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紧趋向宽松

中国图书价格管制：从严紧趋向宽松⁽¹⁾

图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思想、文化、科学的传贮工具，在大众传播网中，是一条重要的传播渠道。正因为如此，图书价格的上升，哪怕是轻微的上升，都会引起公众的不满，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这都是常见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所有的出版社，包括私营出版社和国营出版社，甚至是国家级的人民出版社，均由自己决定图书的价格，其定价原则是“成本＋利润＋税收”。这一阶段，政府对图书业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出版方针的制定和监督执行方面，对书价并没有具体的要求或规定。1956年，随着中国图书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政府为图书出版业规定了“保本微利”的经营方针和定价原则，与此适应，从那时起在全国实行图书统一定价标准，即对图书实行价格管制。当时的这个图书定价标准一直维持到70年代末⁽²⁾。这一期间，政府先后制定了近20个有关图书定价问题的文件，其中，除个别文件为略微调高定价标准外，绝大多数是要求降低定价标准。从总体上看，这一期间图书价格管制政策的实施是十分有效的。

进入80年代以来，长期稳定的图书定价标准开始被出版社突破，平均印张价格逐步上升。到1984年，由于纸张价格和印刷工价等的推进，按照过去的定价标准，出版社已难以做到“保本微利”，所以政府首次全面提高了各类图书的定价标准。这是1985年中国图书价格大幅度上升的直接原因。这一年上海图书价格上升了40.3个百分点。之后，一方面由于成本的继续推进，以致国家不得不经常对定价标准做一些局部的微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为了保证学术类图书的出版，规定印数在3 000册或5 000册以内的学术著作可以按照成本定价⁽³⁾；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入，图书出版业已逐步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出版社的利润动机趋强，有了突破价格管制的冲动。这两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起，致使1988年中国图书价格又出现了一次大幅度的上升。这一年上海图书价格的增幅是42.57%，这种局面还在持续，1989年上海图书价格的增幅为46%。图书价格如此大幅度地上升，促使人们对图书价格管制的定价方式这样一个较为深层的问题进行思考。

（一）成本与定价方式对小印数图书市场成长的影响

1988年上海书籍出版品种总数中，印数不足5 000册的占25.89%，但这些图书对平均定价的影响却占到41.09%。这就说明，印数不足5 000册的书籍构成了支撑1988年上海图书价格上涨的主要力量。5 000册以下的小印数书籍可以按成本定价，较少受到价格管制的约束，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其的观察，来认识价格管制及现有定价方式的一些不利影响。

1.成本与利润的“剪刀效应”。

如前所述，中国现行图书全国统一定价方式是1956年开始实行的，它的基本特点就是不计成本，不问需求，不管质量，基本原则是保本微利，将图书按内容分类划档，然后规定每个印张的价格。在这种管制价格下，相当多的图书的出版通常可以弥补成本，且有微利。但是，对印数少于10 000册，尤其是少于5 000册的小印数图书市场来说，规定价格便明显地构成了出版社进入的障碍。

为了说明价格管制对小印数图书市场成长的影响，我们首先把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作一比较。

在图书标价中，出版成本占了大部分，而单位出版成本又是随印数增加而下降的。所以，一般说来，图书生产是存在规模经济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前富兰克林图书研究会主席D.C.Smith Jr.于1975年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列出以下数据（见表1）：

表1　发展中地区图书出版成本占图书标价的比例　　单位：%

资料来源：Datus C.Smith Jr.，Economics of Book Publish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Unesco，Paris，1975。

为了与中国现有数据进行比较，我们把表1略作调整，设1 000册时图书出版成本为100（见表2）。

表2　发展中地区与中国上海图书出版成本的比较

*中国上海只有起印点为2 000册的数据。

资料来源：Datus C.Smith Jr.，Economics of Book Publish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Unesco，Paris，1975；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从表1、表2中可以看出，在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地区，图书生产的规模经济都很明显，印数在10000册以内，单位出版成本是递减的。然而，中国上海的出版成本递减速度在这个范围内要比其他发展中地区快得多，从1 000—5 000册，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平均值只下降10多个百分点，而上海则下降了50%左右（1983年的数据与1988年的数据高度一致，足见这种关系是较为稳定的）。只是到了10000册以上，上海出版成本递减的速度才放慢下来，与其他发展中地区10000册以内的平均值相近。这就表明，一方面中国出版成本曲线较其他发展中地区陡，另一方面，超过10 000册后，中国出版成本曲线斜率开始平缓。

现在我们来看中国出版成本曲线的位置。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小印数图书中，中国出版成本内制造成本（排版、印订成本）所占比例较高（见表3）。

