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体制化研究时期的历史认识

四、对体制化研究时期的历史认识

(一)时段划分的意义

对历史研究不同的分期,体现出不同的认识角度。本章所论述的时段与现有的新闻史研究的分期有所不同,那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见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它们所采用的是一种“断裂”式的历史叙事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个时段之间的新闻研究的复杂关系与思想脉络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本文尝试用“体制化研究”概念,从一个相对而言更“大时段”出发,来把握其内在的承接关系。如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开展了一场揭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学术批判运动。将“报纸是人民教科书”、“记者是社会活动家”等观点视为丧失阶级性,认为谈报纸具有“提供消息、传授知识、交流经验”的功能是修正主义新闻观,“报纸的真实性是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被扣上了“公然反对党性”的帽子；甚至连列宁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报纸是“对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工具”等论点也被说成是“否认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32]其中的观点、语言和思维方式等与后来“文革”时期并无二致。而思想领域的批判与斗争,采用运动方式将学术问题政治化,也并非1957年“反右”时才开始,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已经表现出“左倾”思维方式了。所以,从这个相对而言更长时段看问题,能够更完整、更有利于我们反思“体制化”新闻学研究的种种问题。

“体制化”形成的初期,研究者或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是抱有信心和充满期待的,中国革命成功,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国家长期分裂、贫困的面貌发生了改变,这些的确激动人心。革命所强调的“统一思想”、“集体意志”为知识分子所接受,而他们也真心地进行思想改造。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汤一介先生曾谈道：“解放后流行一种说法,就是哲学家只能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这样的人,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哲学工作者,哲学工作者的任务主要是解释这些伟大哲学家的思想。这是当时普遍的想法,包括冯友兰的书里边也是这么写的。哲学工作者是不可能创造一个思想体系的,他们只能跟着伟大领袖走。”^[33]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印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列宁论报刊》,后多次修订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上下编,表现为小心翼翼地摘录,分为“无产阶级报刊的性质、作用和任务”,“无产阶级报刊工作的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报刊和新闻观点”,“论写作和文风”等几项编排注释,比照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从精神交往、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无不印证了上述“工作者”的心态。

“体制化”的新闻学研究是有特定的历史内涵的,其研究活动的方式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有组织地进行,上面真理性、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下面只是层层学习领会。导致新闻学研究过于政治化,简单地比附政治理论、政治史,受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左右,采用的是意识形态的解释方式,强调的是阶级立场问题,新闻学自身问题被淡化,甚至弃置一边,与外界的学术交流没有通约性的基础,这种“体制化”研究也有个逐步蜕变的过程,结果是新闻学研究越来越政治化,由于政治的变异而更加极左化,学术批评开口闭口使用“胡说”、“打倒”、“砸烂”之类的语言,这一状况从进入当代开始,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都是受到这种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的思想影响,虽然在某个时期它们对学术的约束有所松动, 如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的前后,总体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大的变化。所以,本书将这近30年的新闻学研究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其基本状况是研究领域狭窄,学术研究本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却无形中产生许多清规戒律,尤其是经历几次政治运动,新闻学研究变得越来越僵化,以至于徐宝璜时代还在致力于新闻学研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新闻无学”之说竟屡屡不绝于耳。

(二)研究的成果与问题

“中国近现代历史一直以政治为轴心在旋转,政治局势影响甚至支配、主宰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到文化,从生活到心理”^[34]这种体制化研究也表现为以政治挂帅,突出强调研究的政治性、阶级性、组织性、统一性等特点,李泽厚曾有过评价：“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尖锐激烈,使政治问题异常突出。这是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如前所说,思想与人民、国家、民族的主要课题息息相通,休戚相关。缺点则是由于政治掩盖、渗透、压倒、代替一切,各领域或科学的独立性格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和发挥,深入的理论思辨(例如哲学)和生动的个性形式(例如文艺),没有得到应有的长足发展。”^[35]从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考察,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冷战”思维等,都强化了我们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至上的观念。上述分析对我们认识新闻学“体制化”研究的成就和问题,如何作出历史评价不无启示。

