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山先生四六一卷

四家四六四卷　壶山先生四六一卷　臞轩先生四六一卷　（宋）王迈撰　后村先生四六一卷　（宋）刘克庄撰巽斋先生四六一卷　（宋）欧阳守道撰

宋刻本。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细黑口，左右双边。

所谓四六，即骈文，因以四字、六字为对偶，故名四六文。此风起于南朝齐、梁，至隋、唐，则表章诏诰多以四字六字为句，遂成为四六文体。《四库全书总目·梅亭先生四六标准》提要谓：“自六代以来，笺启即多用骈偶，然其时文体皆然，非以是别为一格也。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遂于四六别有专门。南渡之后，古法犹存。”可见宋人写四六为句的对偶之文，是普遍现象，是彼时的风气。编选这方面的佳作，以成文人士子习学的范文，就成为当时书贾射利的热点，所以南宋出版了若干这方面的作品，传世者也还有一些，此书只是其中之一。

宋本《四家四六》每家皆不著撰人的真实姓名，而以别号名书，这是造成后来对有的四六作者真实姓名误题的根源。其中除“臞轩”为宋王迈之号，后村为宋刘克庄之号，因而没有误题之外，“壶山”和“巽斋”究属谁的雅号，其真实姓名是谁，就说法不一。《中国丛书综录》将《壶山先生四六》的作者著录成宋汪莘；《巽斋先生四六》的作者著录成宋欧阳守道。《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对《壶山先生四六》作者著录成汪莘有怀疑，又不知是谁，故缺而不著。对《巽斋先生四六》作者则遵从《中国丛书综录》意见，也著录成欧阳守道。这是以讹传讹。

关于这两部《四六》的作者，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及《宋人总集叙录》，均有较为详实的考证。

关于壶山，《四库全书总目·壶山四六》提要谓南宋文士号壶山者有四：其一为宋自逊；其二为徐师仁；其三为黄士毅；其四为方大琮。四人之中，师仁事迹已无考；自逊为江湖游客，未尝仕宦；士毅则借承师荫，列名道学，亦非显官。惟大琮曾任闽漕，而此集第一首即《除福建漕谢乔平章启》。其中所云：“竟坐非宜言之诛，当伏不可赦之罪”者，亦与大琮疏论济王被斥事迹相符。似当为大琮所作。《宋人别集叙录》又引今人杨世文专文，谓宋人所编《翰苑新书续集》中亦收有方大琮书启多篇，其作者或题“方壶山”，或署“铁庵”、“方铁庵”。按方大琮，字德润，号壶山，莆田人，开禧元年（1205）进士第三，有《铁庵集》传世。因此“方壶山”、“铁庵”、“方铁庵”，都指的是方大琮，因知《壶山四六》的作者也是方大琮，与汪莘无涉。要说有涉，也只是汪莘有《方壶存稿》，后人见“壶”指认，李戴张冠，不足为信。

至于《巽斋四六》的作者，《中国丛书综录》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均著录为宋欧阳守道；《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提要则著录为危昭德。欧阳守道初名巽，故号巽斋，有《巽斋文集》传世，其中也有四六文数卷，但无一篇与《巽斋四六》相同者。《巽斋四六》文中所言多涉官福建、浙江时书启，与欧阳守道无干，而与危积事迹却相合。危积年二十五擢第春官，欧阳守道登第时已三十有三，两者决非一人。至于危昭德，则绝无“巽斋”之号，离《巽斋四六》更远，错得离奇。考危积，字逢吉，号巽斋，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初名科，孝宗更其名曰“积”。调南康军教授。累官著作郎兼屯田郎官，出知潮州、漳州。有《巽斋集》二十卷，久佚，今仅存《巽斋小集》一卷，收入《宋人小集》及《南宋群贤小集》。可证《巽斋四六》的作者，既非欧阳守道，亦非危昭德，而是危积无疑。

除《四家四六》外，还有所谓《三家四六》、《五家四六》等流传。今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有宋刻《三家四六》，收王子俊《格斋先生三松集》一卷、赵汝谈《南塘先生四六》一卷、李刘《梅亭先生四六》一卷，三本同装一函，亦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行款字数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刻《四家四六》相同。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卷九，引证台馆李志清《修订本馆善本书目解说——集部》谓：“三帙版式、行格、字体、雕法，以及纸质（丝纹间距亦皆为三点五公分）、墨色皆同，当为同时刻印者。”又谓：“三帙当系南宋末期建安书坊（或私家）汇刻‘四六文’之范文集。”祝尚书认为“此说甚当”。并谓“盖宋季刊有以‘四六’为名之丛编，共多少种已不可详，后人以其所得或四家、或三家原本，或抄出五家聚为一帙，初无定数也”。此推测有一定道理。盖彼时四六之文既已成风，书坊得风气之先，随选随刻，初无定数，但版式相同，以期最后成帙。后世散出，谁得几家就题几家。故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家四六》与台馆所藏《三家四六》，当属南宋后期闽建书坊所刊相同版本。

此本钤有“汲古主人”、“古虞毛氏奏叔图书记”、“应陛审定宋本”、“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夫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等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