表3　中国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小印数图书

制造成本占出版总成本比例的比较　　　　　　单位：%

资料来源：Datus C.Smith Jr.，Economics of Book Publish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Unesco，Paris，1975；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表3列出的是制造成本占出版成本的相对数。数据表明，上海的出版制造成本所占份额在10 000册以内明显高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出版成本中的其他费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大致相当，所以，根据表3可以得出中国小印数图书出版成本曲线的位置较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为高的结论。

中国小印数图书的制造成本为什么如此之高？随着印数的增加为什么又下降得那么快呢？有一种解释是，中国印刷业的技术设备不完全适应小印数图书生产的要求，印刷装订工价都以较高的印数起价，在实际实行中，一般在2000—5000册之间，且印刷3本3000册的图书的印刷装订费用要高出印制1本9 000册图书的1倍。其他制造成本的确定也很不灵活。80年代初期和中期为了适应图书超常规高速增长的需要，填补印刷生产力的缺口，中国一些重要的出版基地从国外引进了许多高速印刷机，这类机器设备用来印刷小印数图书是很不经济的。这种情况与香港等地印刷能力的小型化、多样化形成对照。当然，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点还在于印刷业中一度缺乏有效的竞争；1986年后，大量的乡镇小型印刷厂进入印刷行业后，小印数图书的实际排版印刷装订费用曾略有下降⁽⁴⁾。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图1：

图1　中国上海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版成本曲线

图1表明，中国上海的出版成本曲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版成本曲线呈现这样的态势：印数越小，两条曲线的差距越大；印数越大，两条曲线的差距越小。需要说明的是，图1中10 000册印数以上的成本线是假设的，因为我们缺乏必要的资料。

当然，仅仅以印数在10 000册以内的图书的出版规模经济，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得多这一点，还得不出中国印数在10 000册以内的图书市场难以进入的结论。根据一般的规模经济的概念，当生产量越大价格越低时，会给占领较大市场份额的厂商带来成本优势，他们可以较低的定价把产量小而定价高的厂商挤出市场。这就是由规模经济造成的进入市场的壁垒。但是，图书是一种很特殊的商品，其产品差异可以很大，甚至可以说，市场上几乎每一种书都是不同质的。因此，每一种图书面临的市场都是不同的。一种图书可以印行几百万册，定价可以远比一般图书低，但它却无法排除只印了2 000册的图书的市场存在。出版业的规模经济并不能有效地影响市场结构，也不能影响市场行为。

只有当图书成本加速递减与图书价格管制相联系时，才真正形成进入小印数图书市场的障碍。把受到价格管制的中国的出版利润与未受到价格管制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版利润作一比较，便可以看出价格管制对小印数图书市场利润的影响情况。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反映这种影响，我们进行这样三种估算：（1）假定每个印张的最高限价为0.23元；（2）把封面装帧、插页等成本因素考虑进去，根据1985年上海版图书20个样本的抽样，这类因素占正文定价的10%左右，则调整后的最高限价为每个印张0.253元；（3）把出版社突破管制价格的因素和封面装帧等因素一并考虑进去，根据1988年20个样本的抽样，这类因素要占到正文定价的56.56%，则调整后的最高管制价格为每个印张0.36元。据此，我们列出表4。

表4　发展中地区和中国上海图书印数与利润关系的比较

续表

*只有2 000册时的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Datus C.Smith Jr.，Economics of Book Publish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Unesco，Paris，1975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有关数据计算得到。

从表4中可以看出，中国图书的印数越小，利润下降越快，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其递减速度十分惊人。无论按哪一种方法来估算，印数在10 000册以内的图书几乎都毫无盈利。如果把这一区段内成本的急剧下降与亏损的大幅度减少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图2。

从图2中可以看到，越往左，亏损额越大，我们权且称它为把图书从小印数市场中挤出去的“剪刀效应”。P₀为假设的某一管制价格。可见，由于价格P₀被限制在过低的水平上，致使10 000册以内印数的图书完全不能盈利。

综上所述，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印数不足10 000册的图书市场的弱小确实与图书价格受到管制有关。从表4可以看出，虽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图书也呈现出印数越小、利润越低的特点，但是即使印数只有1 000册，平均出版利润还是正的。中国的图书要达到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利润水平，在印数为2 000册时，每个印张的价格应定为0.988元；在印数为5 000册时，每个印张的价格应定为0.4626元；在印数为10 000册时，每个印张的价格应定为0.3013元。而很长时期内中国却把每个印张的价格限定在0.20元或0.23元⁽⁵⁾，这是造成出版业在印制小印数图书时出现很大亏损的重要原因。

图2　图书价格管制下的“剪刀效应”

