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化的根本动因

三、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化的根本动因

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产业化的根本动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上控制的放松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政治运动所带来的控制的紧缩和放松是决定中国媒介生存形态的重要因素。在第一节，我们已经指出，1949年至今，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系统的生存状态经历了两次转折，第一次发生在1956年前后，传媒从已具有一定商业色彩转向完全成为意识形态媒介。此后，作为纯意识形态媒介的历史一直延续到1978年。第二次转折从1978年以后，以广告经营为标志开始产业化进程，并且这个进程一直延续到今天。第一个转折是由于统治阶层控制的紧缩，原有商业媒介的私营性质，使它们在意识形态上的立场不但难于协调统一，而且难于控制，甚至成为一种威胁。再加上私有制性质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理想，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商业媒介的公有制改造与私有制经济改造同时发生了。其后，中国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公有制媒介也被政治力量牢牢地控制。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系统的第二次转折是由于控制的放松。1978年以后，全党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媒介也得以从政治斗争的工具中解脱出来，顺应国家改革开放，为经济服务。80年代初期，从报社开始，大众传媒走上“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道路，从单一办报向加强经营管理转变；90年代初期，大众传媒第三产业的属性得到确认，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产业化要求更加明确。为了保证新闻事业的性质，国家主要在办报（台）方针、重大新闻发布、主要干部任免方面加以严格控制，在其他方面则放手让媒介自主经营，媒介可以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利益及其发展，媒体作为经济集团的生存状态有了更多的自由。

（二）经济上的市场化

197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格局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转变对媒介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消亡使媒介逐渐失去物质资源的保证，从而对媒介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从20世纪50年代，政府对媒介的全额供给体制，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政府鼓励开展经营活动、减轻政府负担，再到逐渐在财政上“断奶”，媒介被要求自负盈亏。政府撤离造成的财政真空敦促媒介拾起被遗忘多年的“利益属性”，向市场要资金。其次，市场经济的变化迅速影响了与传媒相关的其他行业。纸张、设备、能源、服务等行业不再由国家统一定价、统一调配，而是进入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如新闻纸的价格在1956年至1982年间一直维持在950元/吨，1983年上涨为1350元/吨，1983年更是突破了3000元/吨。1958年到1978年广电器材物资价格由政府定价，保持了20年不变。其后，辅助性行业价格的飞涨，成为勒在传媒业脖子上的绳索，促进它挖掘自身的经济潜力。再次，市场经济带来社会经济的繁荣。此刻，生产者生产能力的提高需要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来消化，而面对越来越多的可选择的商品，消费者也需要更多的关于产品的信息，这两方面都必须依赖强有力的中介进行，而媒介无疑天然适合承担这个角色。也就是说，“信息属性”这个媒介的基本属性所负载的传播信息能力本身成为奇货可居的商品。广告应运而生，并成为促进媒介产业化的第一动力。

（三）大众对文化娱乐生活的渴望

“文革”十年中，中国基本处于文化沙漠的状态。1978年以后，随着人民在物质上的普遍富裕和精神上的极大放松，大众文化、大众娱乐应运而生，而大众文化、大众娱乐的出现和发展又成为媒介配制内容的土壤，是推动它从意识形态媒介向商业媒介发展的重要文化背景。

（四）传媒的扩张和利益欲望成为产业化的内在驱动力

由于政府对办台、办刊的放开，再加上广告经营带来的利益上的示范效应，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众传媒的数量和刊载内容急速增加，支撑其运营的人员、设备、场地、资金当然也随之上涨。另一方面，政治控制的放松、市场化经济的推行都给了媒介追逐利益的许可和空间，利益促使媒介扩张，扩张也刺激着利益欲望的进一步膨胀。

政治控制的放松、经济的市场化、大众对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和媒体利益欲望，不但是媒介产业化的最初动力，也成为产业化继续发展的持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