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论政性政论片
政论片，顾名思义为政治性论述（或评论）片。“政治”性界定了该类型片的内容题材范畴。阿兰·罗森萨尔在他的《纪录片的良心》（The Documentary Conscience）导言中就说过：“纪录片应该被当作是改变社会的一种工具，甚至是一种武器。”这种“工具”“武器”论，实际上把影视当作了一种宣传工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宣传作用。
纪录片理论“教父”格里尔逊丝毫不回避“宣传”这个词，他曾公开宣称：“我把电影看成一个讲坛，并以一个宣传家的身份来利用它。”他认为，他的使命就是要使纪录片作者把问题及其含义以富有教益的形式加以戏剧化，进而给人们带来希望。在这个意义上说，政论片的内容属性应该是泛政治化的，即凡属社会问题评说、政治宣传、文化批评，甚至是经济评论一类的电视片都可归于政论片。
政论片的“论”，体现了这一类型片的表现手法主要在于“论”（述）。就是说，电视专题在真实反映客观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应当表达创作者对社会生活的看法及观点。这是一个无需回避的主观性问题，因为任何创作者，无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都必定把自己的思想、倾向、情感、认识和观点带入到作品中来，对它表现的对象进行理性的观照。平面媒体视“评论”为旗帜，电子媒体虽说以视觉形象展现为主要特色，但作为一种媒体的社会功能同样要求其承担起“教育”的社会责任，传播先进的思想观念。基于这一总体特征，政论片的具体特性表现为论证性、思辨性和评述性，相应地就有论证性、思辨性和评述性政论片之分。
论证性政论片兼有评述性、思辨性的某些特征，相对后两者而言，它更强调问题的结论，更注重结果。这类节目往往取重大的政治主题，从历史的视角去表现当代的重大课题，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社会文化现象的深刻剖析、论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论证性节目通常性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论战气息，它的指导思想和目的都很明确。好的论证性节目常常采用犀利的语言，论战的方式，用层层递进，不断深入的逻辑推理，对其所表现的事件、人物及其所剖析的问题，作出令人折服的评价和结论。由于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说理透辟，态度鲜明，思想深刻，因而使得这类节目常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思想新颖独到、战斗性、科学性和逻辑性的统一是它的特征(1)。
中央电视台于2007年播出的《复兴之路》就是一部典型的论证性政论片。这部片子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一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首过去，展望未来的大型电视政论片。全片以全球视角、整体视角、现代视角第一次梳理了中国自1840年至今，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所走过的历程，用丰富的史实，有力地诠释了只有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部片子在央视一套播出后，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复兴之路》共分六集：
第一集《千年局变》（1840—1911），以第一次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社会各阶层救国图强的各种探索为主要内容。其间在历经洋务运动、维新派君主立宪改革政体的探索失败之后，提出了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课题。政论片指出，直到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领导辛亥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才为中华民族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实现了“千年”的“局变”。
第二集《峥嵘岁月》（1912—1949）。辛亥革命的“局变”并没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才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其间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独立探索救国之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国民党破坏和平建国主张和政权腐败。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第三集《中国新生》（1949—1976）：新中国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虽然由于缺乏经验、急于求成而导致社会主义道路遭遇曲折，但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仍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第四集《伟大转折》（1976—1992）：“四人帮”被粉碎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掀起了全社会的思考。这期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上来的战略决策，又经历了转折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苏东剧变国际大气候的多重考验，因此，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再次为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指明了方向。
第五集《世纪跨越》（1989—2002）：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在沉着、负责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取得抗洪胜利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同时在和世界相互了解中一步步走近。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党和国家的中央领导集体再次实现平稳交替。
第六集《继往开来》（2002—2007）：党中央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大战略思想，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以上简要介绍了6集《复兴之路》的主要内容。为了加深对论政性政论片的理解，下面将第四集《伟大的转折》文本摘录于下，以对读者提供一个学习的范本。
《复兴之路·伟大转折》
［序］
2007年，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在为迎接奥运会进行大规模的改建。30年前，这里曾经成为世界的焦点。在1977年的一场足球赛上，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两年多的邓小平第一次公开亮相。
日本共同社描述道：“数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狂热的掌声。”
美国《新闻周刊》的评论认为：“在经济事务方面，预计他将逐渐发挥关键作用。”
