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视角看大众传播媒介

5.1　从信息视角看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媒介，无论在主张“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还是以“喉舌论”为主张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社会大众获得各种信息的主要方式，也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进行理解和判断的主要依据。然而，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却可能因为各种干扰而呈现“失真”（Distoration）的现象。这种失真除了在传播过程中，因为各个参与者的立场和价值观的不同所造成的自然扭曲之外，还可能是因为媒介结构、媒介控制和利益冲突等因素而被刻意地歪曲和利用。以往，这种扭曲现象基于媒介使用权的限制，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政府和媒介组织所造成的，如新闻检查制度、报社立场、从业人员的素质等。但是，近年来由于商业力量的扩张、利益团体的介入、社会的多元化及互联网的发展而呈现日益复杂化的现象^[2]。

信息是传播行为中的最基本要素。信息无所不在，也巨细靡遗，上至国家大事，下到街谈巷议。这些信息有的关乎全人类，有的只和某国人民有关；有的稀松平常，有的特殊新奇；有的来自于公众人物，有的来自于升斗小民。总之，信息的性质可以从人、事、时、地、物等各种不同的层面加以无限地划分。不过，无论如何划分，也不论人们是否注意，信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不断地产生，也会不断地消失，除非加以报道和记录。

信息的发生可以是自然产生的，也可以是人为制造的；可以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产制的，也可以是在没有计划和目的中自然生成的。无论其产生的方式为何，基本上与越多的人有关或越能引发人们的兴趣的信息越为重要。这些信息五花八门，可以是政治性的宣示、经济上的脉动、文化上的互动、军事上的比拼、外交上的过招、科技上的发明、娱乐上的推广，也可以是天灾人祸、奇闻趣事。

信息的产生、信息的传递与信息的解读是不同层面的议题。不过，任何信息产生的背后必定蕴含着某种意义，而且某些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后续信息的产生和相关行动的运作。例如：冰岛火山爆发的本质是一个不具针对性的自然现象，但是其岩浆喷发的状况却对附近村落的存亡意义重大；而火山灰的喷发状况，对于国际航线和经济活动的影响也都十分重要^[3]。面对这种“上帝的行为”（Act of God），人类自然无从猜测其背后的动机和真实想要达成的目的。不过，火山爆发、海啸、地震、飓风等自然界的变化与人类的各种活动相比，虽然规模和造成的影响可能十分巨大，但是就其目的性和延展性来说，都是最为单纯，也是最不易引发争议的。

经由人类的各种活动所产生的信息，其目的性和延展性就远比自然界产生的各种信息更为复杂。就政治性信息而言，各国政府为了营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往往在推动各种政策之前，会对信息进行修饰。站在政府的立场，为了政策落实，获得支持，而力陈政策的优点是可以理解的行为。但是，也正因为这种行为将使得信息失真。在立意良善和影响信息真实性不大的状况下，这种信息粉饰的行为可能无伤大雅。但是，如果是蓄意操控且信息背后的目的和延展效果十分广泛和深远的话，这种信息失真就可能对国家甚至全人类造成重大的伤害。1986年4月26日，在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境内发生的“切尔诺贝利”（Chenobyl）核外泄事件，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意外事故。切尔诺贝利发电厂没有依照国际规范建立“围阻体”对核子反应炉加以保护，意外发生后大量毫无阻拦的核辐射尘，随着气流飘往邻近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全球性的核恐慌及核污染，并因此在苏联境内造成超过336000名的居民被迫撤离的状况。然而，苏联官方报告称，60%的辐射尘污染都发生于白俄罗斯境内。2006年，“绿色和平环保组织”发布的一份名为“TORCH”（The Other Report On Chernobyl）报告指出，半数的辐射尘其实都落在苏联境外，且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剂量是投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4]。但是，苏联的媒介却在官方的授意和控制下，全面对事实的真相进行消息封锁，让其国民及世界各国均被蒙蔽。事实上，迄今为止切尔诺贝利核外泄的损害仍在欧洲国家持续发生。在事故发生20多年后的今天，德国境内部分的猪仔仍然因为辐射感染而不能食用^[5]。这种不顾后果掩盖事实的做法，就很难让世人谅解了。

这个重大的意外事件却似乎没有让世界各国吸取教训。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并引发巨大的海啸，结果造成福岛核电厂的四座核反应炉严重受损。无独有偶，日本政府也迟迟不愿具体陈述各种实际的状况。即便在不得不发布信息的时候，官方召开的记者会也总是遮遮掩掩，对外宣称事态应该不会继续扩大，目前没有扩大居民撤离范围的计划等不着边际又没有具体意义的信息^[6]。但是，身为知名反核专家的俄罗斯热力学工程师纳塔莉亚•米罗诺瓦（Natalia Mironova）却说，日本福岛核电厂事故“远比切尔诺贝利要严重得多”，无论是从经济面还是人类的生存面来看，造成的破坏都只会更大，甚至需要改写国际核事故的分级表，才能具体反映事态的严重性。但是，日本核安全局却一直把福岛的核事故定位为国际核事故分级表上最低等级的第四级。面对这种难以取信于国际社会的说法，法国的监测部门已经自行将福岛核事故的等级提升到第六级^[7]。日本政府模棱两可又欲盖弥彰的做法，其实和苏联政府的处理方式如出一辙，让一向信任政府、维护国家信誉和极度自律自制的日本国民终于无法忍受，走向街头向政府抗议^[8]。这种滥用信息修饰与信息控制的方式，与日本民众在灾后的自制和互助表现相比，可谓是天差地别。

尤有甚者，政府也可能为了实现国家领导人的意志，推卸责任或维护国家形象而刻意隐瞒或篡改信息，以误导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视听。这种因为信息的粉饰、扭曲和隐藏，对国家或是国际社会造成重大灾难的例证可以说比比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通过封锁消息、编造信息、扭曲事实以达到刺激民族情绪，挑起民族仇恨，让许多德国人在被蒙蔽的状况下，挺身为希特勒的个人意志而战斗的做法，更是造成人类历史上不可磨灭的悲惨记忆^[9]。与德国同一阵线的日本，其政府的表现也是如出一辙，甚至到盟军已经踏上日本本土，还有许多日本人不相信日本战败^[10]。

这种信息扭曲和控制的手段却并非只是某些国家的专利，即便是强调“信息自由流通”和“言论自由”的美国，在处理“阿富汗战争中残杀平民”、“关塔那摩政治犯监狱”、“伊拉克战争的虐囚事件”时，也都粗暴地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背离自己强调的民主自由的原则，对信息加以控制和封锁^[11]。若不是巴拉克•奥巴马赢得选举，当选美国总统，这些信息可能将继续尘封于档案柜中，无法见诸天日。这种因为政党更替才对相关信息加以披露的方式，却似乎并非是针对信息公开的补救措施，而是隐含对前任布什政府进行政治追击的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