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岭—营州道

这条道路，是当时从唐朝首都长安到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再从营州经辽阳（安东都护）转到渤海的上京路线。其中唐都长安（今西安）作为中亚“丝绸之路”的中心，西出阳关连接“安西都护府”（今吐鲁番交河古城），东出洛阳、幽州、辽西营州，连接“安东都护府”，是横贯中亚和东北亚地区真正的万里“丝路”。据《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云：“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府，故汉襄平也……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74]营州（今朝阳）是唐朝经略东北诸蕃的重镇，又是唐朝平卢节度使的驻地。前考燕郡城即汉辽西郡，在今义县南七里河镇开州城村古城。“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这一辽西郡在今义县东南大凌河东岸的王民屯，汝罗城在今大凌河西岸^[75]，则汝罗城正与辽西郡隔大凌河东西相对。从营州经燕郡、汝罗东渡辽水，到安东都护府的道路即隋唐时代的南道^[76]。再自安东都护府（今辽阳）经古盖牟、新城、长岭府到渤海上京龙泉府。古盖牟前已知为当今沈阳陈相屯塔山山城^[77]。长岭府即今吉林省桦甸县苏密城。从山川地理形势以及渤海古城和历代交通路线来看，从今辽阳沿浑河东北行，过分水岭以后，再沿柳河、辉发河沿岸东北行，然后再沿牡丹江东北行，经旧国到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同见“朝贡道”图）。

营州道在“安史之乱”以前已是通往东北的主要交通道之一。其后由于“安史之乱”和契丹之兴起，营州道多次被阻，故多走“鸭绿朝贡道”即登州入海道这条水、陆交通道。因此，鸭绿朝贡道成为中后期渤海和唐朝来往的主要交通道。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当时的首都长安（今西安市），不但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世界上特别是东北亚诸国中的首屈都邑和著名的繁华城市。正如唐太宗诏令中说：“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78]在盛唐“海宇会同”的形势下，国内边疆各族的贡使和外国使者、商人往来不绝，唐朝的册封使和渤海的朝贡使就是通过这一系列朝贡道进行频繁的往来，并经辽东和渤海两路通向高丽、日本。

唐玄宗开元元年（713），特遣郎将崔忻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经登州渡海至辽东旅顺黄金山海岸，再转“鸭绿道”去渤海，并在其统治地区置忽汗州加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79]，并每岁遣使朝贡。归来在今辽东旅顺黄金山凿井以为记验。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到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唐派遣册封使达13次之多^[80]。渤海遣使朝贡者，玄宗时29次，大历时25次，建中、贞元间4次，元和时16次，长庆时4次，宝历时2次，太和、开成时12次，会昌时4次，咸通时3次。其间并“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81]，有些学生就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者亦有不少。开元二十六年（738）,“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许之”。由此可知，在唐代，中原文化已大量经此诸交通道辗转传入东北。

渤海和唐朝的贸易往来也是比较频繁的。前指唐在山东登州置“渤海馆”，专管渤海贸易，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82]。渤海向唐朝输出的有马、虎皮、海豹皮、熊皮、貂鼠皮以及人参、麝香等各种名贵药材。从唐朝输入的有帛、锦、绢、粟、金银器皿等。频繁的贸易往来，丰富了国内各族人民的生活，加速了各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渤海第十代宣王大仁秀（820—830）统一海北诸部以前，居住在今黑龙江下游的黑水靺鞨，以及居住在渤海北部和今乌苏里江东西一带的拂涅、铁利、越喜、虞娄等部，向唐朝进贡也经由渤海境内的朝贡道。所谓“黑水入唐，道由我（渤海）境”^[83]。不仅指黑水靺鞨的朝贡，其他“海北诸部”的朝贡，也经由渤海境内的朝唐道路。渤海王城“其北经德里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84]。德里镇（当今牡丹江下游）是渤海与黑水靺鞨来往必经之地。其路线当是从渤海王城沿今牡丹江北上到牡丹江口，然后沿松花江到黑龙江。如开元十三年（725），“渤海武王仁安六年（编者按：应为七年）正月，黑水靺鞨遣其将五郎子来贺正，且献方物，授将军，赐紫袍、金带、鱼带，放还蕃”^[85]。开元十六年（728），“其都督赐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仍以幽州都督为其押使，自此朝贡不绝”^[86]。其他如“拂涅，亦称大拂涅，开元、天宝间八来，献鲸睛、貂鼠、白兔皮；铁利，开元中六来；越喜，七来，贞元中一来；虞娄，贞观间再来，贞元一来。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87]。高度发展的唐代经济文化由朝贡道输入渤海以及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东西各地，对渤海以及东北靺鞨各部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其中由渤海上京龙泉府，再北行黑龙江流域的“黑水靺鞨道”，继承了汉晋之北行肃慎、挹娄诸交通道。迄今在黑龙江省牡丹江、松花江和黑龙江交汇的三江平原地区发现的大量从1世纪至七八世纪的古城址，即该地区的交通和社会发展的明证。