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了长达10年的灰暗岁月。10年间，中国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得到改善。1977年，全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超过两亿。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差距也在日益拉大。而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四周出现了经济迅猛发展的亚洲“四小龙”。
中国将如何选择前进的方向？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关头复出的邓小平，将如何带领中国实现伟大的转折？
镜头画面：［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两个凡是”］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人们开始企盼着新的生活快些到来。
但是，很快出台的“两个凡是”再次让人们隐入困惑：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还是要继续走“文化大革命”的老路？
采访：天儿慧 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当时复出的邓小平认为，应该用更有弹性的思想，更加积极地提高经济活力，否则中国就不可救药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突破某种思想框框。
镜头画面：［恢复高考 科技大会］
1977年秋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因“文革”而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使570万中国青年获得平等考试的权利；几个月后，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数千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科学家获得了新生，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逐步展开。
采访：李正华（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
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理论，他们认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中国要前进，必须要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
镜头画面：［70年代末中国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
人心所向，正在汇成一股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剑锋直接指向“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
采访：王强华（时任《光明日报》哲学版主编）
这篇文章是用一种理论的形态来批驳“两个凡是”的。文章发表的当天晚上，新华社就全文播发了，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全文转载和转发，引起了提出和支持“两个凡是”的人的强烈反对，认为文章政治上是反动的，理论上是荒谬的。
……
镜头画面：［邓小平 各大报纸表态文章］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此在全社会展开。邓小平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纷纷表示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
镜头画面：［中央工作会议会址 邓小平发言提纲原件］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作了一个主题发言。在三张16开的白纸上，他写下了后来影响中国进程的400多字的发言提纲。
邓小平（同期声）：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它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则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
采访：石仲泉（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没有这样一个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现在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
镜头画面：［雪中北京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这一天的北京白雪皑皑，空气很新鲜。有了之前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热烈而又轻松。会议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采访：杨春贵（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这个重大历史关头所召开的一次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
采访：芮立（E．Wright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顾问委员会主席）
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同意，这次会议是中国几十年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革之一，或许称得上是最具勇气的一次变革，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从1978年到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今天的经济发展方式。
镜头画面：［安徽小岗村 经济特区建设 1979年邓小平访美］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1979年，中国农民以特有的首创精神奏响了改革的序曲，安徽和四川等一些农村开始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同一年，深圳、珠海等4个经济特区开始筹建，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这一年，一次跨越太平洋的行程，构建了中美两国新的合作基础。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评价道：中国开放的大门，以后恐怕再也关不上了。
镜头画面：［80年代的美、英、日、苏］
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
面对通货膨胀和经济的不断下滑，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逐渐放弃20世纪四五十年代采取的凯恩斯主义。
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促使欧洲向统一市场迈出决定性步伐。
日本通过全球贸易，登上了经济强国的位置。
苏联依然陷于物质短缺困顿，人们开始找寻改变现状的新途径。
镜头画面：［中共十二大］
