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意义与实现目标

《联邦党人文集》指出，政府的权力必须足够强大，而人民的权利必须获得最坚固的保障，实际生活中兼顾两种价值非常困难，保障权利与限制权力成为现代宪政思想两个最基本的支点。义务与权利是相对应的宪法学基本范畴，公民权利的实现离不开国家义务的履行，国家作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其权力的行使必然伴有相应的义务。与在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广泛使用并受到重视相比，对国家义务的阐释和研究远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深入地阐释国家义务问题既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对国家义务的研究关系公民权利及人权的保障和实现。作为公民拥有的公民权利与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人权，既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又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但两者作为一系列权利的集合，必然要求相应的主体承担义务。公民不是臣民，因为公民拥有权利，这种权利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而且也是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像学者安纳贝尔·布雷特所指出的，将“权利”和“公民”相关联存在着极大的问题，权利的阐述独立于公民的实际秩序，是人类的道德要求，但17世纪的思想家们还是将公民与权利的观念集合起来，将公民的权利看作得到了国家的保障，并作为反对现存政体的批判武器，这种思想已经成为近代以来政治思想的中心。人们对公民权利赋予的内容不断演变，逐渐由消极的自由权向积极的社会权转变，使得公民得以对国家提出更多的要求。

尽管人们都希望免于外在的干涉而尽可能多地享有自由，但人类的政治现实就是“我们只能在国家中享有自由，而不可能寄希望于摆脱国家来享受自由”^[5]。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实践中权利的保障和实现都离不开国家义务的履行。

其次，国家义务的研究关系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及其行使。权力既是人类社会政治斗争的目标，也是人们实现各自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如何认识国家权力，如何行使国家权力贯穿于整个政治思想史。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史，其实质就是人类对政治权力的理解不断深化和政治权力配置不断优化的历史。权力固然是重要的，但用权力代表国家，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简化为权利—权力关系，则被强调国家义务的学者认为是不正确的。

霍布斯认为权力是获得明显利益的手段；马克斯·韦伯则把权力定义为强加于其他人行为之上的能力，即使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可能性。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压迫性、扩张性的事物，存在着腐败和异化的可能。社会历史的发展使人们看到国家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国家权力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公民的福利，也可能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和残酷统治。

我们关心国家对于公民的价值，就应当关心国家为公民做了什么，而权力和义务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国家对公民并不仅仅意味着权力。在法治社会，国家不等同于权力，国家有权力必有义务，国家是权力与义务的统一，而且国家义务对国家权力具有决定作用。国家义务决定了国家权力的目的、范围及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国家权力随着国家义务的变化而变化；以国家义务代表国家体现了人民主权的要求，改变了人们关于国家的惯性思维，符合国家由权力向义务推移的发展趋势，并且国家义务在确定国家权力的内容、范围、权力结构及权力行使方式上具有实用价值。^[6]

国家义务对权利的保障作用和对权力的规范作用使得对国家义务的研究既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又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此外，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关系公民对国家的支持、忍受和反抗，国家义务在公民权利需求的不断变动中得到充实和发展，不断地构筑着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一系列国际人权法案的诞生，缔约国承诺的保障人权应尽的义务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面对的困难也需对国家义务的研究不断深化和细化；全球化的进程使得人们对国家的作用、职能及公民与国家的传统关系提出挑战，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国家又该承担起怎样一种义务，也是一个关系国家存在方式的重大问题。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如何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保障全体公民的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及众多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最艰巨的任务。

本书试图以公民基本权利的发展演变为视角探讨国家义务的生成、演变及发展，希望以此廓清国家义务的本质、构成要素、发展机制、梗阻因素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为解答人类社会争议已久的公民与国家关系问题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