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一种特殊的反抗_阿尔贝・加缪自述

“革命”是一种特殊的反抗_阿尔贝·加缪自述

革命是形而上的反抗的合乎逻辑的继续。我们在分析革命运动时将会注意到，人在面对否定他的一切时，为了肯定自己，进行了同样绝望而血淋淋的努力。革命思想因而要保卫不愿屈服的人们，它意欲让这种人主宰其时代。他拒绝了上帝。根据明显的不可避免的逻辑而选择了历史。

从理论上讲，革命一同保留了它在天文学中的含义，这是一种翻倒跟头的运动，是一个政府经过完全的转让后变为另一个政府的运动。改变财产制度而未改变相关的政府，这不是革命而是改良。任何经济革命，不论通过流血手段还是和平手段，同时必然是政治革命。革命由此而有别于反抗运动。“不，陛下，这不是反抗，这是革命。”这句名言强调了这种根本的不同。它确切的含义是：“这肯定会有一个新政府。”反抗运动在最初时会突然停止下来，不过是缺少严密性的行动。相反，革命从思想开始。确切地说，革命是将思想注入历史经验中，而反抗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反抗运动的历史，即使是集体的历史，始终是事实上没有结果的承诺的历史，是既不建立政府也不阐明理由的模糊的抗议行为的历史，而革命是要根据思想来规定行为，用理论来改造世界。因而反抗仅杀死一些人，而革命同时毁灭人与原则。不过，根据同样的道理可以说，历史上还没有革命。只可能有一次革命，它将是最后的革命。好似完成了一个环形的运动，其实在组成政府的那个时刻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环形运动。以瓦尔莱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清楚地看到，政府与革命从直接意义上说是不能并存的，普鲁东说：“政府可以是革命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意味着矛盾，就是由于它是政府。”还应该补充一句，政府只有在反对其他政府时才是革命的。革命的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成为战争政府。革命越广泛地展开，便意味着投入越大的战争赌注。从1789年革命诞生的社会愿意为了欧洲而作战。从1917年诞生的社会在为了统治全球而战斗。全部的革命最终都是如此地要求建立世界帝国，我们将看到原因何在。

正期待着这一目标完成之前——如果它会出现的话，人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接连不断的反抗的总和。换句话说，在空间有着清楚表现的转移运动不过是时间的近似。人们在十九世纪虔诚地称之为逐渐解放人类的那些行动是一系列的不间断的超越自己的反抗，它们想在思想中找到其形式，但倘未达到最后的革命，这一革命会使天空与地上的一切稳定下来。浮浅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并非真正的解放，而是由人肯定自己，虽是越来越扩大的肯定，但永无完成之时。若果然有过一次革命，则可能不复有历史，那时有的是幸福的统一与心满意足的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革命者最终都追求世界的统一性，好似他们相信历史的完成。二十世纪革命的特点是它首次公开地宣称要实现阿纳沙西斯·克鲁茨的古老梦想，即人类的统一，这便是历史的完美结束。由于反抗运动提出“得到一切，否则一无所得”，由于形而上的反抗追求世界大同，二十世纪的革命运动达到其逻辑上的最清楚的结果，手拿武器要求历史的全部性。反抗于是不得不成为革命的，否则便毫无价值或成为过时。对反抗者来说，问题不再如同施特纳那样将自己神化或者用态度来拯救自己，而是像尼采那样使人类神化，接过超人状态的理想，以便按照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心愿保证拯救所有的人。“着魔的人”首次登台，说明了时代的一个秘密：理性与权力意志是一回事。上帝已经死去，应该用人的力量改变与组织世界。仅仅靠诅咒的力量已不足以完成这一目标，需要用武器征服全世界。革命，尤其是自称唯物主义的革命，不过是过渡的形而上的十字军。难道征服全体就是革命吗？这是这个试验需要回答的问题。人们仅仅看到，这番分析并非叙述革命现象，这已经重复进行了上百次，也不是再次总结历次大革命的历史或经济的原因，而是要在某些革命的事实中探索形而上的反抗的逻辑发展，及其种种看法与永恒的主题。