中国社会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新的国家诞生,必然有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出现与之相匹配,成为一种精神支柱,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建立起自己的体系。这一过程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大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学习苏联,全面接受苏联的影响和辐射；一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在学术研究领域研究者无不努力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思想理论水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新闻工作与研究从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对苏联学习借鉴着手,使我们的新闻事业有效地运作起来,对社会主义的新闻特点和规律也有整体把握,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认识有了全面接触和提升。同时,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政治运动,学术环境极不正常,新闻学研究步履蹒跚、困难重重。但在相对缓和时期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老新闻工作者的回忆录、经验谈。如陈笑雨的《新闻杂谈》、田流的《怎样写通讯报道》、潘梓年等的《新华日报的回忆》、石少华的《新闻摄影与摄影记者》等；二是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新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是个当务之急,从这个角度考察,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革命导师的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在这一背景下,新中国的新闻学习和研究,以参照模仿苏联“老大哥”的方式展开,期间翻译出版《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苏联共产党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第二集)和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编辑的《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等。1954年中国的有关新闻出版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后编写了《学习〈真理报〉的经验》、《塔斯社工作经验》、《苏联广播工作经验》、《苏联报刊工作经验》等。据《中国新闻年鉴》(1982 年)中“建国后出版的新闻书刊名录”统计,这一时期和苏联有关的新闻方面书籍达40本之多。^[36]三是高校和有关科研单位编写的讲义和文集。如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内部铅印了一套新闻史及业务的教材,其中《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报刊史专著,还有《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列宁论报刊》、《中国报刊工作文集》、《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外国新闻事业概况参考资料》等。复旦大学则编辑了《中国报刊研究文集》、《中国报刊通讯报告选》、《中国报刊评论文选》等书籍。北京广播学院编辑了《中国新闻广播文集》(上、下)、《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毛泽东同志论宣传工作》等。1959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写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共三集,详细介绍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重大历史作用的主要期刊及主要内容,并附有这些期刊每期所发表文章的完整目录。上海图书馆编辑了具有文献价值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总目》等。

新闻学的研究刊物方面,1957年12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创办了研究新闻学理论、交流新闻工作经验、探讨新闻业务的刊物《新闻战线》,该刊由人民日报社主办,是当时新闻学研究中的重要刊物,对全国的新闻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该刊1960年7月与新华社的《新闻业务》合并,改名为《新闻业务》,由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共同主办,此外,还有中央广播局的《广播业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新闻与出版》等。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研究被斥责为“封、资、修”而横遭批判,学术权威被打倒,有关人员被遣散甚至遭受人身迫害,极左思潮严重泛滥,《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是研究“变异”的典型代表,新闻学研究乏善可陈。

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整体上处于零散、资料整理阶段。对马恩列斯经典中有关新闻方面内容的提炼与阐释,新闻学科领域中各个研究方向的内容都还没有成型,更谈不上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新闻学研究总体上表现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贮存,苏联教材不能满足要求,对延安整风以来中共党报学说又未及系统钻研,一些观点和论断往往要靠革命导师的语录和中央决议的条文来支撑”。^[37]有评价认为改革开放前27年新闻学研究探索表现出“不连贯、不独立、不正常”等三个特点。^[38]而王中先生于1956年撰写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在体系、观点、表述方式等方面是新闻学研究的亮点,如果能够顺利研究下去的话,“读者需要”、报纸“商品性”等见识,在学理上多少能够给主流的“阶级斗争工具论”以补充、提醒与纠偏,以后的新闻学研究也许会是另一种状况,但这些边缘观点实在是生不逢时,学理上的要求缺乏客观环境的配合,反右时期王中的新闻学观点遭到重点批判,这在很大程度上也禁锢了新闻学研究。在当时的语境下,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是党的“宣传喉舌”,成为较普遍的认知与共识,提出报纸具有商品性概念则属“异端”,与革命导师的观点说法不一,很容易被视为邪说。所以,我们在从事新闻史的研究时“不仅要认真研读经典文本的内容,还要注重文本所在的语境以及文本和语境的互动,更要具体考察文本在其时代语境中起了什么作用及其怎样起作用”。^[39]

在对待新闻传统和新闻学研究资源方面,从政治上考虑,“体制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缺少对其他党派和社会团体报刊的研究,甚至采取拒绝批判的态度,像当年陆定一在论述“我们的新闻学观点”时,将以戈公振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新闻学研究视为资产阶级新闻学内容采取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并作为新闻学研究的一个经典文本,对后来的新闻学研究不无影响。不仅如此,就是对中共在国统区主办的《新华日报》的经验总结与继承也不够充分,而主体上是解放区、农村办报经验和观念(由于战争造成的地域上的分割,在不同区域的新闻环境包括受众对象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闻思想、新闻理论,伴随着执政党的地位,顺理成章地成为全国新闻工作、新闻研究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

新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其思想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存在质朴和教条并存的状况,对马克思主义有片面理解甚至曲解的现象。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方面尤其是在初期,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等,出现的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反思,对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界和学术界以后几十年的发展产生了规定性的影响,将学术问题政治化,或者说是学术问题上纲上线,使其过多承载了不堪承载的政治重负。新闻学术研究也面临同样的境遇,由于党领导思想领域工作的经验不足,又不断受到“左倾”干扰,政治斗争尖锐化作用,背离了正常的学术研究的轨道,而是以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方式展开,结果新闻学研究经历学术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政治批判的蜕变,构成了其变异的轨迹。