此时的中国，改革的初步成果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一场奋力图新的社会变革如春潮般涌动。走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几代中国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经过几年改革开放的尝试与探索，1982年，一个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命题被提了出来。
邓小平（同期声）：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
采访：章百家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崭新命题也使我们能够突破以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根据中国的国情，尝试许多新的做法，进行体制创新。
镜头画面：［人民大会堂内景］
要进行体制创新，必须有制度的保障。1982年，“文革”中被破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终于得以完全恢复，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采访：信春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经过了“文革”的破坏，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法制已经是被破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很多事情要从头开始。1982年宪法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的政治生活在宪法的保障下逐步回到正常轨道。
但是，传统的思维惯性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那是怎样的一段光阴。
镜头画面：［温州柳市“八大王”在茶楼聚会］
浙江温州柳市，今天，中国的百强城镇之一。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上千家电器企业，年产值超过百亿元。20多年前，这里有一批最早闯荡市场的弄潮儿。
当年的温州，有八位从事不同行业的个体户，人称“八大王”。其中做得最好的“五金大王”胡金林，年收入高达几十万元。
……
镜头画面：［档案资料 中南海怀仁堂］
不久温州“八大王”先后因“投机倒把罪”被逮捕入狱。侥幸逃离的胡金林成了全国通缉犯，在外流浪了两年多。
一时间，红火的工厂关门了，商店收摊了，柳市镇的工业产值一年减少了七千万元。
基层传来的信息，看似一个经济现象，实则是社会问题。在新事物面前，很多人的思想还无法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禁锢。
1983年8月，中央明确提出：从事个体劳动是光彩的。“八大王”的命运由此发生逆转。
采访：袁芳烈（时任温州市委书记）
（我说）市委决定对“八大王”平反，在电视会议上。这一家伙声势大了，当时平（反）是平了，法院就是寄了一个通知，影响不大。我是要扩大影响，那抓“八大王”谁都知道，这个影响就大了。
镜头画面：［今天的“八大王”在车间店铺］
1984年，袁芳烈代表温州市委、市政府为“八大王”平反。这是一个温州经济发展开辟新天地的信号。而中国的改革，此时仍处在早期的探索阶段。
镜头画面：［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
“八大王”平反了，人们对经济特区的质疑却还在继续。1984年，邓小平专程去了中国的南方。此时的深圳，已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全国瞩目的经济特区，工农业总产值4年里增长了10倍，一个现代化城市初见轮廓。
采访：闫建琪（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
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同时确实也带来了一些很多新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到底怎么看待深圳？当时有个极端语言，说除了红旗，其他都变成资本主义了。
镜头画面：［珠海罗三妹山 邓小平题词］
邓小平一路上都在默默地观察和思考。几天后，80岁的邓小平登上了珠海罗三妹的山顶，当有人建议原路返回时，他却意味深长地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世事如登山，“不走回头路”。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为特区建设留下这样一段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坚持改革开放的郑重表态。
采访：郑永年（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
这个国家能不能发展得好，能不能生存得好，用比较容易说的话，容易懂的话，就是能不能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实惠的问题，提供经济福利的问题，所以邓小平当时就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
镜头画面：［国有企业“松绑”公开信 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
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曾在当时条件下起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一体制统得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改革开放为数以万计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机。
1984年3月23日，福建省55位国营厂长、经理联名向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现行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的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这封“松绑”公开信很快轰动全国。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相继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扩大自主权的制度。首都钢铁公司等一批最早开始承包制试点的国有企业取得初步成效。
到1986年，国有企业改革又迈出实质性一步。这年的8月3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布破产。公有企业破产倒闭，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就在当年的12月，我国开始试行《企业破产法》。
……
镜头画面：［1984年国庆35周年庆典“小平您好”的标语］［邓小平讲话］
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第35个金秋。刚刚进行了5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让人们感受到了变化和希望。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中国人用这样的方式向改革的倡导者致敬。
邓小平（同期声）：
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当前主要的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
在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中，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将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