2.定价方式对小印数图书市场的影响。

国际经验表明，图书定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每一种图书的内容都是不同的，所以有必要在确定印数前进行市场调查。在不知道市场销售前景的情况下定价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国外一般认为，只有两类图书的价格比较容易确定：一类是教科书，这类图书的市场需求完全是确定的；一类是学术专著，这类图书的需求弹性较小，可以预先大致估计出一个最低需求量。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图书定价的方法是不很精确的，因为这些国家的图书市场不很明确，加上出版发行人员素质较差，因而根据预期销售收入估计单位成本就显得十分困难，所以，为减少风险，出版社大多限制印数，并退缩到比较安全的市场，特别是教科书市场。

但是中国出版社却迟迟不肯退入这种小印数“安全”图书市场。中国出版社关心的头号问题不是商业风险，而是能否销出“保本印数”。如果新华书店不能接受保本印数，那么通常的做法就是不出这类书。中国出版社并非无视需求，他们与任何厂家一样，关心其产品能否销售出去，尽管这种关心的程度是不同的；保本本身也是厂商决定生产与否的主要因素。问题是出版社在定价时几乎毫不考虑需求，于是“保本”与否完全是数量调整，而不是价格调整问题了。比如某种书印8 000册时每印张定价0.34元可以保本，而在只印3000册时，每印张却要定价0.65元方可保本。中国出版社的“保本”，几乎总是前一种意义上的保本。一方面书价管制阻止小印数图书的印行，而另一方面定价时忽视需求，不做调整，又进一步抑制了要求对需求变化反映甚为敏感的风险较小的小印数图书市场的发展。

中国出版业的“保本微利”原则的实施过程是：先由出版社根据书店上报的订数，估计出一个“合理印数”，然后在制造成本表上找到与该印数所对应的制造成本，加上通行的、不变的发行折扣，再加上稿酬和5%—10%的出版利润，就可以定出一本书的价格。如前所述，对小印数图书来说，在价格被管制的情况下，不仅不可能有微利，就是保本也很困难。

中国图书定价原则的最初确定，是建立在出版社不承担销售风险的基础上的。出版社可以不关心推销活动，完全根据书店订数决定印数。出版社既然不承担销售风险，也就没有必要在确定价格前了解需求情况。出版社面对的是书店既定的要货量，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不承担或尽量避免承担商业风险的新华书店是否能真正了解需求，并按照这种信息确定要货量，是很值得怀疑的。由于出版社不承担风险，一旦书价确定，利润也就确定了。利润、成本和价格的关系如此简单明了，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困难。一位英国出版界人士曾将中国出版界流行的“要想降低书价就要增加印数”的说法，贬之为不高明之举。实际上不高明的是他。他一旦了解到中国出版社不承担销售风险，图书一生产出来就等于销售出去了，那么他就会理解为什么中国出版社剩下要关心的只是制造成本的规模经济问题了。

1985年以后，尽管出版社在确定印数时主要还是根据新华书店的报数，但出版社自办发行的份额却在显著增加。由于出版方面商业风险的增加，出版社定价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考虑价格根据需求弹性的预测进行调整，从而在总体上对需求的关注也在增加。

现在我们来讨论在过去的中国图书出版发行的合约关系下，当不存在价格管制时，忽视需求的定价方式所存在的问题。

如果没有价格管制，图书的定价非常类似于垄断竞争的情况，即在每一种图书的市场内，出版社可以视自己为垄断者，可是在这个市场内的定价又受到其他相似出书品种定价的影响，因而又存在竞争。我们先假定其他出版社竞争的影响不存在，那么，图书的定价可用图3来表示。

图3　不存在竞争条件下的图书定价方式

假设印数小于10 000册的图书市场的平均成本为AC，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该区段的平均成本是急速趋于下降的。d₁d₁的印数是5 000册时的需求曲线，由Q_A所示，与AC切于A点，在长期均衡时，超额利润为零，价格等于平均成本；d₂d₂为印数是10 000册时的需求曲线，由Q_B所示，这严格说来是另一个市场，但出版成本却可以假定相同，则其最优生产点为B，是d₂d₂与AC的切点。显然d₁d₁曲线的需求弹性比d₂d₂曲线小，这是符合经验上我们所感觉到的常识的，即印数越小，该市场需求弹性越小。P_A比P_B高，因为印数越小，则（1）需求弹性小，（2）平均成本高。