当然,任何环境、任何时代所进行的学术研究都是在一定的体制下进行的,体制的本身也有演变和调整的问题,存在多元化和开放性的张力,以及对体制之外东西的吸收接纳机制和可能性的问题。比如大学的科研考核规定要求不同职称的研究者,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学术刊物,发表一定的科研成果,也是一种学术体制的表现,而本章论述的“体制化”概念则有所不同,我们用它来涵盖、探讨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积累并生成起来的一种学术研究的现象,其核心要义在于它与当时中国社会生活领域高度政治化和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相联系,突出表现出组织化和一体化的特点,即学术研究以行政的组织化方式统一部署计划安排,研究的主题、方法、观点、结论等以一体化规范要求展开运作。就研究者而言,个人的知识积累和学术才华似乎并不重要,或者说显现不出来,其理论水平和影响力更多地是通过体制内的政府资源转移过来的,由在体制内的身份和地位决定,就研究成果而言则体现在具有官方色彩的社论、报告、讲话等文体中,尤其是新闻与意识形态、舆论导向紧密相联,新闻学研究与新闻工作部署融为一体,或者说是一种政策与管理式的研究。这些都与现代的学术研究强调独立、自由、个性、多样、创新等有明显的区别。

比较200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请了两位新闻学研究与教育机构方面的专家上课,讲解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有专家评论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把新闻当一门学科来熟悉、尊重和探讨其中的规律。这与当年那种通过社论等方式在新闻学研究中发号召、作指示、定调子不可同日而语,这一变化说明了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学科研究的成熟,新闻学研究走出了单一、僵化的“体制化”的时代。

【注释】

[1]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有学者认为1949年以后,是一个文学“一体化”的时期。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含义为高度组织化文学生产方式,文学的题材、主题、风格、方法趋同等,与“体制化”的概括有相似的成分。

[2]童兵：《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197页。

[3]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162页。

[4]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42页。

[5]复旦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报刊研究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页。

[6]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7]同上书,第5页。

[8]转引自孙旭培：《新闻学新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

[9]《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31页。

[10]毛泽东：《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页。

[11]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22～324页。

[1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页。

[13]以上有关学习苏联经验的资料来源部分参考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05、406页。

[14]参见〔苏〕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15]《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6]《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31页。

[17]同上书,第461页。

[18]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时,陆定一、陈伯达提出了将政治问题和学术、技术性质问题分开的建议,毛泽东非常赞赏这个促进科学和繁荣艺术的方针和建议,但取个什么名字呢?毛泽东召集由陆定一、陈伯达等几人参加的小型的“碰头会”,其中陈伯达讲：主席对戏剧方面过去有个题词叫：“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术争议叫“百家争鸣”,现在,取这两个“百”字,把它扩展到整个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这个方针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以上参见陆德：《陆定一回忆“双百”方针的命名》、《陆定一关于“双百”方针中的“二元论”思想》,《北京日报》,2006年4月3日19版。

[19]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第388页。

[20]刘少奇：《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一次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58、359页。

[21]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432页。

[2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

[2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2页。

[24]《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此文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4～439页。

[25]转引自马光仁主编《上海当代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26]童兵：《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105页。

[2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5月16日《通知》,《人民日报》,1967年5月17日, 第1版。

[28]有些文章中或是从政治情感态度出发对其表示蔑视,或是站在学术进化的立场简单地否定、批判,其实从学术史角度考察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它也构成一个时代的重要环节,触发人们反思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有细读分析的必要。

[29]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30]石仑：《文科就是要办成写作组》,《解放日报》,1970年1月8日,第1版。转引自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8页。

[31]李评：《彻底否定“大批判”》,《人民日报》,1984年9月21日,第5版。

[3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383页。

[33]陈香：《汤一介与“梁效”》,《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8日。

[3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

[35]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35、436页。

[3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582～588页。该年度的年鉴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第一部新闻年鉴。

[37]宁树藩、尹德刚：《关于高校新闻系科新闻学教育的几个问题》,《新闻大学》1995年春季号。

[38]赵凯、丁法章、黄芝晓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54、55页。

[39]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自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有关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的历史研究,颇能说明这种文本和时代语境问题。何兹全先生曾在20世纪30年代撰文提出了汉魏(魏晋)之际封建说,1949年后,西周封建说是中国历史分期的主导学说,史学界的长者如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都持此说。郭沫若原持秦汉统一封建说,后来把封建开始提到春秋战国。毛泽东说,三千年来中国都是封建社会。西周封建说和此最合拍,春秋战国开始,也还勉强,而汉魏(魏晋)封建说便成了反对毛主席的歪说,成了群起而攻之的靶子。参见《何兹全文集·自序》,中华书局,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