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抵达扬州，上疏朝廷请求宽免积欠，并毅然停办万花会

苏轼抵达扬州，上疏朝廷请求宽免积欠，并毅然停办万花会_

几天之后，苏轼又接朝廷诏命，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州事。当初离京之际，他本已打算在颍州干个一年半载便俟机求退，没想到这么快又有了新的任命。“二年阅三州”（元祐六年、元祐七年，杭州、颍州、扬州），对于这种频繁的调动，苏轼心里颇感倦怠：

澹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

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

——《淮上早发》(www.guayunfan.com)熹微的晨光，凄清的晓风，以及哀婉的角声，诗人一生已不知有多少次置身于这样一种羁旅待发的氛围中，更不知这样的漂泊还将延续到何日何年？“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送芝上人游庐山》），他觉得自己仿佛是磨房里推磨的牛马，被一根无形的鞭子催迫前行。

二月下旬末，苏轼离开颍州，三月三日，到达安徽怀远县，与苏迨、苏过游涂山、荆山。途中，现任扬州通判、“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以诗相迎，苏轼读罢精神为之一振。能与自己得意的门生同治一郡，毕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扬州也是欧阳修的旧治之一，将近半个世纪以前，他曾在这里修建了江南胜境平山堂，引得后人追思无限，任满之后，移知颍州。如今苏轼正好相反，先守颍州，再赴扬州。因此，在《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一诗中，他无限感慨地写道：

每到平山忆醉翁，悬知他日君思我。

路旁小儿笑相逢，齐歌万事转头空。

阳春三月，风暖气清，苏轼乘船途经濠州、寿州、楚州、泗州，但见两岸麻麦如云，一派丰收景象，心中十分愉快，但是很快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当此麦收季节，田间陌上却显得极为冷清。苏轼满腹狐疑，于是“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原来老百姓被“积欠”（历年所欠官税）所困，虽是麦收之期，农民怕官府催还而不敢返乡，因此所到之处，村郭萧条，人烟稀少。父老说：

“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吏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

说罢泪如雨下，苏轼也不禁心酸流涕。

其实，早在杭州时，苏轼就曾上疏要求宽免积欠，但是没有得到回应。连年水旱相继，饥疫相迫，偶遇丰年，官吏又催收积欠，则农民永无休养生息之日。因此，三月十六日，苏轼到扬州任上，在照例要写的谢表中，便再一次提出了这一问题。随后又写了一篇长达七千余言的文章，恳切陈词。他说：

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

接着，他更进一步指出：

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这些议论极为大胆并富有民主性。奏状寄发之后，朝廷很快批示，暂停催收，百姓欢腾，苏轼怀着愉快的心情在诗中写道：

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

——《和陶 <饮酒二十首> 》其十一

唐宋时代，每到春光和悦，赏花最为盛事。百花之中，牡丹、芍药并称名花双绝，好事者尊为花王、花相。洛阳以牡丹闻名，扬州以芍药争胜。宋仁宗时，钱唯演为西京留守，始创洛阳万花会，每年花盛之时，在城区风景佳胜处，用数万朵鲜花筑起花的屏障，沿途梁、栋、柱、拱上也都绑上可以贮水的竹筒，筒里插满各色各样的牡丹，于是放眼望去，一片花的海洋。前几年，蔡京任扬州知州，仿效洛阳办万花会，一次要用绝品芍药十余万枝。此后相沿成习，年年举办。官吏、奸商借此牟取暴利，成为扬州百姓的一害。

苏轼抵达扬州，正是繁花似锦的阳春三月，一年一度的芍药花会正在紧张热烈地筹备之中。主事官员将历年办会惯例禀告苏轼：如何筹措经费，如何组织花源等等。苏轼一听便觉得不妥，为此他走访花农、市民，发现百姓果然怨声载道。虽说苏轼喜欢热闹和游宴，但是决不肯“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以乐害民》）。正如当初奉劝蒲宗孟时所说：“一曰俭，一曰慈。”这是他处事为人的一种原则。于是毅然决定停办万花会。令下之日，扬州百姓奔走相告，欢欣鼓舞。而那些打算趁机大发横财的贪官、奸商则不免怀恨在心。

取消了这个盛极一时的游乐活动，苏轼这年春天显然过得有些寂寞：

羡君湖上斋摇碧，笑我花时有尘。

为报年来杀风景，连江梦雨不知春。

——《次韵林子中春日新堤书事见寄》

但他心里踏实、快乐。在写给王巩的信中，他说：

花会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