在图书出版体制改革之前，一般说来，出版社是不关心图书销售的，也很少关心图书市场需求的信息。出版社的印数主要是根据新华书店的报数来确定的，图书出版后，也由新华书店包销。问题是新华书店营业员了解的信息非常有限，他们仅仅是根据数百字的新书简介和经验来报数的。面对数以万计的图书，即便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似乎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动力去关心准确的需求信息，听取读者的反映，了解各类图书的销售实绩。因此，对需求估计有偏差是正常的。1984—1985年以前，中国图书市场的总体格局还是一个由卖方决定的市场，出版的图书不敷需求，因此新华书店的报数一般总是偏高的。这种偏高的报数在市场持续扩张的条件下，并非是非理性预测。一种最优印数为5000册的图书，新华书店可能会报10000册，即需求线被高估，从d₁d₁移到d′₁d′₁，该线与B相交，此时的最优定价应为P_B（进一步将d′₁d′₁等同于d₂d₂⁽⁶⁾）。这时，市场比如说销出8000册图书，由Q_C所示，这样，由于新华书店对需求的预测有错误，出版社就损失了P_AAKP_B的面积与KCQ_CQ_A面积之差所示的面积的销售收入。当然，这个损失最终也是新华书店的损失，可是，新华书店却认为预测错误造成的损失只有Q_CCBQ_B面积那么大：因为它预测销售数量OQ_B，但只销售出OQ_C。在一个市场持续扩张的时期，这个预测错误造成的损失几乎不能算是损失，因为今后的市场还会扩大，Q_CQ_B这部分存货也总是可以卖出去的。

但是，当1984—1985年后图书市场的性质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后，市场持续扩张的势头自然也就停止了。这时，新华书店不但要承担自己预测失误部分的损失即（Q_CCBQ_B），还要分担定价过低造成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新华书店开始承担不了如此之大的风险，积压出现并日趋严重，以至不得不减少报数，甚至不报数。这反过来就迫使出版社减少印数，或者不开印。

在出版社不关心也不了解实际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当新华书店通知它印OQ_B时，它便根据一贯奉行的“保本微利”的原则，定价OP_B；这个价格显然偏低，它也是造成中国小印数图书市场定价过低的一个原因。而如果出版社能够了解实际需求弹性的话，它就会把新的需求线看作是d′₁d′₁⁽⁷⁾，定价P_A，印数为OQ_C，这时，出版社的收益可以大增，而预测失误的损失全由新华书店承担，即由AMQ_MQ_A面积所示（此刻新华书店的要货可以修改为OQ_M）。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无论是出版社还是新华书店的损失都会比以前那种情况下的损失小。这块AMQ_AQ_M面积也可以看作是出版社不注重需求的代价。

在传统的图书出版体制中，由于出版和发行部门都忽视需求，从而使定价方式极不利于小印数图书市场的成长，给双方都带来了损失。在中国图书业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后，过去那种适应简单的、固定的商业联系的出版、发行体制面临着挑战。

（二）图书价格管制：从分类管制转向最高限价管制

从表面上看，在图书价格受到严格管制的中国图书出版业，居然通行着“保本微利”的原则，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从前一节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在价格管制下，小印数图书市场根本无法保本，当然更谈不上微利。中国出版社实际上不仅不是按照保本来定价，也不是按照需求来定价的，而是根据人为的指令来定价的。这就是通行中国30多年的书价管制。

1.价格管制的演变：对涨价的影响。

图书的价格管制在中国已实行了30多年，其管理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严格的分类管制到最高限价管制的过程。

从1956年起，中国最初的图书管制价格是：全国中小学课本每印张定价幅度为0.046—0.049元，书籍每印张的定价幅度为0.06—0.20元，并且只有科学技术类的学术著作才能按照最高标准即每印张0.20元执行。这个价格水平的管制一直持续了近30年。1984年，中国首次全面地提高了各类书籍的管制价格：社会科学、文艺类书籍每印张定价幅度为0.075—0.16元，自然科学技术类书籍每印张定价幅度为0.08—0.23元。1986年再一次提高了价格管制水平：社会科学类书籍的最高限价为每个印张0.23元，自然科学类书籍的每个印张为0.28元。这是中国最大的一次书价调整（实际上，不过是对1985年书价实际大幅度上涨的事后承认）。1989年，新的价格管制标准再次放宽为社会科学类书籍最高限价为每个印张0.25元，自然科学类书籍为0.31元。1989年的价格管制标准比1984年前的价格管制标准放宽了二分之一左右，然而，这个提价幅度最多仍然只能解释实际书籍印张价格上涨幅度的一半⁽⁸⁾。

这表明，图书价格能不能涨或涨多少，不仅受到最高限价的约束，还受到管制内容或性质的影响。1984年以前的价格管制，既复杂，又具体。它先把图书分成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大中专教材；图片、图册；封面、插页等5类。其中每一类又分5—10多个档次。然后，再按照不同的类别分别制定定价标准。我们把这种繁杂的管制称为分类管制。实际上，各个类别之间的区分不很明确，很难界定清楚，有许多可以任意解释的款项，这样的管制怎么可能认真地执行。我们认为，图书价格管制能否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其规定或条文等是否完美，而在于出版社是否具有独立的利益。80年代以前的价格管制之所以比较成功，其成因就在于，当时的出版社实际上是行政实体，不存在独立的利益，无法排他性地占有提高书价所形成的那部分收益，因而它不存在突破价格管制的动机。然而80年代后，尤其是1984年以来，出版社逐渐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并开始关心图书的销售收入，这样，原来支持分类价格管制的最重要基础就开始动摇了。