镜头画面：［天安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国庆盛典结束20天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一项重要的决定。
采访：刘国光（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个重大突破。因为这个理论，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联系起来。
……
镜头画面：［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邓小平赠送股票给约翰·范尔霖的照片飞乐股票］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收藏着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发行的第一支股票———上海飞乐股票。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证券业代表团时，把它赠送给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范尔霖。范尔霖高兴地说，我很荣幸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第一位外国股东。
股票的出现，引来了国际社会的注目，这一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专有的特殊商品冲击着中国人的观念。
采访：刘鸿儒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
争论这个股票市场就是两个原因，根上的一个问题是姓“资”姓“社”的问题没解决。具体说两面、两个原因：第一个国有企业能不能改成股份制企业，会不会私有化；第二个搞股票市场，会不会助长私有化、助长投机、助长贫富差别，甚至引起社会不安定。
镜头画面：［上海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等照片］
像之前许多新举措一样，股票市场在争论中迈出了第一步。1986年，新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在上海诞生。当时，公开交易的股票只有两支，成交价经口头协商后，写在黑板上，通过柜台进行买卖。尽管中国资本市场的真正活跃还要再等待若干年，但这些实验性的举措，已经预示着中国经济将会迎来新的突破和飞跃。……
采访：冒天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在1987年准备对价格进行改革，改革的方法是先调后放，准备用1、2年的时间来放开价格，实行市场定价，但是，由于这个方案超出了老百姓的社会承受心理能力，因此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镜头画面：［商品抢购风］
1988年，一场抢购商品的风潮席卷了全国。3个月内，居民储蓄存款减少300亿，95%的物价都在上涨，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普遍上涨了20%至50%。
价格问题还只是中国在改革之路上需要解决的诸多困难之一。破除旧体制的过程中产生的矛盾，逐渐积累并触及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
1989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献词有一段这样描述：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怵目惊心。
中国面临着1978年以来最不平静的一段日子。1989年5月到6月，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这场政治风波的背后，既有国内小气候的原因，也有国际大气候的影响。
字幕：
1989年9月开始，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剧变
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
采访：邢广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
在国际上，几乎是所有的西方国家的主流形态都认为中国也必然会改变颜色，所以，西方一些预言家甚至认为他们有一个计划，在21世纪初要在红场举行一个埋葬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葬礼，这是公开讲的一个事情，中国也肯定要（改变），多米诺骨牌也要在中国发挥作用。
镜头面画：［天安门广场夜景］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将往何处去？
邓小平坚定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在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认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果敢的选择，也是明智的选择。
镜头画面：［1992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
对于如何看待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问题，邓小平提出：不要搞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表这些意见时，88岁的邓小平再次来到中国的南方。1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发表了多次谈话。10多年后，当人们再次聆听这些朴素的话语，依然能感受到深深的震撼。
邓小平（同期声）：
资本主义发展了好多年了，几百年了，我们才多长的时间，我们尤其是被耽误几十年了，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现在的面貌就完全不同了，再耽误不得了。
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论断，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
采访：骆思典（Stanley Rosen，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是了解中国改革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镜头画面：［孙中山 毛泽东 邓小平］
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口，再次以他特有的改革精神为中国指明了道路。他不仅留下了宝贵的邓小平理论，而且留下了宝贵的邓小平精神。
有人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推翻封建帝制的孙中山，为中国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建立起新中国的毛泽东，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而挽救了社会主义的邓小平，为中国找到了一条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道路。我们将永远铭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
镜头画面：［新华门升旗 天安门晨景］
当人们回首20世纪时，会发现：整个人类都处在大变局之中，各种社会思想的演变、竞争，影响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进行了一场卓有成效的社会变革。解放了思想的中国人，焕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书写了一个时代最为传奇的一页。
