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州至安东之中道—怀远

唐代营州至安东的中道，即发自“营州”，经“怀远镇（县）”，东至“襄平”的干线。这条陆路史籍中屡有记载，如《通鉴》所记：

隋大业八年（612）三月“癸巳，上（炀帝）始御师，进至辽水。众军总会，临水为大陈，高丽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济……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二日而成，诸军相次继进，大战于东岸，高丽兵大败，死者万计，诸军乘胜进围辽东城，即汉之襄平城也”^[23]。

大业十年（614），“秋，七月，癸丑，车驾次怀远镇。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高丽亦困弊”^[24]。

隋朝时三出辽东，均以无功而还。至唐时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首次亲征辽东，亦曾取此道：（贞观）十九年三月，“李世勣进至辽东城下。庚午，车驾至辽泽，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壬申，渡（辽）泽东。……丁丑，车驾渡辽水，撤桥，以坚士卒之心，军于马首山……上自将数百骑至辽东城下，见士卒负土填堑”^[25]。

同年九月，太宗由辽东“安市城”班师途中，“乙酉，至辽东（城）。丙戌，渡辽水。辽泽泥潦，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上自系薪于马鞘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沟驻马，督填道诸军渡渤错水”^[26]。

上述隋炀帝和唐太宗两次亲征辽东，取由的这条发自“营州”，经“怀远镇”、渡“辽泽”，而军于马首山，最后抵达“辽东城”下的干道，应即隋唐时由“营州至安东”（辽东城）的陆路中道。此道中古今著名的经行地，除“营州”（今朝阳）和“辽东城”（今辽阳）以外，尚有“怀远镇”“辽泽”和“马首山”等。以下按交通顺序试依次考述。

（一）怀远镇

该镇始设于隋代，初为怀远县，应设汉魏旧城上。《太平寰宇记》引《北蕃风俗记》云：“炀帝大业八年（612），为置辽西郡，并辽西、怀远、泸河三县。”^[27]大业八年隋炀帝所置辽西郡“怀远县”，即后来东征交通地理中的“怀远镇”之地。因其地有兵家之重，所以唐代于怀远旧镇又置有“怀远守捉城”^[28]。

从隋、唐两代东征所记录的交通地理看，“怀远”应在“通定镇”西南，“汝罗城”稍东北的中道上。《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载，唐贞观十九年（645），“李世勣军发柳城，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者，而潜师北趋甬道，出高丽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镇济辽水，至玄菟。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壬寅，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29]。

从《通鉴》著文看，贞观十九年“李世勣军发辽西柳城（营州治），多张声势，若出怀远镇”为虚；而“潜师北趋甬道……自通定镇济辽水”为实。证明该战役中的怀远镇必在北趋甬道的通定镇之西南。以往史家或多定唐“怀远镇”在今辽宁省辽中县辽河西岸辽中境，但多未能提出确证^[30]。笔者认为唐代“怀远”应置于今黑山县境西南之“蛇山子古城”。此地为见于前章的自汉魏以来的辽西重镇。

因为根据对隋、唐两代多次相继东征的交通地理分析，本书以为定怀远镇在辽河以西的辽中县境殆失之偏东。因为以隋、唐两代史籍中看，怀远与辽西、泸河二镇，俱设于大凌河流域及其毗邻地区。如大业七年（611），隋炀帝曾为东征下诏令：“其所役夫匠，至柳城以西者，复（免役）四年，至泸河、怀远以西者复五年。”^[31]

隋唐时“柳城”即在今辽西朝阳市。“泸河”当以平泸水得名，故地应在小凌河（平泸水）下游今辽西锦州北一带。而与“泸河”相邻、排列在泸河稍东，同时可“复五年”工役的“怀远”之地者，也必应在近邻小凌河下游和大凌河下游以东，而不可能东至辽河西岸的今辽中县境。从当时准备东征的军事地理上看，当年隋炀帝及其谋臣，亦绝不会不顾基本军事常识，把东征的“屯粮之所”怀远镇设置在紧靠辽河西岸、距离高句丽的“武厉逻”城近在咫尺的今辽中或新民市境。因此本书综合审定，隋唐东征之“辽西、泸河、怀远”相邻三县（三镇），都应设在靠近“营州”而远离辽东城的辽西为宜。故三县之地，都应分布在辽西大、小凌河流域及以东。如以三地均作为东征的屯兵储粮之所，又同在一条相邻的交通线上排定：“泸河”应在今锦州一带；“辽西”应在大凌河下游义县之南；“怀远”应在凌海市稍东北的今北镇以东的黑山县西南蛇山子一带^[32]。这样排定方与汉唐以来由辽西“柳城”出发，东渡大、小凌河，经“无虑”（北镇南）、渡“辽泽”东至“襄平”的古道交通相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黑山县西南蛇山子，再次复查，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发现的重要城址，有汉唐至辽金遗物丰富。2010年，在赴黑山县等地检查验收“三普”文物资料后，笔者更加勘信“蛇山子”古城应是继汉代以后的“无虑县”，亦即后来唐代的辽西交通重镇中道之“怀远镇”。