支持分类价格管制的第二个因素是政府保证投入品的供应价格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例如，1980年以前，政府对所有的出版用纸都是计划供应的，还用财政补贴的办法维持较低的计划价格；排版、印订的工价也长期被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然而，这些因素进入80年代后都逐渐消失。国家对排版、印订工价在1981、1985、1988年作过多次上调。纸张的计划供应越来越小，财政补贴早已取消，价格逐年上涨。表5是1978—1989年上海出版物资供应站供应上海出版社52克凸版纸的价格变化情况。

表5　1978—1989年上海52克凸版纸价格变化情况*　　单位：元/吨

*1988年开始，市场价也进入统计范围。上述价格是上海出版物资供应站出售给出版社纸张的价格，不包括出版社自购纸张部分。1988年纸张市场价比供应站指导价约高4.94%，1989年初，市场价比供应站指导价约高2.92%。由此看来，市场价和指导价的差距十分微小，且有接近趋势。

资料来源：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表5显示出，1989年初纸张价格与1978年相比，差不多涨了2倍。如果考虑到物资供应站供应的纸张，1984年以来只占到上海出版社用纸量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纸张，出版社需按高于物资供应站价格的市场价格购买的话，那么，十多年来上海出版社纸张成本上涨2倍的判断还可能是低估的。

现在我们来看支持分类价格管制的第三个因素。从平均印数来看，1978—1981年是中国图书出版业最景气的年份。这四年中，每种图书的平均印数分别是22.914万册、21.848万册、23.459万册和21.476万册，创历史纪录，以后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一水平。如此之高的图书单位印数，如此旺盛的扩张势头，分明是维持低书价的极好支柱。当时，小印数图书市场还极其弱小，一种书印几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是很常见的。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每个印张0.06—0.20元⁽⁹⁾的价格管制标准来制定书价也还是能得到十分可观的利润。问题是，当时的纸张是由国家计划供应的，印数越大，需要国家供应的纸张越多，这势必造成纸张供应的紧张。不少人至今仍对当时纸张供应短缺的紧张状态记忆犹新。因此，为了维持纸张低价，政府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增加对纸张供应的财政补贴，要么减少满足出版社要求的概率。在前一种选择下，政府感受到了维持价格管制的代价；在后一种选择下，用纸成本必然会提高。所以，图书的大印数一方面构成了支持价格管制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威胁着价格管制的维持。更何况现实情况是，1982年以后，单位印数一直趋于下降。

当然，即使以上因素使价格管制不能有效地执行，政府也还是可以用强制方式或者补贴来补救的。但是，强制方式没有多大意义，而财政补贴也只能维持一时。价格管制的长期有效实施是绝不可能通过财政补贴来维持的。中国的经验正好是这样：一旦价格管制损害了生产者的利益，多半不是用补贴来维持，而是让价格管制让路。

从80年代初开始，价格管制的内容开始起了变化。最有力的例子是，1980—1983年，没有任何官方正式批准的调价方案出台，但是根据我们的抽样调查，此时期学术著作的平均印张价格却在不断上升，增长了近23个百分点。另一个事例是，1979年，政府批准中外文学名著的每个印张价格从0.065元增高到0.075元⁽¹⁰⁾，但随后其他类书籍的定价也普遍提高，一发而不可收，最后官方也不得不对此予以承认。此后，政府宣布的调价开始带有一些事后追认的特点。与此同时，另一个值得重视的事实是，在管制价格屡被突破的同时，最高限价却很少被突破。据我们的抽样调查，1980—1983年间的60个样本（学术著作）中，没有一本书的定价突破每印张0.20元的最高限价⁽¹¹⁾，但与此同时，平均每个印张价格却上涨了23个百分点。

图书价格上涨的部分原因可以归于印制质量的提高。不可否认，近年来图书的装帧材料、版式设计等均有所提高，但对1985年上海20个样本观察的结果是，这类因素不大可能超过实际上涨价格的三分之一。更大的可能是，借着这种印制质量的提高突破分类价格管制，如突破封面装帧、插页的定价标准。

为了直接估计实际定价突破分类管制的规模，我们选取了1983年和1984年这两年的40个样本。这些样本是任意抽取的。用分类管制法估计实际正文印张价格与分类管制正文价格之差，将其占分类管制正文印张价的比例视为实际定价超出分类管制价的幅度。需要附带说明的是，这一幅度并不必然是指突破分类管制的规模，有一部分可归因于前面讲到的印制质量的提高。结果见表6、表7。

