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念变革是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

造成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因素很多，如制度根源、科技根源、历史根源等，而观念问题是首要的制约因素。人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科学技术的掌握者和运用者，是企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和生态环境的维护者，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如果人的思想认识存在偏差，必然导致行为的非理性化。要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平稳健康发展，必须要进行改革，而最深层次的改革是价值观念的改革。如果人们判断事物对错的文化价值观念是不清楚的，甚至是紊乱的，那么人们就无法评价改革的功过、改革的阶段、改革的是非。如果人们内心世界那个价值系统是旧的或者是紊乱的，那么外于人们内心世界的那些宪制、体制、政策系统就不可能是新的和有条不紊的。因为人们会排斥任何与自己价值系统不符的外在改革。由此可见，观念变革是所有改革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一个层次。

从效率上讲，改革的起点也应该从观念改革开始，顺之以宪制改革，体制改革，最后才是政策改革。就如同建房子一样，首先必须有观念，然后有图纸设计，然后再安排建筑。这样的改革，成本低、浪费小。从现象和政策改革入手，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其改革成本最高，随时都有走回头路的可能，就像建了房子又要拆了再建一样。只有当人们心目中没有坚定信仰和理想社会模式，没有清楚的价值标准的时候，才会从现象改革入手。

从角色上，西部地方政府的观念创新是西部开发成败的关键。这是因为，各地方政府在西部开发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而它们又都不程度地存在着观念保守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这已成为制约地方发展的整个西部开发的最大的因素。众所周知，各级地方政府部分发挥与其地位相适应的作用，须转变政府职能。从根本上说，保守观念和官僚主义与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们的贫困和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工农间的缺乏流转、缺乏联系和协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其中的分散性、散漫性、文化贫困、不开化以及交通闭塞、缺乏联系和协作等，都是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同时，官本位、轻工商的观念在西部地区还一直存在着。中国从西汉开始，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重本抑末”一直占主导地位，在封建势力的挤压下，中国的社会工商业和商品经济一直未能获得充分发展。直到改革开放前，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十分低下。目前，在整个西部，这种情况仍很严重。百姓有了问题宁愿找“市长”不会找“市场”；政府的许多公务员，更是以高官自居；发号施令往往比提供服务来得更加容易、更加直接、更加习惯；欲将纳税人视为衣食父母无异于天方夜谭。地方政府对于所辖的各类(国有、集体、股份制或者外国独资等)企业，“管理意识”浓厚，“公仆”服务意识淡薄，面对许多社会经济现象，很少主动到“市场”上寻找答案。在西部，封建的和落后的观念仍有深厚的社会土壤。

同时，企业家观念创新也是异常重要的。中国东西部经济差距拉大的大部分浅层原因是由于中西部企业家数量与质量的悬殊。企业家阶层是一个地区社会制度、经济、技术、资源、资本等创新的推进者，其通过这些创新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西部地区由于前文所述各类落后观念，致使西部企业家队伍推进缓慢，优秀企业家缺失，只有企业家观念能够改革创新，才能带动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的改革和进步。

群众观念改革同时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群众观念落后导致地区观念的群体性落后，使观念落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非个体现象。历史的、地理的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诸多因素，造成了西部地区思想观念和意识的落后，正是这种落后的观念和意识，反过来又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和进步。

在整个西部大开发中，科技要创新，教育要创新，制度也要创新，所有这些都必须依赖于观念创新。观念创新是西部开发成败的关键，如果仍以僵化的、按部就班的传统思维方式去设计和进行西部开发，那么，如前所述的各种创新也就无从谈起，西部开发更就没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