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该有反抗精神_阿尔贝・加缪自述

人应该有反抗精神_阿尔贝·加缪自述

人们不明白，舍勒为什么把反抗精神与愤恨绝对地等量齐观。他用人道主义精神对愤恨所做的批判（他把人道主义当作人类之爱的非基督教形式加以论述）也许适用于人类的理想主义的某些形式，或者恐怖的技术。但是，这种批判若指向人对现状的反抗则是不适合的。这种反抗使个人为捍卫人的共同尊严挺身而出。舍勒要证明人道主义中含有憎恨世界的因素。人们一般是热爱人类的，但并不一定要热爱个别的人。这在某些情况下是正确的。当人们看到，舍勒认为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伯当和卢梭时，便会更好地理解他的见解了。但是，人对人的爱可能并不是出自利害关系的考虑或对人性的信任。再说，这种本性只是理论上的说法。面对功利主义者和爱弥尔的家庭教师，有种逻辑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伊凡·卡拉马佐夫身上加以体现，可适用于从事反抗行动与形而上的反抗。舍勒理解这一切，他这样归纳这种观念：“世上的爱并不太多，只能将其施加于人而不会施于他物。”即使这种看法是对的，它所表露出的绝望也不应该受到蔑视。事实上，他低估了卡拉马佐夫的反抗震撼人心的性质。相反，伊凡的悲剧产生于他虽有太多的爱，却没有爱的对象。由于这种爱无处发泄而被上帝否定，人们于是决定以慷慨大度的同伙的名义把爱重新施于人类。

总之，在我们至此所研究的反抗行动中，人们并不是由于心灵贫乏而选择一种抽象的理想，也不是出于无谓的要求。人们渴望自己身上不能归之为意念的东西得到重视，这是只对生命有用的那一部分。这是否意味着任何反抗都不带有愤恨呢？不是，而且我们在这个怨恨甚多的时代已经见得相当多了。但是，我们应该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概念，否则就会违背本意。在这方面，反抗在各处均充满愤恨。希思克利夫在《呼啸山庄》中指出，他看重爱而不看重上帝，只要能同他的爱人相聚，即使下地狱也无妨。这不仅是他的受屈辱的青春在呼喊，也是他整个坎坷一生的经历在诉说。同样的情绪使艾卡特说出离经叛道的言辞：他宁愿同耶稣一起进入地狱，而不愿生活在没有耶稣的天堂。这就是爱的流露。与舍勒相反，人们不能过分强调反抗行动中的肯定因素，这一肯定使它与愤恨区别开来。反抗不创造任何东西，表面上看来是否定之物，其实它表现了人身上始终应该捍卫的东西，因而十足地成为肯定之物。

然而，这种反抗以及它所传达的价值难道不是相对的吗？随着时代和文明的发展，人们进行反抗的理由的确发生了变化。很明显，印度的贱民，印加帝国的武士，中非的原始人或是最初的基督教徒，他们进行反抗的动机并无相同之处。人们甚至以极大的可能性断言，反抗的观念对于这些确切的情况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一个希腊的奴隶，一个农奴，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雇佣兵，一个摄政时期的巴黎资产者，一个二十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和一个当代工人，倘若他们对反抗的理由所持观点可能不同，但毫无疑问，他们的反抗皆具有正当性。换言之，反抗的问题只在西方思想的范畴内获得了确切的含义。

显而易见，人们从舍勒的观点中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从政治自由的理论方面来说，人们对人的意识在增强，而从这种自由的实际情况来看，却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的自由并未随着人们自由意识的增长而成比例地增加`。由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反抗是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并已觉醒的人们的行动。然而，我们丝毫也不能说反抗仅仅是个人的权利。相反，鉴于那种已经指明的互助性来看，反抗表现出人类在自身经历的过程中主动取得的越来越广泛的意识。事实上，无论是印加帝国的臣民还是印度的贱民，都不会提出反抗的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问题已经在某种传统中得到解决了，甚至在他们能提出问题之前就已解决了，答案是神圣不可触及的。在由神统治的世界中，之所以不存在反抗的问题，是因为人们在那里没有发现任何实际问题，所有答案已经一次作出。形而上学为神话所取代，疑问不再存在，有的只是永恒的答案和解释，它们可能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在人进入由神灵统治的领域之前与人从中出来之后，便出现了疑问和反抗。反抗的人便会进入与出来。反抗者只存在于进入神的领域或从中走出之后。他致力于要求一种尊重人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一切答案都应该是符合人性的，也就是说要合乎理性地表现出来。从这时起，一切疑问，一切言论，无不成为反抗。而在神的世界中，一切言论都是圣宠的行为。可以这样说，人的思想只有两个可能的世界，神圣的世界（用基督教的语言来说，就是圣宠的世界）和反抗的世界。一个世界的消失就等于另一个世界的出现，尽管这种出现可能以令人困惑的形式出现。在此，我们或再次发现了“一切”或“一无所有”。反抗问题的现实性仅仅在于整个社会今天愿同神圣保持距离。我们生活在一个非神圣化的时代。但是，当代的历史通过它提出异议。迫使我们认为反抗是人的基本范畴之一。它是我们的历史现实。除非逃避现实，否则就应当在它那里找到我们的价值。当人们远离神和绝对价值后，可以找到行为准则吗？这正是反抗要提出的问题。(www.guayunfan.com)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在反抗的范畴内所产生的模糊的价值。现在我们要问：这种价值是否又处在反抗的思想和行动的当代形式中？如果说它处在这种形式中，那么应确切说明其内涵。但在深入研究之前，应该注意到这种价值的基础就是反抗本身。人的互助性建立在反抗行动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反抗行动只有在这种互助关系中才能证明自身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任何反抗若否认或摧毁这种互助性，则再不能称之为反抗，实际上它此时已与赞同谋杀无异。同样，在神的领域之外，这种互助性只有在反抗的范围内才有生命力。反抗思想的真正意义即在于此。人为了存在不得不反抗，但这种反抗必须遵守反抗在自身发现的界限，这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才开始生存。反抗的思想不能脱离记忆，这种思想是一种永久的紧张。当我们在行为和行动中追随这种思想时，我们每每必问它是否仍然忠实于最初的崇高原则或者相反，它是否由于厌烦和狂乱而沉迷于专制或奴役之中。

这就是用反抗思想对世界的荒诞性和表面的荒芜开始进行深入思考所取得的初步进步。在荒谬的经历中，苦难是个人的。一进入反抗的行动，苦难则成为集体的，成了众人的遭遇。一种具有奇特性思想所取得的初步进步就是认识到它同所有的人分享这种奇特性，并且人的现实从总体上说由于远离这种思想与世界而受苦，使一人遭受的苦难变成为集体的灾难。在我们每日所遇到的艰难中，反抗所起着的作用犹如“我思”在思想范畴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它是最明显的事实，但这个明显的事实使个人摆脱了孤独状态。它使所有的人都接受了第一种价值：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反抗者·反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