表6　1983年中国图书价格突破分类管制的幅度

续表

表7　1984年中国图书价格突破分类管制的幅度

表6、表7显示出，超出分类管制定价的情况非常普遍。1983年20本书中有13本超出，1984年则有18本超出。平均超出的幅度，1983年为8.6%，1984年为36.3%。这种超出分类管制价格的情况在1984年以后更加严重。

根据1983、1984年以及早些时候的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推断1984年前后价格管制的性质、内容有了一个很大转变：政府对分类价格管制标准的执行不再特别关注，而把价格管制的重心放在最高限价上。政府在此同时并没有放弃分类价格管制这种形式，而正是利用这种形式来放松控制。从表面上看，政府并没有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但在这种形式下，却把越来越多的书价放了出来，只受一个最高限价的约束。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分类价格管制这种形式，本来就有很大的解释余地，而解释权又掌握在实施价格管制的政府手中。政府可以辨别、决定对哪些类别的图书定价掌握较紧（如教科书），对哪些类别的图书定价掌握较松（如学术类图书）。当成本上升较快、出版社要求调价压力增大时，政府可以通过这种便利来放松管制；与此同时，政府继续控制最高限价，以造成维持价格管制的正面形象。

这种趋势1984年后一直没有中断过，而且人们在定价时越来越多地接近于最高限价，而很少注意分类管制的约束。一般认为，直到1988年，最高限价的管制还是十分有效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论述。

政府在间接放松管制的同时，也采取直接放松管制的做法。例如，鉴于1985年以后的小印数图书市场的大量发展，而管制对这部分图书保本的不利影响太大，政府放开了3000或5000册以下印数的图书定价权。1988年，书价出现了又一次大幅度的上升，许多图书（不仅仅包括5 000册以下的图书）的实际定价开始突破每个印张0.23元的最高限价⁽¹²⁾。从这一发展趋势看，最高限价也不可能保持不动，最终会放开越来越多。

（三）放松图书价格管制的影响

图书价格管制的放松，对出版社的定价行为及印数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检验这些影响，我们随机抽取了1980—1988年这9年中上海出版的书籍作为样本。每年平均样本为20个，共约160个样本。对于严格的相关分析来说，这样规模的抽样调查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但平均来看，这样抽样还是可以看出一般趋势的。为了比较1983年后价格管制放松的情况，我们分别列出两个时间区段，即1980—1988年9年平均数与1983—1988年6年平均数。我们把样本分为3个印数组，分别是N₁（5000册以下），N₂（5001册—10000册），N₃（10 000册以上）；分成3个价格组，P₁，P₂，P₃分别代表各印数组落在低价格、中等价格和高价格组的概率，其中，低、中、高的划分是取每年20个样本次最高价与次最低价的平均数除2得出的（见表8）。

表8　放松图书价格管制对小印数图书定价行为的影响（抽样）

从表8可以看出，9年中印数在5 000册以下的书籍中41.5%倾向于定价较高。如果看6年平均，则52.5%倾向于定价较高。这表明印数小于5 000册的书籍定价高的机会较多，在放松价格管制后，这种机会增加更多。从另一个方面看，印数在10 000册以上的书籍约一半左右倾向于定价较低。这个结果证实了这样一个判断：当印数增多时，定价倾向于较低，而当印数减少时，定价倾向于较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这一点。表8中，9年中印数在5000册以下的样本占全部样本数的15.2%，而该组占了全部样本落在P₃组机会的35.5%；6年中该组（N₁）样本占总样本的15.8%，而该组占了全部样本落在P₃组机会的42%。这说明，印数最小组对于高定价的影响明显超过了它对平均定价的影响。

上述至少说明了两个结果：第一，也是最直接的结果：不论是在价格管制较严格的时期，还是在价格管制放松以后，印数少于5 000册的书籍相对于其他书籍而言，定价较高，受价格管制的限度较少；价格管制放松后尤其如此。这说明政府意识到小印数图书市场受价格管制造成的损失最大，在执行价格管制上变通也较多。第二，印数越少，定价越高，表明出版社较为关注盈亏，尤其是在价格管制放松后，小印数图书市场高成本问题部分反映到定价中来。

表8还反映出另外两个问题：（1）虽然印数越小，受到的管制越松，而且1985年放松管制后还曾明确规定印数不足3 000册或5 000册的书籍可以按照成本定价，然而从表8上看，价格管制放松后，定价偏高的比例上升得并不快，即使按6年平均看，N₁组中也还有12.2%是定价较低的，可见放松价格管制后“释放”出来的书价上涨压力并不那么可怕。（2）印数越大，也不见得定价就一定越低。比如，N₃组定价落在最高组的概念还是有20%多，可见，出版社追求利润的定价并未居支配地位，定价还是存在不少不顾成本和需求的情况。

