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新闻记者概况

三、战时新闻记者概况

战时是对新闻记者的特殊考验时期。在抵抗外侮的过程中，记者被视为以“纸弹”抗敌的战士，他们对鼓舞民众士气、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后方记者在简陋、危险的条件下坚持工作；敌占区特别是上海租界内的记者不畏敌伪压迫，坚持抗日宣传。他们的这些表现得到社会的肯定，记者的整体形象在民众心中较战前有较大提高，报纸成为抗战中团结民众、鼓舞士气的重要手段。

汪伪政权成立后，上海的抗日报刊成为重要攻击目标。坚持不向敌人妥协的新闻记者被列入汪伪暗杀的黑名单。1940年，汪伪对上海租界内83位抗日人士发布通缉令，其中抗日报人高达49人。⁽³⁰⁾对报人进行的暗杀与绑架，在1940—1941年的一年半期间最为严重。这个时期被暗杀的记者有《大美晚报》经理朱惺公、《申报》记者金华亭、《华美晚报》社长朱作同等。还有些记者如顾执中则大难不死，历经艰辛逃到大后方。剩下困守租界的爱国记者或放弃记者职业另谋生路，或尽力之所及不与敌人妥协。这些人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同业的敬佩，而那些背叛国家、为敌人效命的新闻记者则为人所不齿。

战争使新闻记者同仇敌忾，“抗战救国”成为新闻记者的责任所在。一般人的传统印象认为上海新闻记者是“海派”，说他们平时生活比较颓废，又喜欢大言不惭，知识方面好像很满足，不肯再力求上进。⁽³¹⁾而恰恰就是这些“海派”记者当中的一批人，在抗战时不畏威胁，甚至付出了生命，正是他们在这段时期谱写出新闻史上的壮丽篇章，也逐渐改变着人们对记者的看法。

大后方的记者们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和敌机轰炸之中，努力宣传抗战救国，同时还不得不应对政府过于苛刻的新闻检查。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艰苦，新闻记者待遇很低，甚至有抵不上一个苦工之说，记者因心志动摇改行的很多，还有人以新闻记者的地位边赚钱（营商），边做官（当公务员）。但因生活的艰苦和战时的特殊状态，社会对这些现象还是保持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³²⁾

尽管有诸多困难，中国报业还是在困境中竭力维持，一批中国报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和执著追求。

随着报业的发展，社会上对记者的看法也因其内部分工的不同出现差异。当时社会上很尊重编辑、外勤的地位，对在报馆营业方面工作的，则认为是报馆低级或不重要的职员，或将他们视为普通的商人而对这些人持藐视态度。社会上的这种看法和心理，使一般人特别是大学生或新闻学校毕业生不愿做报馆经营方面的工作，认为如果进了报馆没有做到主笔或编辑或外勤记者，好像就是不得已的遭遇或是不得已的屈就。⁽³³⁾尽管如此，中国报界对报业的理解已进了一大步，新闻不再是无聊文人的玩意儿，除了被作为一种重要的、对社会负有最大责任感的事业而加以定位外，将报业作为企业经营的理念开始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随着新闻媒介在政治、经济、外交等社会各方面发挥出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政府开始意识到为新闻从业者设定资格的重要。1942年马星野起草拟订“中国新闻记者信条”，在此以前，陈景韩的记者信条曾经对中国新闻界有很大影响。面对复杂的内外政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自1941年起，会同有关部门，商订新闻记者登记法，中国报人的资格问题引起共同关注。一时间，哪些人属于新闻记者、如何确立新闻记者的登记资格等问题，在新闻业界和学界引起广泛讨论。记者职业资格问题反映出政府对这个职业的重视，在各类职业中，新闻记者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职业，其职业地位已得到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