大部分革命的形式与特点就在于杀人。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曾经是杀人的，而且有几次革命杀死了君王，消灭了宗教。由于形而上的反抗的历史始自萨德，我们真正的主题仅仅从弑君者开始，即他同时代的人们，他们攻击神的化身，但尚不敢扼杀永恒的原则。但是以前，人的历史也向我们指出了与首次反抗运动相当的行为，即奴隶的反抗运动。(www.guayunfan.com)原则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人世的代表。二十世纪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原则本身中的残留之物，并使历史上的虚无主义神圣化。不论这种虚无主义以后借用了什么道路，从它想摆脱一切道德规则而在本世纪进行创造之时起，便建造了恺撒圣殿。选择历史，而且仅仅选择历史，这就是选择虚无主义来反对反抗本身的教导。打着反对不合理这个旗号而拥入历史，同时又大喊历史无任何意义的人们遇到了奴役与恐怖，进入集中营一般的世界。那些投身其中并宣扬其绝对合理性的人们遇到的也是恐怖与奴役，而进入集中营一般的世界。法西斯主义欲为尼采的超人的降临而开辟道路。它立即发现，上帝若存在的话，可能是这个或那个样子，但首先是死亡的主人。倘若人想使自己成为上帝，则需要窃取对他人生杀予夺的权力。他制造了尸体与下等人，自己因而也成了下等人而非上帝，成为死亡的卑贱的奴才。而就合理的革命而言，它想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的人。历史的逻辑从其被完全接受的时候起，逐渐地引导着历史反对其最高尚的感情，日益损害人的利益，从而使自身转变为客观的罪行。把法西斯主义的目标与俄国共产主义的目标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前者由刽子手自己颂扬刽子手，而后者更富于悲剧性。前者从未想过要解放所有的人，仅想解放某些人而征服其他人。后者就其最深刻的原则而言，旨在解放所有的人，但要暂时地奴役他们所有的人，应该承认后者伟大的意图。不过相反，可以正确地说，他们二者的手段同政治犬儒主义是一回事，均来自同一个源泉，即道德上的虚无主义。一切的进展酷似施特纳与聂察也夫的门徒利用卡利亚耶夫与普鲁东的门徒。虚无主义在今天已登上王位，声称以革命的旗帜引导我们的那些思想实际上已变成随声附和的而非反抗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时代成了消灭反抗的私人的与公共的技术的时代，其原因即在于此。

革命如今听命于虚无主义，的确已背离了其反抗的根源。憎恨死亡与死神的人对个人的继续生存感到绝望，想在不死亡的人类中解脱自己。然而，只要群体未统治世界，只要人类未主宰世界，那么仍要死亡。时间紧迫，说服人要充裕的时间，友谊要求无止境的建设，恐怖遂成为达到不死亡的最短的捷径。然而，这些极端反常的行为同时呼喊着最初的反抗价值的回归。声称否定一切价值的当代革命，本身已成为一种价值判断。人想通过它主宰世界。然而，既然一切皆无意义，何必要主宰？如果生命的面孔是可怕的，何必要追求不死？正如没有绝对的唯物主义一样，也没有绝对的虚无主义思想，也许除了自杀之外，人的毁灭仍然肯定了人。恐怖与集中营是人用来逃脱孤独的极端手段。对和谐一致的追求应该得到满足，即使身处公共墓穴之中。他们若杀人的话，是因为要拒绝致人死命的条件，让所有的人都不会死亡。他们于是以某种方式相互屠杀。但他们同时表明离不开人。他们满足于对友爱的可怕渴求。“人应该有欢乐，他若无欢乐，则需要有个女人。”那些反抗生存与死亡的痛苦的人们于是想要统治。萨德说：“孤独即权力。”成千上万的孤独者如今需要权力，因为权力意味着他人的痛苦，表明了需要他人。

在革命的起源与最深刻的动力中，便有一条并非形式的规则可作为其向导。反抗在现在与将来越来越大声地对它说，面对一个只能唯唯诺诺的世界必须行动，不是为了在某一天生存，而是为了造反运动中已经发现的那个模糊的存在。这条规则既非形式的，也不受历史支配。这是我们在艺术创造中发现其纯粹状态时所能加以确定的。让我们仅仅指出，反抗在与历史斗争时，在形而上的反抗的“我反抗，故我们存在”与“我们是孤独的”之外又增添了下述命题：我们不会为了生产不属于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相反要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

——《反抗者·历史上的反抗》《反抗者·反抗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