表8作的估计尽管反映了印数和定价关系的一般趋势，但由于调查资料的局限，不可能确切知道印数对定价的影响，也不可能确切了解印数较小组的定价比印数较大组的定价到底高多少。现在我们用1988年上海出版物的资料来弥补这一不足（见表9）。

表9　1988年上海版书籍印数对图书定价的影响单位：元/印张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资料计算。

从表9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点：第一，1988年上海全部书籍中，印数5 000册以下的占25.89%，然而该印数组对定价的影响却占了41.09%（＝0.54903×25.89%/0.3459），这个结果与抽样调查的6年平均结果十分相似。其中新出品种的定价越高，印数较小组对平均定价的影响越大，差不多占了一半。

第二，5 000册以下书籍的定价比其他印数组高得多，这种差距主要应由管制程度的不同来解释。它说明这部分书籍的定价受到的管制要比其他类书籍松得多；就是从绝对数看，1988年每个印张定为0.54903元，这个水平与成本相当接近了。其他几个印数组的平均定价则相差很小，而且新出书与合计数的平均定价在5 000册以上印数组中相差很小⁽¹³⁾，这表明最高限价管制还是十分有效的。引人注目的是，重印书的平均定价比新出书低得多，而且各印数组定价没有显著的差别。这一方面是因为对重印书的价格管制较为严格，另一方面是因为重印书大多都有一定的盈利，因此出版社就较少考虑其提价问题了。

第三，图书价格管制的放松与小印数图书市场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从表10中可以看出，1988年上海版书籍中，印数不足5 000册的占了25.89%，不足10 000册的占了43.63%；其中新出书中不足10 000册的占了近一半。如此高的比例，是几年前不可想象的。我们认为，放开印数不足5 000册的书籍的定价是推动小印数图书市场增长的一个因素。这种因果关系也可以反过来理解：正因为小印数图书市场发展起来，即印数不足10 000册的书籍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由管制产生的“剪刀”压力越是成为障碍。仅仅用过去那种以盈利品种弥补亏损品种的交叉补贴办法，即以书养书，已不足以解决成本过高的问题了，这就迫使政府放宽对这类书籍的限价，而不仅仅是从分类管制转变为最高限价管制。

仅仅放开印数5 000册以下书籍的定价这一项，大约就使1988年上海的书籍价格上涨了17.5个百分点⁽¹⁴⁾，使1988年上海新出品种平均价格上涨了27.3个百分点。这种代价从政治上看是很大的，但却是值得的。因为，如果1988年上海市政府要用补贴将印数不足5 000册的书籍价格维持在与其他印数组书价相近的水平（比如说稳定在每个印张0.30元），而所出品种数又不变的话，那么政府要补贴1 600万元，这笔数字恐怕是令政府无法承受的。

取消价格管制对于发展小印数图书市场极为重要，而小印数图书市场的发展则是中国图书出版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生产者之所以选择小印数图书，是为了减少风险。只有那些开始关心出书风险，关注图书市场的出版社才会选择进入这一市场。小印数书籍利润十分微薄，经过一番磨炼，出版社开始熟悉市场，才有了较强的预见力。从消费者方面看，他们也迫切需要出现这一小印数图书市场。那些需要量不大的书籍往往有十分稳定的市场（需求弹性小，十分安全），如学术专著等，这类图书的出版对于科学文化的发展十分重要，然而在原有的大印数市场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出版社对出版印数很小的书籍没有兴趣，于是形成了一方面销书难、一方面买书难的两难境地。

人们往往担心，一旦书价放开，书价就会暴涨，图书消费就会受到打击，市场就会萎缩。这种担心不仅在消费者中存在，在生产者中也存在，甚至有的出版社也常常自问，如果把图书每个印张的价格定为1.00元（例如印数为2000册时），谁能够承受得了？从1988年的图书市场情况来看，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我们在《中国图书业：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中已经指出中国图书市场需求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小印数图书市场（如学术类书籍）上的个人购买者往往位居社会中低收入阶层。但是，至少有这样两点可以帮助我们打消疑虑：（1）图书印数越小，团体购买所占比例越高，而团体购买者的需求弹性远比个人购买者小，即对涨价的承受力较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学术类书籍中的90%是卖给图书馆的。总之，小印数图书市场未必会真正萎缩。（2）最重要的是：放开书价，政府不再管制书价，不等于说书价可以不受任何力量约束。书价在市场上实际可定多高，将受到供给方竞争的约束。因此，只要出版社之间存在竞争，并对定价产生显著影响，那么，我们可以预言，书价绝不会暴涨，也不会持续上涨，当然这里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局部相对价格的上涨是不可避免的，那不过是对各类图书相对价格扭曲的调整。另外，中国图书出版业已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出版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越来越明显，书价绝不会定在需求曲线之上，这也是一个限制书价上涨的因素。近年来放开印数在3 000册或5 000册以下书籍的价格并未引起书价暴涨，就是最好的证明。

