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新闻从业者

二、早期的新闻从业者

近代报业移自外邦，最初国人对其认识有限。在西方被誉为“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在中国却极为社会所轻视，所谓社会地位几至无从谈起。

近代报业出现前，我国已有卖“朝报”的先例，因此国人很容易将早期报纸与传统朝报等同起来，认为“报馆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¹⁵⁾。当时朝报所传播的消息在民间可信度不高，卖朝报的人社会地位也非常低下，致使社会对从事报业的人也给予同样的判断。因此，报业初期，报纸及早期的新闻从业者遭到社会轻视也在情理之中。

早期新闻从业者的来源，也是他们遭受社会轻视的重要因素之一。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前，社会优秀分子醉心于参加科举谋求功名，无人愿去从事新闻事业，所以剩下肯从事新闻业的，大多“不过是佯狂之士或者是落拓文人”，借报纸“以发抒其抑郁无聊之意思”，而各地访员“人格尤鲜高贵”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¹⁶⁾左宗棠因不满于报纸对其向外商借款一事的报道和评论，曾怒斥“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而当时社会也不以左宗棠此番指责为非。⁽¹⁷⁾

报纸最初只有“主笔”（相当于编辑），没有记者、通讯员，消息来源有些靠翻译内地和香港地区的外文报纸，有些摘自朋友的来信。随着读者对消息需求的增加，一些报纸开始在全国各地主要城市招聘访员，主要负责“延抄写案件及采访新闻”，条件是“学识兼长，通达世务，实事求是者”。⁽¹⁸⁾早期的新闻从业者参差不齐，真正能满足这些要求的并不多。

报业的经营手段也使新闻从业者不易得到公众的承认和尊重。以上海为例，早期报纸出版后，在本埠一部分先送给常年订阅各家，其余则雇佣专人挨门挨户分送至各商店，到了月终，又必须说尽好话以乞取报资，此种情形几乎与沿门乞求无异。⁽¹⁹⁾既然报业遭受轻视，那么新闻从业者也极易被诟病，无论是报社主笔还是普通访员均被认为是“不名誉”的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如此种种，致使开报馆者被认为“惟以牟利为目标”，任笔政者“惟以省事为要诀”。⁽²⁰⁾

此外，早期的新闻从业者在社会上属于待遇较低的职业。曾任《申报》记者的雷瑨，谈到在外人办报纸时代，普通记者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相当清贫，薪水是按西历发给，最高不过银币四十元，其他则依次递降，最低只有十几元，而饭食、茗点、茶水、洗衣、理发以及笔墨等都从其中取用，生活十分落魄。至于饮食，报馆中按照惯例不提供三餐，记者们不得不就食于小饭摊，或者让人出去买回来在房子里吃。⁽²¹⁾设备简陋，薪俸菲薄被认为是当时报馆的基本情形，由此可见早期记者的大概的生活状态。

相较于普通记者，主持笔政者的待遇要稍好些，但这些人大多过着充满旧式文人习气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形态决定着他们的社会观念，因此在这些人主持报纸笔政的时期，新闻业被认为总是停留在新的形式和旧的内容的阶段，没有进展。⁽²²⁾

中国近代报章草创时期，社会不知报刊为何物，报人也闲居于社会之外，无所谓责任。潘公弼在《望平街之回忆》中说，“社会视报人，或尊之为清高，以其文字生涯，‘士居四民之首’而非以其为报人；或鄙之为无聊，以其不务‘正业’，则是根本不了解报纸为何物”。社会如此看法，报人虽确有责任感，也几乎无从负起责任来。而当时的报纸报人，似乎也以不负责任为得计。⁽²³⁾当时的报人不能对报道负责，常以传统“有闻必录”作为推卸责任的幌子。如果某报纸记述引起某种纠纷，主持者不是根据事实予以力争，只以“有闻必录”为辩护，而社会上也以报纸之有闻必录而原谅之。正史者且常以所谓“报上流言”见之官方文书，意为在官家眼中的报纸是拾取流言之处，而说者不以此言为苛刻，闻者也不以此为怪，报人也未将此视为侮辱。⁽²⁴⁾可以说，早期的新闻工作者大部分既无专业训练，也缺少积极的思想和追求进步、将新闻当做事业来做的精神。

甲午战败后，举国上下一片哗然，社会变革似乎无可避免，但出路何在为众目所望。处于大变动前夜的社会，其传统的信息流通已无法满足国人抒发心声、要求变革的需要，近代报纸具有的便捷、迅速、影响力大等特点引起国内精英层的注意。1896年，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其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办报之风即起。⁽²⁵⁾由于梁启超等学者出而办报，影响极大，社会对于记者的眼光才稍稍有所变化。⁽²⁶⁾

在此期间，清政府对办报的态度也发生着改变。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查禁报馆，访拿主笔，报界在残酷的打击下，人人自危。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后，报业重新获得发展空间，但在极不稳定的大环境下，记者职业仍缺乏基本保障。报人在清政府统治时期，曾遭受非常野蛮的迫害。1903年秋，记者沈荩因为报道了中俄密约的消息而遭清廷逮捕，被判“斩立决”。由于当时正值慈禧的“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遂改为“立毙杖下”。沈荩被打两百余棍后“血肉横飞，犹未至死”，最后只好用绳“勒之而死”。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被外报称为20世纪不应有的野蛮种族的行为。

从1899—1911年，至少有53家报刊被查禁，或受到暂时停刊、警告和其他处分；有两位报人被杀、17人被监禁、100多人被传讯、拘捕、警告、押回原籍或流放边疆。清政府的倒行逆施遭到新闻界的抵制和反抗，除公开抗议外，新闻界还采取多种策略和办法与清政府对抗。有的报纸依托于租界，或聘用洋人为发行人；有的报纸用化名去注册，有的报刊采用伪装封面进行递送，以逃脱邮政、海关的检查；有的在报纸版面上开“天窗”等。⁽²⁷⁾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记者不能安居其职，随时寻找机会另谋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