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商业文化与现代启示

明清时代的徽商和晋商并驾齐驱，作为一支实力雄厚的商帮，徽商的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多、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在商界首屈一指，其在从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商业文化更是被诸多学者所研究及推崇。徽商商业文化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诚信为本。徽商的诚信观念主要体现在：一是注重质量，杜绝伪劣。明代汪道昆在《太函集》中记载了徽商汪处士出门做生意，事先与其子弟约法三章，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毋以苦杂良”，即在经营中，不得在商品中掺杂使假。二是以德治商，以义为利。在义利关系上，坚持“财自道生，利缘义取”，此为徽商为人处事之本和经营决策之术。三是树立品牌意识，维护商业信誉。徽商通过信用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之后，十分珍惜并极力维护这种无形资产，视之比金钱更宝贵，从而涌现出一批“老字号”，如张小泉、王致和等。^[8]

第二，“徽骆驼”式的吃苦耐劳。“徽骆驼”是自明清以来人们对吃苦耐劳的徽州商帮形象的概括。徽商们一入商海，就不得不抛家舍业，奔波于江湖之间。光绪《祁门倪氏族谱》卷下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为了采木，他们可以深入云贵深山老林一呆十几年。为了贩茶，他们可以南下广州，北到辽东。为了建立市场，他们大到都市，小到村镇，“足迹几遍宇内”，甚至把生意做到海外，终于创造了富甲一方的奇迹。^[9]徽商在经商的过程中既要与自然界的恶劣环境斗，又要与商场、甚至官场的惊涛骇浪斗，即使受挫而矢志不渝，终成大业。绝大多数徽商都具有不断追求更高目标的进取意识。明清两代，徽商中就涌现了众多从白手起家到拥有独立资产的大商人。正是在敬业、拼搏和进取精神支撑下，这些“徽骆驼”们经过数代努力，不仅富甲一方，同时还提高了徽商在我国商界的整体地位。

第三，典型的儒商。宋元以来，徽州便是一个“文献之邦”，书院兴起，文风颇盛。所谓“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并非夸饰之词。在明代徽商就被称为“儒贾”，人们评价徽商“贾而好儒、贾儒结合”，是亦商亦儒的儒商。他们靠读书的优势，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所谓“左儒右贾”的徽商，看似儒贾并重，实质却是重儒轻贾。一般来说，徽人在儒业中失意，才转而经商。经商获利以后，为了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他们又“宁驰贾而张儒”，利用雄厚的财资，重振儒业。在儒贾方面，徽人一张一弛，交相为用。但徽人的最终目标还是业儒进仕、显亲扬名。把儒业作为终极目标的徽人，把儒家精神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因此徽商也获得“儒商”的称号，反映了徽商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特质。

徽商是中国商业的一次崛起，是商业文化的一次革命，今天，安徽人仍以当年的徽商为豪。安徽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会长吴昌期在谈及徽商时充满了激情地说，“徽商是安徽的名牌，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徽商对现代经济发展仍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

其一，重视商业道德，打造企业商誉。现代市场经济除了法制规范之外，其伦理基础和自律因素则是以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徽商诚实守信、以义制利的商业道德奠定了其几百年的辉煌，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无疑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信用经济，现代企业必须把诚信作为企业管理、经营和发展最根本的理念，坚持以义为上，以信为利、以质取胜、自觉摒弃和抵制各种失德失信的行为，改变既往“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的弊病。致力于自身品牌和商誉的打造，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屹立于不败之地。

其二，重视社会资本的运作。首先，徽商善于利用政治资本，能够处理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与封建势力的结合，既保障了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克服了各种给商业发展带来的障碍，大大改善自己的经营环境。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改革开放的今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企业的航向，企业家对政策的把握和运用，跟纯市场因素的竞争同样重要。徽商正是深谙此道，充分利用了社会资本的力量，正确处理了生产要素中人和资本的关系，从而获得巨大成功；其次，徽商还善于利用宗族力量，团结互助，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徽商重视群体力量的发挥，注重团结互助、以众帮众。他们在异国他乡，大量建立属于自己的组织——会馆，并以此为据点，团结同乡之人，互相帮助，协力并进。现代企业应该引以为鉴，积极主动寻找战略联盟并购或者合作，才能够获得支撑和保护，最终实现做大做强。

其三，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构建企业文化。在商业经营中，除了商品、市场、资金等因素之外，人力资本不可或缺，对企业的经营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徽州文化在徽商的崛起和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由“财富时代”过渡到“财智时代”，即一个财富与智慧共舞的时代，光有资本是远远不够的，面临新的挑战或新的游戏规则，现代企业一方面需要提升自身的文化知识水平，另一方面要改变传统的用才观念。徽商宽以待人、选贤举能、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对现代企业都有重要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