输入者包括新闻从业者、公民和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他们在新闻体系内部平等对抗，进行酝酿、辩论，最终输出新闻正义。

第三，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体到网络空间，新闻媒介载体从现代语境中的理性规范转向后现代性语境中的散漫和不确定性。“Cyberspace”（网络空间）一词源于加拿大作家威廉·吉布森（W·Gibson）出版的一本科幻小说《神经浪游者》（1984年），描述了一个神经移植术的漫游者经历的虚拟空间。今天，网络的虚拟空间已经把现实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电子信息的地球村，网络空间已成为一个现实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的词汇，泛指基于全球计算机网络化的，由人、信息源、机器相互连接而构成的一种社会交往的虚拟空间。网络空间的发展给新闻媒介载体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为公民参与新闻传播活动提供了新的有效途径，而且改变了新闻传播的一些固有特点。正如美国通信信息技术专家拉里·斯马尔（Larry Smarr）认为的那样，网络空间的发展是自古登堡印刷术以来所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这种相互连接的网络基本上是时空的破坏者，把距离和时间缩小到零。

斯马尔的观点阐明了网络空间的一个特点，即传统意义上的时空界限逐渐模糊，新闻的时效性和互动性得到了完美体现。及时性几乎变成了即时性，可以随时发布，也可以随时接受；互动性使传统的大众媒体的单向传播变成了网上的即时参与、即时反馈的互动交流。网络空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媒体中介已经不是新闻中心，新闻中心已经四处分散。因为任何公民都可以参与到新闻传播中来，不需要记者证，你就是公民记者；不需要媒体，网络空间就是你的媒体。甚至你就是媒体，或者叫作自媒体：你开了一个微博或者注册一个微信公众号，拥有1万“粉丝”，你就是一本内部刊物；拥有10万粉丝，你就是一本杂志；拥有20万粉丝，你就一张报纸；如果拥有100万粉丝，你就是一家很有影响的电视台了。总之，网络空间的发展使得公民参与新闻传播的积极性和能力空前提高，新闻正义也将变得更加不可确定。比如，传统大众媒体的社会责任担当，在网络空间的即时互动之中可能会变得破碎不堪，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坚定有力；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精神包含的正义的价值诉求，因为网络空间的虚拟世界模糊了现实的道德约束，可能在一些网络新闻传播者中荡然无存，也可能在一些网络新闻的传播者中高高张扬。

无论如何，实现新闻正义是一种社会理想追求，也是对某种社会共同善的追求，无论是现代性语境中还是后现代性语境中的新闻正义，追求不能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