（二）辽泽

隋唐东征时的“怀远”中道，需要横渡辽泽达于辽东，史有确载。新、旧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屡次记载隋、唐两代东征，都曾跋涉于“泥淖二百余里”的辽泽之险。关于“辽泽”的地理位置，古今论者颇多，但亦多不能确指其地。其原因是，“辽泽”并不专指一具体地名方位，而应泛指渡大凌河东行，过北镇医巫闾山南北分水岭以后，由今北镇市闾阳以东，进入西沙河、绕阳河直至辽河右岸诸支流汇成的约100公里低洼泽沼之地。从《资治通鉴》中记载渡“泽东”而过“辽水”的方位看，准确地理意义上的古代“辽泽”，应指由辽河以西至西沙河下游约二百里泥淖之地。这一地区自古以来为辽河、绕阳河下游的沮洳泥淖之地，故称为“辽泽”，古今谓为险途。前章东晋咸和八年（333，前燕慕容皝欲东攻割据辽东的慕容仁，两军曾会于“险渎”。险渎者，为汉代辽东旧县，故址已知在今辽河西台安县孙城子古城。2010年6月，笔者偕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专家验收组，亲赴该城实地又一次考察，仍可见其地高出河岸数米的城垣台地及散布的汉陶片，城址明确。今台安县境，古时正在“辽泽”东境，数有辽水之患。“险渎”正是以古“辽泽”之险得名。故知由大凌河东渡辽泽，古来已有军旅通行。但因困于盛夏之际辽水下游以西“辽泽泥潦”“人马不可通”，军旅多选择春、秋少雨之际或冬季通行。即使如此，交通亦备受其难。古往今来，涉渡辽泽打通辽西陆路，成为东北古代道路交通史上的专门之篇。隋唐东征陆路之师，横渡“辽泽”，越“中道”天险，更采取了辽东交通地理上有史以来第一次采用的两项措施：一是“布土为桥”和“剪草填道”；二是建造浮桥以车梁渡辽泽之上，以越天险。

其一，如前引《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九年，“车驾至辽泽……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壬申，渡（辽）泽东”。同书卷一百八十二：“辽东久不拔，（炀）帝遣造布囊百余万口，满贮土，欲积为鱼梁大道。”

其二，如《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贞观十九年十月唐太宗回师渡辽泽“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

上述隋、唐两代东征中，进军途中多为夏历四月初。时辽泽之地，表土解冻，气候干燥，而下部冻土尚未化通，有一定承载能力，故可采取“布土为桥”。作法当在软泥上以布袋装土，逐次摆放，以形成如隋炀带渡辽泽时的“鱼梁大道”。在这样的道路上行走，所以要求“军不留行”，是防止由于人、马的通行震动，使新的“布土为桥”因失去承载能力而下沉。这是唐军出师途中大队人马迅速渡辽泽的成功尝试。

至唐军回师途中，再路经“辽泽”时，适逢农历冬深十月，这时的辽泽之地应已有薄冰履道。但下部并未封冻仍泥淖松软，故采取了“剪草填道”和“以车为梁”的办法。广阔的辽泽之地，秋冬有丛生的苇茅长成，割草填道，可就地取材既方便又适用。而“以车为梁”，是解决较深水段的应急措施，它与架浮桥有异曲同工之效。隋唐东征时古代渡辽泽的这些办法，时至今日，在紧急处理陆路交通沼泽地段的松软路基时，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措施，是中古时期东北亚陆路交通史值得记述之篇。

其三，所谓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阻于辽水，命工部尚书宇文恺于辽水西岸造浮桥三座”，仍是抢渡水深浪急之辽河的良策。由于辽水为辽泽中的干流，河宽水深，无法“布土为桥”和“以车为梁”。故隋军采取架浮桥，由西岸引渡东岸的办法。这种方法是古代交通技术上的又一创造，至少在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尚属第一次出现，对古今交通设施的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以浮桥跨渡辽河这条天然防线后，“马首山”（今首山）和“襄平城”（今辽阳）就在隋唐将士的控弦之下了。

（三）“唐寨馆”与马首山

隋唐东征时，由“中道”过辽泽渡后，过今黑山县“怀远镇”首抵太子河流域的“唐寨馆”，在宋曾公亮《武经总要》中记为辽阳西六十里的“唐叶（葉）馆”，应为以隋唐东征驻寨得名的“唐寨馆”之误。经1982年实地调查，应在今辽阳西南“唐马寨”。由唐马寨东北行25公里之“马首山”，即今辽宁省辽阳和鞍山之间的首山。从交通地理看，渡辽河以东唐马寨，抢占首山，是攻取辽阳即古“襄平”城的战略要领。从战国时秦将李信追燕太子丹，到汉末司马懿攻辽东公孙氏，历次征辽东，欲下“襄平城”无不如此。而由辽河东趋首山（马首山）之道，古今有必经之路。这条路走向为：先经辽水西今台安县东南“险渎”，次渡辽水东，再经今辽阳西南约30公里的太子河东岸唐马寨一带。该地据笔者20世纪80年代实地考察，至今仍有辽金古城，应是在“唐寨”上建的辽代“衍州”故地^[33]。“衍州”得名于古“衍水”即今太子河。过唐马寨然后渡太子河（古梁水）可直达辽阳。自此，隋唐时东征的“中道”即“怀远—辽泽—马首山”之道的东西经行路线，已逐一指证、昭然若揭。这是从汉唐以来，由辽西通往辽东的陆路交通干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