最后我们建议，为适应中国图书出版业已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这一转变，应进一步放松图书的价格管制，直至全面放开图书价格。在现阶段，可以考虑在继续管住课本最高限价的同时，在放开5 000册以下小印数书籍价格的基础上，再放开印数在5000—10000册的小印数书籍的价格，以加速小印数图书市场的发育，并最终使中国图书市场走向成熟。

放开5000—10000册书籍的价格管制，究竟会对图书市场有多大的冲击，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根据1988年上海的统计数据估计，放开这部分图书价格的影响要比放开印数在5 000册以下书籍的影响小得多。1988年，该印数书籍占上海书籍全部的17.47%，但对平均定价的影响只有14.9%。也就是说，即使该印数组书籍价格上涨100%，书籍平均定价也不过上涨14.9%；实际上该印数组书籍的价格如果在1988年放开的话，也绝不会上涨1倍。从上海的统计数据看，1988年该印数组书籍的平均价格是每印张0.29元（见表9），已接近实际成本。根据1988年较宽的估计，印数在5 000—10 000册书籍的平均成本价格（出版利润按10%计）大约是每印张0.38元。显然，即使出版社按此价格定价，该印数组书籍价格上涨率也不过是31%。可见，放开5 000—10 000册书籍的价格并不会导致平均书价猛涨。

目前价格管制的实行对印数在5 000—10 000册书籍的出版实际上已构成最大的障碍。而现实情况是，价格管制的逐步解除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只是一个形式上追认的问题了。据我们的抽样调查和1988年上海图书出版统计数据，印数在5000—10000册的书籍的价格有不少早已悄悄突破了每印张0.23元（排除封面、插页等因素）的最高限价。1989年上海图书价格46%的涨幅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一印数组书籍。可见，价格管制的最终解除，往往并不是一个冒重大社会风险的问题，它是以在实际施行过程中的成功实绩来证明其必要性的。

（原载《上海新闻出版》，1990年第1期）

【注释】

(1)杨龙、罗靖同志参与了本文的写作。

(2)从上海的统计资料看，这个标准要持续到1983年。

(3)1985年制定的部分学术著作的定价与成本挂钩的规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具体实行略有不同。例如，吉林等省把其仅限于3 000册以下的学术专著，而上海等省、市则把其限于5 000册以内的学术专著。

(4)乡镇印刷厂由于设备的限制，以印刷小印数图书为主。尽管乡镇企业的账面印刷工价与国营印刷厂相同，但乡镇印刷厂通常都要返回一部分现金或实物给出版社，所以乡镇印刷厂的实际工价要低于国营印刷厂。

(5)这个价格没有考虑封面、装帧因素。

(6)个别厂商估计的需求曲线与相似品种类总需求曲线相交点，在均衡时与平均成本线相交于一点，该点的价格—产量决策为最优。这是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基本点。

(7)根据我们一开始的假定，真实需求线是d₁d₁，最优的价格—产量决策是：价格定在P_A，印量OQ_A，新华书店高估了需求，这种高估的程度或者出版社并不知道，但他们知道高估需求曲线（d′₁d′₁）与原需求曲线（d₁d₁）斜率是一致的，因此他们预料定价P_A，可卖出Q_M，自然，他们不愿使自己失去AMQ_MQ_A所示面积的销售收入。注意，这里假定新华书店在报要货数时，完全不考虑出版社图书定价的高低。

(8)这一自然段中涉及的图书管制价格均剔除了封面装帧、插页因素。

(9)这个价格没有考虑封面、插页因素。

(10)同上。

(11)这个价格没有考虑封面、插页因素。

(12)这个价格没有考虑封面、插页因素。

(13)表9中印数在5 000册以上的书籍每个印张的平均定价在0.26—0.29元之间，扣除封面装帧等因素，基本上在1988年最高限价0.23元的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印数在5 000册以上的图书的定价与印数不足10 000册的图书的定价相关不过12%，而成本却相差1倍多。这表明印数5 000册以上的书籍并不按成本定价，而且不管印数如何高，都有向最高限价靠近的趋势。这进一步证实了分类管制已被最高限价管制所代替。

(14)表9中5 000册以下印数组可以说明平均定价的41.09%，所以17.5%＝42.57%（从第2页中得到）×4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