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申报数量，提供法律保障，告别过去撒胡椒面的状态
“保护非遗，必须告别过去撒胡椒面的状态。”分管了几年非遗工作的郭林总结道。
由于前几届的非遗申报工作，命名立项尺度失之于松，项目鱼龙混杂，重复很多。“仅贺兰砚制作技艺，就有7个市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剪纸、刺绣，几乎每个地区都要报几个。这使得非遗项目泛滥，拉低了艺术价值。”郭林说。
2016年将要申报第四批市级非遗项目，银川市将依据现有项目情况严格控制申报数量。
“必须理顺机制，从艺术价值、保护价值、历史文化价值上提升非遗的高度。”郭林说，为此，银川市2015年出台了考核非遗传承人与传承基地（点）的细则，并加大了优秀传承人的补贴额度。
郭林建议，进一步加大对于非遗传承保护的专项资金，“银川市2013年以前，非遗保护专项资金才5万元，从2014年开始提升到了10万元，这对于非遗保护而言，杯水车薪。”
有限的财力下，银川市仍然创新了不少非遗管理的模式，2009年成立的非遗传承人联合会便是其中之一，“过去对非遗传承人的管理一直松散，通过联合会不仅能让他们拧成一股绳，也能让他们更好地向政府表达诉求。”银川市文化馆馆长季妍介绍。
“传承与保护，这不仅仅需要创新体制与载体，还需要法制保障。”郭林认为。
非遗传承人大部分都是“泥腿子”，虽有一技在身，却难以用法律自我保护。丁和平有一次在某博览会上发现，有人打着他的名号在卖二毛皮，气得他差点动起手来。这种现象，如今在各地都普遍存在，打肖像权官司，成为很多非遗传承人的烦心事。
“这种事越来越多，2011年国家出台非遗保护法，但出台之后却因为部分法条的空泛，没有产生预期效果，4年来，竟然没有一起相关案例。完善这部法律，给予非遗更多保护，是一件急迫的事情。”张洁说。
而非遗传承人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近年来开始逐渐显现，不少人不再醉心于追求技艺，而是给自己谋私利。
“传承人自身也要加大学习，提高自己的素养，精进技艺，唯有如此，才能将非遗传承推向良性循环。”郭林说。
■ 《人民日报》记者 朱磊/文
原载于2015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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