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将如何继续？新世纪的晨光中，世界将看到一个怎样的中国？
《复兴之路》按历史线索逐集表现中国如何在国家危亡之际开始民族觉醒，如何在民族救亡的探索中选择前进道路，如何在国家建设中实现改革开放的历史性突破，如何建立市场经济，又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理念。
渴求复兴，企盼强国，是中国人久远的梦想。如何紧扣“复兴”这个20世纪中国的鲜明主题，实现21世纪企盼的蓝图，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级媒体，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精髓呈现于方寸荧屏，正所谓“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我们愿意用游动于千家万户的影音符号来传承文明，开拓创新，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福祉思考并发出自己的声音(2)。这是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为《复兴之路》同名书出版作序中的一段话，实际上道出了中央电视台制作该政论片的缘由。当然，作为该政论片选题的依据，也还有另外一个外界因素的推动，那就是在此前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另一部大型政论片《大国崛起》在海内外都引起了不同反响。这部片子论述了世界九大强国的崛起之路，然而作为大国的中国，何时能崛起？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在观看了《大国崛起》后所引发的联想和思考的问题。为了呼应国人的需求，满足中国观众的强烈愿望，还是由中央电视台制作《大国崛起》的原班人马，构思制作了《复兴之路》。
政论片的选题，要立足于历史学的眼光、文化学的高度、政治学的思考、社会学的观察；要有气势、高瞻远瞩，以一个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关注公共话题引导公众舆论。正是基于这种思考，面对世界强国的“崛起”，中央电视台集中外百余位专家学者的智慧，凝聚成了中国作为第“十个”大国(3)的“复兴之路”。
论证性政论片更强调问题的结论，这就要求政论片在选题之后，首先必须立论，确立“主题思想”，然后据此展开论证。《复兴之路》从历史的视角，试图探索自1840年以来160多年中华民族的艰难历程，以此来论证一个基本结论：在走向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华民族收获的历史结论，也是《复兴之路》制作组的基本认知。
认识历史，需要求证，也需要见识和胆略，更需要平和的心态。媒体人员绝不是照本宣科地记录历史、讲述历史，而是作为历史进程的思考者，以今天的审美眼光和认知高度来阐释强国之路。
《复兴之路》在整体结构上，透过三个视角去“丈量中华民族160多年的历史”：
第一，整体视角。从160多年历史的整体出发，系统观照各阶段、多阶层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实践———辛亥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急于求成”的路线导致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遭遇，社会的“转折”探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复兴之路”。政论片《复兴之路》用6集的篇幅，将论证思考的成果告诉公众，以正世界人心，以聚民意士气，以利国家天下。
第二，现代视角。从中国社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出发，回望160多年中国的历史变迁。第四集《伟大的转折》就立足近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围绕“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反思了30年来的艰难探索之路。这种“转折”包括对“两个凡是”的否定、“真理标准”的讨论、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改革开放的推行、法制建设的强化、经济特区的试验、市场经济的确立、“初级阶段”理论的阐述和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等，都从各个阶段的典型事件的反思中，递进式的论证了最终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各种重大转折。
第三，全球视角。在全球视野内观察中国发展道路的创新对世界的意义，同时观照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对中国这艘巨轮，在经历了各种伟大的转折，驶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复兴之路时，它不仅出于自身强国的梦想、艰难曲折的探索，还由于国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巨变，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复兴之路·伟大的转折》截取近30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巨变的转折，进一步印证中国之路探索的世界意义。《伟大的转折》在20世纪80年代美、英、日、苏快速闪动的镜头画面中，伴以“论战”式的解说：
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
美、英逐渐放弃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采取的凯恩斯主义。
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迈出了欧洲统一市场的步伐。
日本通过全球贸易，登上了经济强国的位置。
苏联于物质短缺的困顿之中，开始找寻改变现状的新途径。
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等，都对中国走什么道路提出了考验。正是这一切国内外环境的巨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伟大转折”，用事实雄辩地证明：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由之路。
以上通过对《复兴之路》的案例分析，揭示了论证性政论片的一般创作规律，它对其他论政性政论片也具有较强的阐释力，如论证改革开放之路的《十年潮》等，都具有上述创作特色。
在结构方式上，论政性政论片追求严谨、缜密、完整；在审美表现上，它力求达到理性与感性、形式与内容的美感统一；在表现手法上，灵活多样，它可以运用对话、座谈、采访的交替穿插，历史资料与现实景观，以及不同国度文化、经济发展对比等方式，多角度、全方位地展开叙述视角，凝练和深化主题，不断加强论证的说服力和思想深度。如《伟大的转折》，在形式上就大量运用采访，通过专家、学者的访谈，从理论上论证、深化主题。在这一集中，节目制作组专访了国际人士，包括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中国政策研究专家E．wright、郑永年、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矢吹晋和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Stanley Rosen等，他们以旁观者的视角研究中国，或许更为客观、清晰，代表了一种国际观点，对中国正确选择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的观点更具说服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