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因老致贫已成棘手问题，广大农村“未富先老”。老龄化问题在我国正日益凸显，而老龄化问题的焦点在农村，农村老龄化问题更是衍生了很多新的老年人贫困群体。据不完全统计，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于，城市养老可以实现社会化，还有社区组织的介入与帮助。相比较而言，在公共资源本就不足的情况下，农村老人的现状可能比想象中更为糟糕。虽然城市里也有“空巢老人”，但在广大农村，由于子女大多外出打工，庞大的农村老人很多处于空巢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当一切资源和要素都主要向城市集中之后，农村养老问题其实已日益边缘化，如同日渐空心化的农村一样，他们的权利现状、群体诉求和未来走势，并没有赢得足够的重视。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在我国940万无法自理的老人中，农村占了746万。与此同时，农村养老压力更表现在，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根基已经日益瓦解，在农村有半数以上的老人处于空巢状态。严格上来说老年人的贫穷不能算作贫穷，应该算作社会问题，但是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将“五保户”划入贫困群体，那么我们就将老年人问题放在这里一起分析。

我国老龄化问题的重心和难点在农村。联合国2015年最新预测表明，我国2035年后将面临甚至比美国更为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中国人口学家最新研究预计，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6亿，超过总人口比重的1/4。而与城市相比，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更突出。2010年农村与城镇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1%与6.7%。在“中死亡率和中生育率预测方案”下，如果假定2010年普查得到的农村向城镇迁移人口绝大部分是年轻人的年龄结构分布不变，到2050年农村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46.4%，相当于城镇的2.1倍，其中农村空巢老人占比达26.1%，是城镇的2.9倍。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表明，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2000年，我国农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为900万人，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9.8%；2009年底，农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到1100万人，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11.3%。此外，还有部分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1894万人。预计到2045年，我国农村80岁以上老年人占农村老年人的比例将超过22%。由于农村物质基础比较薄弱，农村老人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待遇较低，农村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将更为严峻。

农村老龄化危机已经在爆发的边缘。人口流动加深了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赡养责任人口”的大量流失增大了农村老龄化应对难度。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在降低城市老年人口比重的同时提高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增加了农村老年人与儿女分居比例和空巢比例。由于农村年轻人更倾向于向城市迁移，所以城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首先引起或加剧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导致农村老年人赡养成为一个大问题。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乡城迁移人口规模比较小，农村年轻人口的外迁对农村老龄化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但自1990年开始，乡镇迁移人口规模及其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开始逐年增大。进入新世纪以来，乡镇迁移人口规模进一步明显增大，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也相应更加显著。到2010年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率已达到10.06%，比城市地区高出2.26个百分点。从这一意义上说，城市化将首先直接引起或加剧农村人口的老龄化。

应对人口老龄化首先要有经济实力。发达的经济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较好的物质基础，因此发达国家往往“先富后老”，应对人口老龄化自然要比“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好一些。但即使如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目前应对老龄化仍不堪重负。我国目前属于较为典型的“未富先老”，单从经济条件看，应对老龄化显然要比日本等“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更加困难[1]。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欧美等发达国家一般都是在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进入老龄化社会。即使较欧美等发达国家发展较迟的日本，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也已达到1964美元。也就是说，这些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属于“先富后老”。然而，主要由于计划生育控制政策的强制实施，使我国的人口转变提前完成，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其结果造成我国“未富先老”，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仅及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的一半。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农村地区大致在2006年、早于城市地区7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是截至目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却还不及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这也充分说明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还没有来得及大步向前，就已经匆匆步入暮年了。

目前，农村的老年人中有这几种情况十分容易致贫，一是家中没有儿子只有几个姑娘，姑娘长大后又出嫁的；二是由于家庭贫困儿子娶不起媳妇、儿子入赘到女方的；三是有的子女不尽赡养老人义务，你推我抗，素质低下，眼光短浅；还有一种就是根本没有子女的，可能连老伴儿也没有，就是我们常说的孤寡老人。以上几种情况的出现，加之老人年老体弱，无法从事生产劳动，没有经济收入，造成老人生活来源无保障，生活非常困难。在陕西和山东农村，独居老人比例分别高达15%和32%。农村高龄老人、失能老人、残疾老人、空巢老人以及独居老人数量巨大，他们的照料护理问题越来越突出。2016年初四川珙县农村调查显示，34%的老人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帮助，11%的老人需要完全照护。但农村家庭小型化和家庭照料功能严重弱化，在外打工子女鞭长莫及，独生子女无能力照护，邻里互助解决不了长期问题，因此，农村对老年社会服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基本是空白。这种结构性制度性缺陷，使农村老年人照护服务方面的困难比城市更加突出。老年人精神生活十分困乏，在物质上的缺失固然困难，但是精神上的空虚更加可怕，贫困地区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问题，已成为了一个越来越需要我们重视的问题，许多农村贫困地区几乎没有任何老年人参与的文化活动。笔者去过很多孤寡老人家中，家徒四壁，连电视都没有，电灯都成了奢侈品，只有来了客人才勉强点亮，家中都是常年昏暗。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的社会观念也在悄然改变，从前那种热络的农村邻里景象已很难在农村看到，民俗民风也在渐行渐远。农村老年人蹲在家门口要么聊天打牌，要么无所事事，很难排解心理的寂寞和空虚。

我国城乡二元制社会结构让解决农村老龄化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二元制结构最大的恶果就是城乡差距的不断加大，优质的社会资源集中向城市聚拢，城市有优质的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资源，然而面对城市社会资源的日益丰富，农村则显得越来越落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养老医疗保障水平低，社会养老服务能力极差。农村大规模年轻劳动力迁向城市打工谋生，把老人留在农村成为“留守老人”。农村地区的这些“留守老人”，不仅自己无人照顾，平时只能“养老靠自己”，还要帮助照看“留守儿童”。其次，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长期在城市打工谋生的第一代农民工也将逐渐步入老年。他们虽然在城市生活工作多年，为城市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由于户籍制度、住房等原因的制约，并不是每个农民工都可以最终留在城市，很多农民工在慢慢老去以后还是要选择回到农村。这部分回去的农民工年纪都比较大，再加上本来就留守在农村里的老年人，让农村老龄化问题愈发严峻。但是纵观目前的老龄化研究，基本上还是以城镇为主，真正深入农村进行老龄化问题探讨的却很少。

农村扶贫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早开始解决农村老龄化问题。一方面，要对接城乡养老保障制度，实现养老公平与效益的双赢。构建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障体系是有效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切入点。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保障和改善老年农民生活的需要，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需要，已经成为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关键。虽然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但是城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明显强于农村，为此要强化国家对农民的养老责任，对接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制定和落实农村老年福利制度，长期给予农民养老福利的补贴。另一方面，要巩固传统家庭养老制度。提高0.5～1个幅度的政策性总和生育率，以生育率的适度回升重建农村家庭养老制度，加强家庭养老功能。生育政策和养老政策密不可分，尽快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是负责的也是有远见的。国家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强调了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作为子女赡养人有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抚慰，照顾老年人特殊需求的义务。但生育的独子化、家庭的小型化以及人口的流动都导致农村家庭养老照料功能的严重弱化，农村老年人赡养问题正面临多重考验[2]。

参考文献

[1] 王桂新.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显著地加重[N].北京日报，2016—02—29.

[2] 穆光宗.农村老龄化爆发双重危机[EB/OL]，中国网，http://opinion. china.com.cn/opinion_53_900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