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出版业改革发展的研究持续升温

当前，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在持续推进、不断深化。周蔚华、闫伟华认为，出版体制改革自身的深层原因在于产业属性的确立，要求出版业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而部分出版物的公共物品性质，又使得出版社不能都转变为企业，这就要求出版体制改革需要区分不同类型，不能一刀切[24]。韩虎山认为，在明晰出版改革内容为王与利润至上的博弈、产品供应与需求满足的矛盾前提下，出版企业只有坚守出版使命和准则，对传统出版进行出版化创意、出版化数字升级，才能使企业实现双效益[25]。石峰提出，期刊业改革从体制机制入手，是改到了要害。但一要稳妥，二要多做工作，要先设定目标，再设计改革方案，也要舆论先行[26]。李建臣认为，股份制改造是推动报刊业传媒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式[27]。

新闻出版总署在2009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全面完成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制任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刘益从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等方面阐述了出版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28]。冯志杰认为，出版社转制后，只有强化作为出版产业的市场主体、责任主体和创新主体的三个主体意识，发挥三个主体作用，才能对发展繁荣我国出版业有所作为[29]。

在发展方面，魏玉山提出新闻出版业是一个关系国家稳定、国家形象、国家安全的“战略行业”这一新命题[30]。范军提出新技术、新媒体条件下我国出版产业面临着产业链条的简约化、内容资源的分流化、出版主体的多元化、服务形式的人性化、阅读方式的数字化等5个方面的新变化，要着力推动出版产业实现数字化战略转型，加快生产方式、传播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管理方式4个转变[31]。张新华分析了中国出版业的制度变迁呈现出4个基本特征：在历程上先后经历了增量发展、结构优化和体制改革等三个阶段；在主体上呈现出以出版机构为主导的诱致性变革和以国家为主导的强制性变革相结合的特点；在模式上中国出版业选择了供给主导型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式；在路径上中国出版业制度依照变迁成本高低进行连续的边际调整[32]。贺耀敏分析了金融危机对出版业的冲击和影响以及对促进出版业在调整产业发展方向、转变产业形态结构方面将带来的新变化、新机遇[33]。姚永春认为金融危机增加了我国出版业国际化的机会，提高了出版企业的国际化能力，出版产业的业态变革为我国出版企业国际化提供了新的进入策略[34]。周正兵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产业政策演变的历史、形成机制及实现途径，并基于买方市场环境分析了出版产业政策调整的趋势、路径[35]。王关义结合我国出版业体制变革的实际，在分析出版业战略转型的基础上，对出版业产业素质升级的思路和对策进行初步探讨[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